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無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長日將盡》譯后記

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2月8日 ）因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發(fā)掘了隱藏在我們與世界聯(lián)系的幻覺之下的深淵而榮獲二〇一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并進而明確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三個關(guān)鍵詞是時間、記憶與自我欺騙。想來，石黑本人對此應該也是非常認可的，因為他在訪談中談到自己創(chuàng)作的要點時，就說過：我基本上就是依賴回憶�！堕L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榮獲一九八九年度的布克獎，真正奠定了他國際一流作家的地位，這部小說與之前的兩部長篇《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和《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的的確確全篇都是以主人公的回憶展開和構(gòu)成的。以第一人稱回憶過去、講述奇遇、敷演故事甚至說三道四可以說是長篇小說這一體裁最傳統(tǒng)也最常用的一種敘事策略，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也稱為上帝視角）敘事分庭抗禮，共為長篇小說敘事方式的兩大宗派。相較于第三人稱敘事，采用第一人稱的好處在于容易獲得讀者的共鳴，讀者很容易就會與敘述者的價值觀產(chǎn)生認同，直至在情感上都會與主人公同悲同喜。但這僅限于可靠的敘述者，在敘述者是可靠的情況下，敘述者的情感傾向和價值判斷與作者或者說體現(xiàn)在作品中的整體傾向是一致的，讀者可以大體上將敘述者的聲音等同于作者的聲音，現(xiàn)代主義興起之前的小說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典型的如維多利亞時代長篇小說繁榮期的眾多作品，像狄更斯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等�，F(xiàn)代主義興起之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說藝術(shù)就集中在對敘事角度的強調(diào)上，與此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敘述者的聲音首次變得不那么可靠起來。詹姆斯故意選擇感知視角、理解能力受到限制的敘述者，典型的比如說孩子，用這種受限的視角去觀察，用這種尚不能完全理解敘述對象的聲音去講述，由此就會造成敘述者講述的內(nèi)容與成熟的讀者實際感受到的內(nèi)涵之間的一種微妙的、巨大的偏差，這種有意味的偏差對于讀者所造成的審美和情感的沖擊是極大的。美國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敘事學名著《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種首次對所謂不可靠的敘述進行了命名和論述：當敘述者的言行與作品的范式（即隱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時，敘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

《長日將盡》的第一人稱敘述就是典型的不可靠敘述。如果說亨利詹姆斯的不可靠敘述源于敘述者觀察和理解能力方面的受限，石黑一雄的不可靠敘述則是由于敘述者自身的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堕L日將盡》的情節(jié)是由英國豪門巨族達林頓府的管家史蒂文斯獨自駕車前往西南部六天行程中的回憶所構(gòu)成的。史蒂文斯為達林頓勛爵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時間，親眼見證了達林頓府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期間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在這個時期，這個顯赫的貴族府第實際上成為對于整個大英帝國的大政方針尤其外交政策起到巨大影響的權(quán)力中樞，這世界就是個輪子，以這些豪門巨宅為軸心而轉(zhuǎn)動，通過達林頓勛爵，納粹德國的駐英大使里賓特洛甫先生幾乎可以完全繞過我們的外交部門，直接接觸到我們的最高層。但在二戰(zhàn)以后，由于達林頓勛爵在戰(zhàn)前一直奉行不光彩的親納粹政策，達林頓府盛極而衰，已經(jīng)由世界的軸心淪落到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境況。在爵爺也身敗名裂、郁郁而終（小說暗示爵爺是自殺身亡）之后，連達林頓府都已轉(zhuǎn)手賣給了美國商人法拉戴先生，達林頓府作為世襲貴族達林頓家族的祖產(chǎn)，在世代相傳以后終于為外姓而且是外國人所有了。在達林頓府的全盛時期，身為管家史蒂文斯手下有三十幾個全職員工供他差遣，而在此時，府里的員工加上他這個大管家也就只剩下了四個人，宅第的相當一部分已經(jīng)關(guān)閉起來，不再使用。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好意地主動提出讓史蒂文斯駕車外出去休個假，汽油費由他來負擔；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府里現(xiàn)在的人手實在是捉襟見肘，史蒂文斯就想力促三十年前共事過的女管家肯頓小姐重返達林頓府任職，由此即可一舉解決府里人手不夠的難題，所以想借此休假機會順道前往肯頓小姐的住處親自勸她重新出山，結(jié)果卻無功而返�！堕L日將盡》這部小說寫的就是史蒂文斯這六天駕車出游的沿途見聞，更主要的是對于過去他這大半輩子管家生涯的斷續(xù)回憶與思考。 那么他都回憶和思考了些什么？我們?yōu)槭裁从终f他的敘述是不可靠的？他為什么要有意無意地躲閃和回避？他躲閃和回避的又是什么呢？干了大半輩子職業(yè)管家的史蒂文斯，他回憶和思考的一個最為重要問題就是：怎樣才能算得上是個偉大的管家？一個偉大的管家與一個極有能力的管家的本質(zhì)區(qū)別又在哪里？史蒂文斯認為就在于他是否擁有一種尊嚴。那么這種尊嚴到底又是一種什么東西，它具體的內(nèi)涵應該如何表述？史蒂文斯在經(jīng)過一番深入的思考，并以自己的父親管家生涯中的實際言行作為實例，得出結(jié)論說：尊嚴云云，其至關(guān)緊要的一點即在于一位管家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堅守其職業(yè)生命的能力；偉大的管家之所以偉大，是由于他們能夠化入他們的職業(yè)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身為管二代，史蒂文斯還進而還將他們這代管家與以他父親為代表的上一代管家在價值觀上的不同做了一番比較，他認為老一輩更關(guān)心的是雇主是否是有封號的世家貴族，而他們這一代更關(guān)心的則是雇主的道德地位，他們更加理想主義，更希望效力于那些為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的士紳：這個世界是個輪子，以那些豪門巨族為軸心轉(zhuǎn)動，而他們這些有理想的管家莫不以盡可能地靠近這個軸心為志向，他們這個職業(yè)的終極價值就體現(xiàn)在為那些肩負著當代文明大任的偉大士紳們服務，如果，也只有做到了這一點，你才可以被稱為一位偉大的管家：一個偉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種人：他在指點自己多年的服務生涯時能夠自豪地說，他已經(jīng)將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務一位偉大的紳士了而通過這樣的一位紳士，他也等于是服務了全人類。

那么史蒂文斯為之而效力了三十多年的達林頓勛爵，他是否居于這個世界的軸心位置，他是否是位偉大的士紳，他的作為是否促進了人類的進步呢？達林頓勛爵當然居于這個世界的軸心，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話說：是我們這代人最先認識到了前幾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個事實：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決定事實上并不是在公共議事廳里，或者在會期只有寥寥數(shù)日又完全置于公眾和新聞界關(guān)注之下的某個國際會議上做出的。更多的情況下，那些關(guān)鍵性的決定反倒是在國內(nèi)那些隱秘而又幽靜的豪宅里經(jīng)過討論、進行權(quán)衡后做出的。小說中集中描寫過在達林頓府召開的兩次會議（外加無數(shù)不宜公開的密談）：一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召開的國際會議，達林頓勛爵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高級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職人員、退役的軍方士紳、作家與思想家共二十幾位正式代表參加；還有一次規(guī)模雖沒有這么盛大，卻直接邀請到包括納粹德國駐英大使與英國首相在內(nèi)的最高級別的官員到達林頓府進行密談。正如史蒂文斯和肯頓小姐之間的那段對話所顯示的那樣：史蒂文斯向肯頓小姐抱歉說他實在太忙，沒時間詳細探問她跟他的求婚者會面的結(jié)果，因為具有全球性重要意義的事件此時就正在府內(nèi)進行當中呢，而肯頓小姐則回答：府里又何曾發(fā)生過不重要的事呢，史蒂文斯先生？那么達林頓勛爵是否是位偉大的士紳呢？他的作為是否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呢？用史蒂文斯自己的話說：無論近年來對達林頓勛爵的功過如何評說……我都該為爵爺說句公道話：他本質(zhì)上是個真正的好人，一個徹頭徹尾的紳士，時至今日，我都為自己能將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為這樣一個人服務上而深感自豪。達林頓勛爵參加過一戰(zhàn)，對陣的敵人是德國，但他出于紳士的原則和本能，對于已經(jīng)敗北的敵人就自然會表現(xiàn)出慷慨和友善。加之戰(zhàn)后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的確對于德國有諸多不公開的條款，這就激起了達林頓勛爵的同情和義憤，尤其是在他的一位德國摯友自殺之后，他開始致力于為德國爭取平等的國際權(quán)益，一九二三年的那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專門為此而召開的�？梢哉f到此為止，達林頓勛爵的所作所為是完全正當?shù)�。但在納粹政權(quán)上臺以后，德國已經(jīng)從之前的犧牲者一變而成咄咄逼人的侵略者，達林頓勛爵卻仍舊秉持之前的親德、挺德立場，執(zhí)迷不悟，終至于成為納粹德國的幫兇。如果說一九二三的那次會議還是完全正當?shù)模�那么到一九三六年他一手安排納粹德國的駐英大使與英國首相到達林頓府密談，甚至想促成英王在那個時候親訪德國，與希特勒會談，用勛爵的教子的話說就是：在過去這幾年當中，爵爺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本國為他搖旗吶喊，助他實施其宣傳詭計最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而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居然正是因為勛爵是位真正的紳士，因為他為人真誠，品德高尚。所以答案是：達林頓勛爵確實是位品德高尚的紳士，但他卻并沒有成為一位偉大的紳士，他非但未能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反而淪落為納粹的棋子和幫兇。這也就可以解釋史蒂文斯的回憶為什么會躲躲閃閃、避重就輕，甚至自我欺騙了。表面看來，史蒂文斯的遣詞造句非常正式、規(guī)范，面面俱到而又謹小慎微，恰合他大半輩子的管家身份，但表面上滴水不漏的敘述當中，暗底里卻有潛流涌動，甚至暗潮洶涌。他一方面說他們這代管家有著理想主義的追求，良禽擇木而棲，要選擇真正偉大的紳士為其服務，在助其促進全人類的福祉中實現(xiàn)自己的職業(yè)價值，成為偉大的管家；另一方面在勛爵的教子小卡迪納爾明確向他指出勛爵已成為納粹的棋子和幫兇以后，他又采取鴕鳥政策，故意視而不見，并且為自己找借口，說像他們這樣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理解當今的國際大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信賴他們已經(jīng)認定是既明智又可敬的那位雇主，將全副精力奉獻于為他提供最好的服務上。他一方面堅稱達林頓勛爵是位偉大的紳士，他為自己將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為這樣一個人服務上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卻又在兩次截然不同地場合有意地回避他是否曾為達林頓勛爵服務的話題，甚至不惜矢口否認。他一方面義憤填膺地為爵爺聲辯，說人們攻擊爵爺是個排猶主義者絕對是卑鄙齷齪的無恥讕言，一方面又因為奉爵爺之命開除了兩個猶太女仆而難以釋懷，幾成心病……這種前后不一，甚至完全矛盾的表述實在是太多了，而其根源則在于達林頓勛爵并非如他所愿意相信的那般完美，但正視這一點就等于抹殺了他三十年來鞠躬盡瘁地工作的意義，乃至于把他整個人生的意義也都一筆抹殺了，而這是他絕對無法面對的殘酷真相。達林頓勛爵具有真正的紳士精神，秉持Noblesse oblige（位高則任重）的道義責任，在一戰(zhàn)后為明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戰(zhàn)敗國德國鳴不平，并且不限于道義上的支持，勇于行動，以殫精竭慮的實際作為運籌帷幄，奔走呼號，其精神何等高尚，其行為何等高貴。在為德國爭取平等待遇的那次國際會議上，勛爵曾跟美國的政客劉易斯先生有過一次正面的交鋒，劉易斯先生說他們憑借自己高貴的精神治國理政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現(xiàn)在的國際事務需要專業(yè)人士來掌管，他們都是外行，他們根本就搞不清狀況，僅憑著美好的愿望只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勛爵則反駁說他所謂的專業(yè)精神無非是通過欺騙和操縱來為所欲為，是依照自己的貪欲和利益來排定輕重緩急，而他所謂的外行，他更愿意稱之為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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