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美國新批評家克林思·布魯克斯的詩學為研究對象,對其文學理論及整個批評實踐進行全面的梳理與探討。本書將在新批評及現(xiàn)當代世界文藝理論思潮的背景下,對布魯克斯詩學進行全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比較研究,以準確把握布魯克斯文藝理論與批評實踐的全貌,揭示其對世界、尤其是當下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批評實踐及教育教學的意義與價值,并對其進行反思。
本書對美國新批評家克林思·布魯克斯的詩學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研究。他相信在科學與技術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代,文學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受亞里士多德、柯勒律治、瑞恰慈與艾略特等人的影響,布魯克斯致力于建構一套由有機體、悖論、反諷、張力和隱喻等術語構成的詩歌、戲劇和小說的批評體系與評價標準。其精英主義立場的詩學影響深遠,對當下后現(xiàn)代主義的眾聲喧嘩是一種強有力的反動。
本書以美國新批評家克林思·布魯克斯的詩學為研究對象,對其文學理論及整個批評實踐進行全面的梳理與探討。本書將在新批評及現(xiàn)當代世界文藝理論思潮的背景下,對布魯克斯詩學進行全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的比較研究,以準確把握布魯克斯文藝理論與批評實踐的全貌,揭示其對世界,尤其是當下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批評實踐及教育教學的意義與價值,并對其進行反思。
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布魯克斯詩學的主要理念,從詩歌的有機體概念作為悖論的詩歌語言和隱喻:詩歌語言的本質三方面闡述布魯克斯詩學。
詩歌的有機體概念是布魯克斯詩學的邏輯起點,表明其對詩歌統(tǒng)一性的強調。
作為悖論的詩歌語言一節(jié),首先辨析了布魯克斯理論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反諷、悖論、巧智和張力等術語之間的關系。布魯克斯認為,巧智是對特定情境可能采取不同態(tài)度的一種意識;悖論是將某一情境的傳統(tǒng)觀念與更具包容性的觀點進行對比的一種策略;反諷是通過限定從而對態(tài)度進行定義的一種策略。悖論處理完整的陳述,而反諷相關聯(lián)的議題不一定要用陳述的形式,反諷對比的元素不限,可能是簡單的意象、詞語或孤立的概念。在悖論中,有一個定義好的預設,有一個陳述反對另一個陳述的對立的陳述結構,涉及尖銳的對比和明顯的矛盾。而布魯克斯在文學作品中發(fā)現(xiàn)的各種類型的反諷,對比程度有差異,其對立性是相對的。布魯克斯有時把悖論與反諷互換使用,但是,當希望挑出詩歌中個別的詞語或對象時,他傾向于使用反諷這一術語。
張力是反諷的一種心理功能,是思想意識到概念的相反方面和對言外之意的覺察,是運行中的反諷,是反諷的動態(tài)品質。反諷是支配者或調節(jié)者,以調和、平衡張力。在布魯克斯的詩歌批評中,至少可歸納出十四種反諷類型,包括想象力自身的悖論或反諷,個體的反諷,寓言反諷,奇趣反諷,雙關語反諷,巧智和莊重反諷,克制敘述反諷,浪漫反諷,諷刺反諷,嘲笑反諷,邏輯反諷或反諷邏輯,牧歌式反諷,時間反諷和宗教反諷。
布魯克斯相信,詩歌語言是悖論語言,甚至在那些看起來直接而簡單的地方,也充滿了反諷、悖論和含混。
布魯克斯認為詩歌的本質是隱喻。隱喻是類比而非邏輯,隱喻的天性是間接、迂回地陳述所蘊含的真理。隱喻創(chuàng)造對立面的融合,使對立面協(xié)調;隱喻不僅是間接的,而且是功能性與結構性的,賦予詩歌生命與形式。詩人的創(chuàng)新并非依賴創(chuàng)造新詞,而是使用靈巧、獨創(chuàng)性的隱喻,給舊詞注入新生命。通過反諷、悖論和隱喻的使用,詩人賦予語言以新的維度。
第二章布魯克斯詩學的實踐運用,主要論述布魯克斯詩學在詩歌批評、戲劇批評、小說批評及教學實踐等方面的運用。
布魯克斯在詩歌批評上的成功,主要反映在運用有機體、悖論、反諷等概念對英語世界傳統(tǒng)詩歌與現(xiàn)代詩歌的評論上。布魯克斯在詩歌批評實踐上有時也借助傳記、歷史、社會學等外部因素,但始終將注意力集中在詩歌的文本上。通過細讀從莎士比亞到艾略特等人的詩歌,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悖論、反諷和含混的傳統(tǒng)持續(xù)地影響了從古代到現(xiàn)代彼此不同的詩人,從而得出所有時代的詩歌本質上是一體的結論。
布魯克斯認為戲劇是完全建立在對話上的文學形式,與小說之間的差異較大,而與詩歌之間的差異較;在理想狀態(tài)下,戲劇和詩歌可以融為一體。在戲劇批評中,布魯克斯堅持認為戲劇具有等級,悲劇高于喜。槐瘎≈魅斯仨毦哂兄鲃佣窢幍男袨榕c力量;堅持對理性主義進行批判;堅持像批評詩歌一樣批評戲劇,在戲劇中尋找雙關、悖論、意象、象征與反諷等。他認為最優(yōu)秀的戲劇是使用詩歌語言寫成的,現(xiàn)代戲劇比不上古代的詩劇。這一觀點明顯有失偏頗。他認為戲劇的根本在于劇本,這一觀點對現(xiàn)代戲劇偏離戲劇本身、墮入商業(yè)主義的亂象進行了有力的反撥。但是,對舞臺表演的否定,導致他在批評現(xiàn)代戲劇時出現(xiàn)偏差,與其一貫的詩學主張相悖。
布魯克斯在小說批評,尤其是在對?思{小說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認為小說批評與詩歌、戲劇批評之間沒有本質性的區(qū)別。在小說批評中,他依然保持對反諷、悖論與象征等文字技巧的強調,并認為小說是一個有機體,應該獨立于社會生活與政治宣傳,反對浪漫的感傷主義。當然,在小說批評中,他也注重對歷史與地理環(huán)境的考慮,注重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及其全部作品對特定小說的影響,重視讀者的作用,這反映了他對新批評的非歷史主義與反對生平傳記式批評的文本中心主義的一種修訂。然而,布魯克斯主張對小說進行細讀,從邏輯上來講存在困難;其批評模式最終可能會與哲學糾纏不清;為了應對一元論的指責,他可能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文化批評。
布魯克斯認為,教師的作用很簡單,就是教導學生如何閱讀。教師首先要讓學生明白,文學研究是對文學自身性能的一種研究,不能與科學或宗教相混淆。他認為文學史與批評不應該分離,所以文學教師應該同時是歷史學家與批評家。此外,教師應將文學的作用傳達給學生。他的這種觀點,對現(xiàn)在的文學教學仍然有啟示作用。
第三章布魯克斯詩學的淵源,論述布魯克斯詩學是在反對美國批評界的浪漫主義及印象主義傾向的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其理論主要源自亞里士多德、柯勒律治、瑞恰慈、T.S.艾略特等人?吕章芍握J為想象力可以統(tǒng)一有限與無限,在某種程度上,反諷能捕捉一些神秘的、超自然的元素。布魯克斯的反諷、悖論概念是柯勒律治多樣性統(tǒng)一思想的重新演繹。布魯克斯對瑞恰慈的反諷學說非常贊賞,并加以發(fā)揮,把反諷當作是評判詩歌的主要標準。他接受瑞恰慈詩歌陳述是偽陳述的觀點,同時,摒棄瑞恰慈的心理學詞語,認為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詩篇本身的文字、主旨、主題、比喻與象征等上面。艾略特的無個性理論、對立情感和諧、感受力分化、傳統(tǒng)觀等批評理論影響了布魯克斯。布魯克斯強烈反對詩歌釋義,稱其為邪說,與艾略特反對解釋詩歌一脈相承,而且比艾略特的態(tài)度更激進。
當然,布魯克斯詩學在某種程度上還可能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可能通過三種路線對其產生影響:一是在對歐美產生影響的大環(huán)境下,道家思想影響了布魯克斯,使其悖論理論打上道家思想的烙;二是通過瑞恰慈等人的傳播,儒家的中庸思想影響了布魯克斯,使其在反諷與詩歌有機體理論,文本與作者、讀者及歷史之間的關系,詩歌中的情與理等一系列詩學問題上較為溫和與包容;三是通過龐德、艾略特等人的傳遞,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觀念影響了布魯克斯,使其崇尚客觀描述,反對浪漫主義的濫情風格。
第四章布魯克斯詩學在西方的影響,主要論述布魯克斯詩學在美國和歐洲的影響,包括布魯克斯和歐美當代一些批評家的相互批評。他被譽為批評家的批評家,當然也有人指責他是批評的一元論者。但無論如何,其在西方的影響極為深遠。
第五章布魯克斯詩學在中國的影響,主要論述布魯克斯詩學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及研究,對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的影響,對中國教育、教學的影響,以及中國學界對布魯克斯詩學的誤讀。
布魯克斯詩學對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可能集中體現(xiàn)在反諷這一關鍵詞上。中國許多作家運用反諷手法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批評家運用反諷、悖論等理論批評中外文學作品。對中國的文學教育、教學方面的影響,則突出表現(xiàn)在細讀的教學理念及實踐上。中國一些學者與教師受其影響,重視以文本細讀和分析為主的教學模式。
當然,中國學界對布魯克斯詩學的譯介及理解仍存在諸多誤讀,如指責其為非歷史主義、形式主義、反浪漫主義等,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澄清。
第六章對布魯克斯詩學的反思,將布魯克斯詩學與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詩學進行比較研究,以進一步剖析布魯克斯詩學的本質。
布魯克斯與尤里·特尼亞諾夫一般被認為同屬形式主義陣營,但兩人的理論有很大的差異。除產生背景不同之外,兩人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語言觀。布魯克斯對語言的歷史不太重視;將詩歌語言與科學語言二分;解釋詩歌時以情境為參考框架;重語義分析;認為詩歌是時空中的客體。而特尼亞諾夫認為語言天生具有歷史屬性,與歷史是統(tǒng)一的;詩歌語言與科學語言統(tǒng)一;解釋詩歌的參考框架以語言的邏輯為主;詩歌分析重在韻律與節(jié)奏;詩歌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這表明,布魯克斯與俄國形式主義的異質性要大于類同性。
布魯克斯并不反對馬克思主義詩學,他只是反對將其機械化與庸俗化,反對簡單的社會決定論,反對把文學單純地當作社會資料的記錄、社會真相的揭發(fā)、社會計劃的藍圖、宣傳黨八股的工具,反對不關注文學性。他的詩學與馬克思主義詩學有諸多相契之處,如都反對濫情主義、唯心主義和資本主義,承認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功利與審美的辯證關系。在對待文學與歷史、社會現(xiàn)實、作者、讀者的關系上,兩者的觀點也有相合之處。
布魯克斯詩學與文化研究、意識形態(tài)的距離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么遠。布魯克斯的詩學是其作為美國南方批評家的一員,于社會政治追求受挫后,在文學上的一種抵抗行為與姿態(tài)。布魯克斯美國南方社會的生活背景、審美趣味和宗教信仰,都使其反感科學、反感工業(yè)化進程。他留戀的是南方種植園、或者說至少是南方農業(yè)文明。在他看來,民主社會在政治上或許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在文化上卻常常伴隨著一種言人人殊的混亂,導致相對主義和個人主義盛行。他認為社會需要思想的貴族、學術的權威與技術的專家,呼吁抵制流俗,在文學藝術上承認權威、樹立典范。他認為,對同一作品的評價,文化藝術修養(yǎng)高的人的意見相對來說要更值得重視,也更正確。也就是說,大學教授的意見要比普通讀者的見解更深刻。
因此,布魯克斯詩學本質上是一種精英主義。它致力于構建一套高雅、精致的,由結構、有機體、悖論、反諷、張力和隱喻等術語構成的文學評價體系和標準。
結語部分總結布魯克斯詩學對中國當下文論構建與批評實踐的啟示與意義。布魯克斯警告文學批評不能放棄對作品優(yōu)劣的評判,否則勢必導致相對主義,使文學走向毀滅。在眾聲喧嘩的網(wǎng)絡化時代,有必要重申布魯克斯詩學的精英立場,建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權威的文學評價標準,以彰明文學藝術的前進方向,捍衛(wèi)人文學科的人文精神。
付飛亮(1977),江西臨川人。四川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文化傳媒博士后,F(xiàn)為西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項、重慶市社科規(guī)劃項目1項;已出版專著《變異學視野下西方電影中的亞文化》;在《文藝理論研究》《國外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等刊物發(fā)表論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