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納博科夫收到哈佛大學的講學邀請,專門花時間編寫了關于《堂吉訶德》的講稿,作為哈佛通識課程人文學科二的講授內容,討論小說發(fā)展的起點。該門課程的講稿經(jīng)過資料匯總、編輯整理后出版,名為《<堂吉訶德>講稿》,與《文學講稿》和《俄羅斯文學講稿》一同構成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三種。
有人將《堂吉訶德》贊為有史以來寫下的*杰出的小說,創(chuàng)造了文學史上經(jīng)典不衰的人物形象飽受身體與精神雙重折磨的堂吉訶德和他粗俗滑稽的扈從桑丘潘沙。在作者塞萬提斯的筆下,他們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劇。塞萬提斯毫不畏懼地對神職人員加以嘲弄,結合當時西班牙宗教法庭和政治壓迫的歷史背景,小說的幽默中包含了哲學的洞悉和真正的人性的深度。
然而,在納博科夫看來,以上都是胡說八道。
納博科夫認為,《堂吉訶德》是一部十分原始粗糙的小說,屬于流浪漢和無賴的冒險故事一類,結構松散、雜亂無章!短眉X德》的*部和第二部并不連貫,前后情節(jié)多有出入,可見塞萬提斯在創(chuàng)作時的隨意。與作者同時代的讀者常常會因為小說中的段子如蠢驢、受折磨的動物、流血的鼻子等笑破肚皮,但對于現(xiàn)代的讀者來說,這部書是有史以來寫下的*難以容忍、*缺乏人性的書之一。此外,作者也沾染了他那個時代大多數(shù)的錯誤和偏見他容忍宗教法庭,贊同對異教徒的殘殺。
但是不管怎么說,塞萬提斯的天賦才能拯救了這部小說,他擁有一個藝術家的直覺,成功地將小說中不連貫的部分組合在一起,并且在創(chuàng)作他可憐的主人公的時候,他的藝術超越了他的偏見。堂吉訶德的形象經(jīng)歷了漫長的蛻變,從一開始討人厭的鄉(xiāng)紳吉賈諾老爺,到伸張正義的瘋子騎士堂吉訶德,到*后幡然醒悟的善人吉賈諾,這個善良的騎士脫離了原作和他的祖國,游歷世界,穿越了人類思想的叢林與凍原,成了溫和、可憐、無私、豪俠的代表。
[美]弗萊德森
鮑爾斯
一九四○年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來到美國,要在這個國家開始他的新生活的時候,根據(jù)他自己的說法,隨身帶來了為他要面對的教學生涯做準備的不少講稿。但是,關于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的本系列講稿卻是專門花時間編寫的,因為當時他向學校請假已經(jīng)獲得批準,從康奈爾大學的常規(guī)教學任務中脫出身來,以便能夠接受哈佛大學的邀請,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學年的春季學期作訪問講學。
大約五年前開始實施的哈佛通識教育課程中,有人文學科一和人文學科二,第一學期教授史詩,由古典文學研究家小約翰 H.芬萊擔任,第二學期教授小說,由哈理列文教授擔任。兩位教授對制訂通識教育計劃都非常有影響,而且教育計劃中的人文學科一、二已經(jīng)成為樣板課程。而列文教授間或還須承擔其他系科的工作,這樣一來人文學科二就要由別人來代勞了。I. A.理查德、桑頓懷爾德,以及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三人根據(jù)各人情況的許可就來替列文教授講課。根據(jù)列文教授的回憶,他在與納博科夫談及要講授的作品時,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堂吉訶德》是討論小說發(fā)展的合乎邏輯的起點。納博科夫當時非常同意這一觀點,以至于他立即著手編寫專門為這一課程準備的一系列塞萬提斯講稿,并打算在這一課程結束之后再接著講授他已經(jīng)準備好的關于狄更斯、果戈理、福樓拜和托爾斯泰的康奈爾大學講稿。但是并沒有保存下來的證據(jù)可以表明后來納博科夫回到康奈爾大學也講授過塞萬提斯。
在哈佛擔任的課程以及新的塞萬提斯講稿,納博科夫都是格外用心地準備的。似乎他的第一個行動應該是將整部作品各章的詳細梗概寫下來。由于他的教學方法是要大量引用所討論的作者的原文,因此,這個梗概就包括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敘述,一部分是抄錄的或加注的引文,兩個部分都插入了他自己對于情節(jié)、對話、人物以及主題的許多評論。他采用的版本是撒彌爾
普特南的《堂吉訶德》英譯本,一九四九年維京出版社出版,后來蘭登書屋在現(xiàn)代書庫叢書中重印。手稿里的參照頁碼幾乎都是根據(jù)這個版本編寫的(這個版本切不可與維京便攜版節(jié)選本混淆,這是納博科夫特別關照他的學生的)。不過,他指出,英國企鵝圖書一九五○年出版的J. M.科恩的英譯《堂吉訶德》平裝本倒還差強人意。
納博科夫用來編寫筆記和講稿的那一冊普特南譯本沒有保存下來,但是他的企鵝版平裝本由納博科夫家人保存著。這冊書的許多段落旁的空白處都有鉛筆畫的線,但是讓人感到失望的是,書上只有一兩個字的批注,如第一卷第九章的疑問勝利?失敗?,又如第二部第三十章公爵主線開始。這一資料并不能明確地表示這冊書是否真是納博科夫的教學用書(他在講稿里按照普特南版本頁碼標出的引文或許有誤):不過幸運的是由于這冊書上全然沒有評注,因此這件事本身也就無關緊要,對編者也毫無用處。
故事與解說部分本書編排時放在六個正式講稿之后,它是納博科夫原來給小說寫的梗概,當時抄錄下來并打字,其格式則是方便必要時查考。在納博科夫采用編寫故事與解說的手法徹底地熟悉了小說之后,他開始第一次嘗試講稿本身的積極準備。因此,這部手稿的存在表明他最初是構思過一個敘述方法,即是在勝利與失敗這一主線的基礎上來分析《堂吉訶德》的結構。這部手稿提供的依據(jù)進一步證實,關于這樣一個講稿的系列他曾經(jīng)寫下一個相當詳細的初稿。
他在準備這一研究的時候,從原先已經(jīng)打好字的故事與解說中抽出許多頁內容,并且把事件先后次序作了相當大的改動以便與新的中心主線相一致。詳述、擴充、更加具體的評論這些手寫稿,與重新編排的打字稿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已經(jīng)定下來的勝利與失敗主線的討論。只是到了后來,在這一稿完成之后,本書六個講稿所包含的更加多樣的主線題目才在他的想象中形成,這一結構上的考慮,既優(yōu)于他原先按時間先后次序研究的筆記,也優(yōu)于作為敘述出發(fā)點的單純互相對立的勝利與失敗。
而這六篇講稿的定稿,即當時在課堂上用的、現(xiàn)在放在六個講稿夾子里的講稿,納博科夫又曾經(jīng)改寫,加入了因為他需要這些材料從勝利與失敗草稿中抽出的許多內容,以及又從故事與解說筆記原稿中抽出的材料,擴充了他的新講稿。他刪除了已經(jīng)打好字但是不準備用的材料,然后把這些材料并入他的最后的手稿。第六章,論勝利與失敗,后來根據(jù)新格式推倒重寫。大約只有四十幾頁,即原故事與解說筆記的五分之一,單獨放在一個夾子里,既沒有用到草稿里,也沒有用到最后的講稿中。為了按照本書的需要重新編排原有的故事與解說的筆記,已經(jīng)打好字的材料(可以根據(jù)頁碼來辨認)又從已經(jīng)丟棄的勝利與失敗草稿手稿中找回,手稿中的手抄部分因內容切合而加進講稿,或插進故事與解說中。六篇講稿的手稿中還部分地利用了另外一些內容以便重新使用那些已經(jīng)打好字的材料,這些材料是納博科夫在最后的手稿中插入他所需要的東西之后舍棄的。這個故事與解說的散落的內容于是就這樣收集起來,與棄置的四十頁左右未曾用過的原稿放在一起,便成了現(xiàn)在的故事與解說部分,整個內容僅少數(shù)幾頁殘缺。
這一部分原稿的重新編排造成了評論與六篇講稿前已引用的內容有一定程度的重復:這樣的材料現(xiàn)在都已刪去,因此,在故事與解說部分凡是涉及同樣內容的地方,都是屬于講稿中的話題的擴充或者融合性質的。編者對材料作必要的編輯的時候,插進了許多的過渡段落,連接那些對納博科夫來說僅僅是提示可能要加以詳細闡述的引文;此外,許多引文都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趣味而加以擴充,而且還新增了幾條引文,以饗讀者。為了彌補殘缺的幾頁內容,編者插入了有限數(shù)量的故事梗概,以保持文章的連續(xù)性。
保存的手稿包括納博科夫當初的六個講稿夾子,每一個夾子裝一個講稿,其中偶爾還夾有幾張散頁筆記,應該認為是起初積累的背景材料。(這些筆記大多已經(jīng)盡量用到講稿正文里去了。)這一系列講稿各篇篇幅有明顯的差異,這一情況的存在,其部分原因是他在正文中畫上警示的括號任意決定內容的取舍(因為納博科夫對于宣讀講稿的時間安排是一絲不茍的)。此外,由于每一篇講稿在課堂上所需時間的長短是相同的,因此講稿張數(shù)的多少之所以變化很大,部分原因是他可能只是有限地使用(也許一頁中只用幾句話)最后定稿中要采用的最初編寫的那些材料。除了從講稿勝利與失敗形式的初稿中抽出的打字稿散頁之外,最后定稿的講稿都是納博科夫的手跡。當然,許多這些初稿的散頁都是他在最初系統(tǒng)地研究這部小說時寫下的原始摘要的打字稿。第一篇講稿大約有二十頁;第二篇三十頁;第三篇篇幅增大到七十一頁;第四篇縮短到二十九頁;第五篇增加到三十一頁;第六篇最后一稿,包括結束語,大約五十頁。除了主要代表實際講課的這些講稿,整個研究資料還包括大約一百七十五頁棄置的梗概、散頁,以及一個講稿夾子,內有十五頁關于阿維蘭尼達①的偽作《堂吉訶德第二卷》的非常粗略的筆記。
編輯中所遇到的問題隨后發(fā)生轉化,我們試圖要極大程度地展示納博科夫對于《堂吉訶德》的了解,連同他的評論,規(guī)模則要比他所局限的六個課堂講稿強行規(guī)定的范圍大得多。那些的確不需要的材料納博科夫會在講稿上面徹底刪除,一點都無法辨認刪除的是什么內容。但是他也有根據(jù)時間的許可與否,將課堂上可能會讀或可能不會讀的材料放在括號里的習慣,用去的時間分鐘數(shù)常常會在空白處旁注里標明。此外,在使用他最初編寫的故事與解說中的內容的時候,他可能會在因時間限制而不能采用,或者因為與當時他要討論的問題缺乏聯(lián)系而不能采用的材料上劃一條斜杠。遇到這種情況,編者一概將這些標上括號的內容復原,因為這是原先抄錄的材料的組成部分,通常都是相關的內容,而且假如課堂時間允許完全可能在課堂上講解的。另外一些從散頁打字稿中刪去的材料也根據(jù)上下文插入,尤其是假如援引《堂吉訶德》會有所幫助;不過大多數(shù)這些棄置的材料已經(jīng)放回到故事與解說部分,因為那是這些材料最初的來源。
納博科夫通常都會把他要宣讀的引文抄錄下來,不過偶爾他也只是記下普特南譯本的頁碼。倘若遇到后一種情形,人們也沒有把握說,假如時間許可,他會不會打開書本讀給學生聽,或者會不會僅僅告訴學生書中的章節(jié)段落以便課后翻閱。(所有這些引文本書一一抄錄)編者在處理這些引文的時候要求比較寬松,因為如若妥當,會把納博科夫簡短扼要的援引段落擴充,或是在正文中增添貼切的引文,或是在腳注里進一步闡述納博科夫在講稿中的論述。一般說來,除了詳細的擴充內容之外,尤其是有括號內完全是他自己書寫的文字為依據(jù)的擴充內容,講稿遵循納博科夫最后定稿的結構與次序。然而,第一章雖然采用現(xiàn)在這樣的形式,絕不能說是拼湊的材料,但是與其他章節(jié)比較起來,結構上顯得松散,它不但是根據(jù)原先的材料組合起來的,而且還包括了分散在各講稿夾子里但又與講稿夾中的內容不相協(xié)調的單頁材料。
由于最后定稿的講稿是以各個不同的主線為中心的,從而并沒有以一種固定的時間先后次序來論述故事的情節(jié),因此,故事與解說所起的作用便可以是按照塞萬提斯小說的章節(jié)提出關于小說的連貫一致的看法,中間插入講稿正文中所沒有的納博科夫的說明和分析。因此,這一部分必須被看作是本書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不僅僅是為了要了解納博科夫對于《堂吉訶德》作為一部藝術作品的整體看法,而且也是為了一個更為平常的目的,即提醒后世的讀者想起在納博科夫的講稿中只是點到為止的這些故事情節(jié)。人們不妨希望本書的故事梗概不會影響還未讀過《堂吉訶德》的讀者,他們將受本講稿的激勵,繼而作為世界偉大文學的新經(jīng)驗去閱讀這部小說本身。
最后,書后簡短附錄《亞瑟王之死》和《高拉之阿瑪?shù)纤埂饭?jié)選是納博科夫用來準備油印然后分發(fā)給學生的打字稿,他的意圖是要讓學生熟悉一下主人公堂吉訶德閱讀并竭力模仿的騎士小說的典型段落。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
Vladimir Nabokov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杰出小說家和文體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納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納博科夫隨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國。他在劍橋三一學院攻讀法國和俄羅斯文學后,開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學生涯。
一九四〇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在韋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zhí)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志》《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納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麗塔》由巴黎奧林匹亞出版社出版并引發(fā)爭議。
一九六一年,納博科夫遷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