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是一部按義類分類編排的童蒙識字讀物，全書輯錄當時日常生活用語并加以注釋，堪稱全新的類義詞典。前輩學者如劉復、蔡元培、周祖謨等及日本學者慶谷壽信都曾有所關注。張涌泉教授主編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曾匯集前賢成果對此書加以校錄。總體而言以往的研究成果僅僅側重于敘錄和�？�，還談不上系統(tǒng)而全面的研究。本文首次從語言文字學角度對《俗務要名林》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和發(fā)掘，較之以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在語音方面，作者在描寫和比較基礎上分析了《俗務要名林》直音和反切的使用情況，并進一步對其中聲類、韻類以及聲調的分合作了全面分析，揭示了其在語音方面的特點輕重唇音分立、舌頭與舌上音基本分立、有濁音清化的跡象、東一冬不分、庚二與耕合并、庚三與清混用、止攝各韻混用、濁上變去現(xiàn)象才初露端倪等。既為該書的時代判斷提供了語言學上的佐證，又彰顯出其在漢語語音演變史上的重要價值。尤其是作者經過細密論證后指出，《俗務要名林》的語音面貌與張參《五經文字》相當接近，具有介于《經典釋文》和慧琳《一切經音義》之間的許多特點（例如聲母方面輕重唇已經分立、舌頭舌上基本分立、齒音保持精莊章三分、濁音清化初露端倪），這一結論符合語音事實，很有創(chuàng)見。其次，論文還揭示了通俗辭書《俗務要名林》所蘊含的西北方音性質，例如見群互注、止攝和遇攝互注、濁音與清音相通、流攝唇音字與遇攝唇音字同用、濁上變去等現(xiàn)象，對于探討中古及近代漢語語音史特別是西北方音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文字研究方面，論文在確定俗字標準的基礎上，運用漢字構形學的相關理論，通過對部分寫卷俗字現(xiàn)象的分析（如指出在S.617寫卷上1460個可辨識的詞目字中，有俗寫現(xiàn)象的達563個，占到了38.5％），重點對俗字的異構和異寫類型作了分析。準確地揭示了其俗寫程度高、形體變異任意性大、原因復雜、各類型之俗字數(shù)量不均衡等特點。在翔實統(tǒng)計的基礎上，論文還進一步揭示了異寫俗字（481例）比異構俗字（82例）多的原因異構可能改變漢字構形理據(jù)，進而會影響對字的形音義關系的理解，而異寫以不改變構形理據(jù)為前提，因此不會受到所記錄詞的音義關系的制約。作者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為全面了解唐代社會的實際語言文字生活狀況提供了真實的材料，其分析結論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唐代字樣學的政治學和文化學價值。
辭書編纂方面，論文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析并論述了該書據(jù)義分類和部類內義近相次的詞語排列原則、以單義項為主的義項設立模式、以解物釋名為主的名物詞訓釋方式和方法，進而歸納出詞義訓釋中訓語通俗、訓式靈活的總體特點，揭示了作為民間常用詞小詞典的《俗務要名林》在分類、收詞、注音、訓釋方面所體現(xiàn)的通俗性特色，彰顯了其在漢語辭書編纂史上的價值。
從文化學角度來看，作者從詞義類聚的視角梳理了《俗務要名林》所收錄的稱謂、居住、服飾、聚會、飲食等部類的文化詞語，緊密聯(lián)系民俗文化考釋相關詞語，展示出這些詞語所折射出的七世紀前后敦煌地區(qū)的社會文化風貌。作者對《男服部》《女服部》服飾類名物詞語的考證多有創(chuàng)獲。
高天霞博士自2010年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開始，立志從事敦煌文獻語言的研究，在讀期間心無旁騖，孜孜以求，志存高遠。她的論文從選題到寫作一氣呵成，可謂舉重若輕。論文對《俗務要名林》作了全面而徹底的清查，可以說沒有留下任何死角。正因為如此，在不虞之譽的同時，難免帶來求全之毀。當時外審專家和答辯專家在高度評價的同時建議精簡篇幅，讓亮點更為凸顯。這次有幸入選清華語言學博士叢書第四輯之后，作者參照專家意見和出版社的要求，從核心內容的形式與結構兩方面做了大刀闊斧的提煉和深化，凝練了內容，突出了創(chuàng)新點。比如新整合增加的第六章《俗務要名林》詞語箋疏就將原稿中散見于全書的作者在寫卷�？焙驮~語考校方面的新見集中展現(xiàn)了出來。將原第六章從《俗務要名林》詞匯看唐代社會文化修改為《俗務要名林》的社會文化價值，并大幅度精簡內容后整合到《俗務要名林》的價值之下作為一小節(jié)，使其名實相副，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
雖說敦煌文獻研究方面才人輩出，碩果累累，但總體而言，從語言學角度的研究成果遠遠遜色于其他各個領域的研究。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經過反復打磨的高天霞博士的學位論文是近年來對敦煌文獻從語言學角度系統(tǒng)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優(yōu)秀成果。希望她以此為起點，登堂入室，腳踏實地勇攀學術高峰。

雷漢卿
2017.2.11日元宵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