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歷史.文化經(jīng)典譯叢)
定 價:78 元
叢書名:歷史·文化經(jīng)典譯叢
- 作者:[英]佩里·安德森 著 劉北成 龔曉莊 譯
- 出版時間:2016/8/1
- ISBN:9787208138360
-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圖法分類:D033.2
- 頁碼:451
- 紙張:膠版紙
- 版次:1
- 開本:16K
本書是安德森的《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的續(xù)作,是他宏大的四卷本歐洲史的第二卷。絕對主義國家是歐洲封建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并且隨著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來臨而趨于消亡。
本書作者以西班牙、法國、英國等西歐國家與普魯士、波蘭、俄羅斯等東歐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來說明其不同形態(tài)。
中譯者序言
一
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讀者來說,本書的書名及全書的核心概念“絕對主義”(absolutism)可能是陌生的。但是,對于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支配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的著作被奉為經(jīng)典的國家來說,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為本書所論述的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jīng)常使用的概念。
絕對主義原本特指歐洲近代歷史上繼等級君主制之后發(fā)展起來的中央集權的“新君主國”(馬基雅維利的用語)。在西方學術界,這種政治體制的另一個名稱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譯成中文就是“絕對君主制”。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論述這種政治體制。例如,《共產(chǎn)黨宣言》:“在工場手工業(yè)時期,它(指資產(chǎn)階級——引者注)是等級君主制或絕對君主制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又如,《論住宅問題》:“舊絕對君主制的基本條件——土地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間的均勢”;再如,《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7世紀和18世紀的絕對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這里引用的文章應該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但是,在中文版里,“絕對君主制”一直被譯成“專制君主制”或“專制君主國”(分別見1995年新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4頁;第3卷,第191頁;第4卷,第172頁)。
我們認為,有必要恢復直譯的“絕對君主制”,因為這涉及對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思想的理解。
首先是絕對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區(qū)別。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有相似之處,都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制。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專制主義”(德文:Despotismus,英文:despotism)一般是用于“東方”,特指“東方專制主義”(又譯為“東方專制制度”)。這可見于《不列顛在印度的統(tǒng)治》等文章。他們只是在有些時候用這個詞來形容西方的絕對君主制。
其次是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這兩者與封建主義的關系。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前兩者與封建主義是不相兼容的概念。封建主義的概念最初是對中世紀西歐軍事分封制和等級所有制的概括。馬克思、恩格斯只承認這種本來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因此,凡是典型的、純粹的封建主義,必然是“等級的所有制”,其統(tǒng)治權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專制主義。東方社會沒有“封建主義”,只有“東方專制主義”。在西歐中世紀末期和近代早期發(fā)展起來的王權,因其權力集中,形成絕對君主制,也破壞了原有的“封建主義”。這種君主制的社會基礎也不是純粹的封建貴族,而是“土地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間的均勢”。因此,在《共產(chǎn)黨宣言》英文版中,前面所引那段文字中的“等級君主制”改為“半封建君主制”。
第三,進一步涉及“五種生產(chǎn)方式說”。既然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東方?jīng)]有封建主義,只有專制主義,因此把普適性的“五種生產(chǎn)方式說”歸結(jié)到馬克思那里,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我們在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手稿中關于“前資本主義形態(tài)”的論述中很難得出那種結(jié)論。相反,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和其他一些論述中關于東方發(fā)展道路的探討,是完全順理成章的。
任何時代思想家的認識都不可能脫離前人和當代的思想資料。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明顯地受到自18世紀以降歐洲人的東西方歷史差異觀的影響。這其中包括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黑格爾以及一些人的游記。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專制主義、封建主義和絕對君主制等概念時,是與當時西方學術界基本一致的。
承認馬克思、恩格斯乃至19世紀西方思想界的歷史局限,也就承認后人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權利。100多年來,對東西方社會歷史的認識已經(jīng)有很大的變化。國際學術界(包括中國)對“封建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以及相關的“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的討論,已經(jīng)反反復復,多有歧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國外學術界從來沒有把“專制主義”與“絕對主義”混為一談。歐美包括前蘇聯(lián)學者曾就“絕對主義”的性質(zhì)、特點和適用范圍展開過熱烈討論。關于日本明治維新后的國家性質(zhì),日本原來也有一派學者(“講座派”)持“絕對主義王權說”。只有在中國,許多學者用“專制主義”一言以蔽之,見到absolutism就不假思索地譯成“專制主義”,甚至在中文里見到“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的概念反而奇怪。其結(jié)果是把東方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的“絕對主義”混為一談。
中國學術界還進一步創(chuàng)造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概念,似乎在歷史上,越“封建”就越“專制”。創(chuàng)造總是值得贊許的。但如果說這是根據(jù)馬克思的思想,那就需要首先理清自己的說法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之間的邏輯關系。前提是搞清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其中包括對馬克思、恩格斯所用術語的辨析。不同的西文術語,應有不同的譯名,這才能使中國讀者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術語運用差異中深入思考與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另外,我們認為,這些概念的辨析十分必要,不僅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也有助于我國學術界對中外歷史文化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探索中國的歷史發(fā)展特點,甚至有助于我們對中國社會發(fā)展道路的探索。
二
本書作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屬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或“新馬克思主義者”。他1938年生于倫敦,是一個熱忱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一個職業(yè)學問家。他在劍橋讀書時就與一些新左派分子合辦了一個雜志《新大學》(New University)。1962年,當英國新左派的主要雜志《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創(chuàng)建于1959年)陷入困境時,安德森加入編輯部,制定了新的編輯方針,使《新左派評論》調(diào)整了方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主持《新左派評論》達20年之久,發(fā)表了大量著述,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評價自己的政治戰(zhàn)略和理論遺產(chǎn)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安德森的著述也逐漸確立了他在歐美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
近些年來,安德森轉(zhuǎn)移到美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他先是在紐約新社會研究所(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從事研究,后轉(zhuǎn)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系。
在主持《新左派評論》時,鑒于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tǒng)比較薄弱,安德森把提高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作為一項主要任務。這項任務的難度在于不僅需要翻譯和介紹歐洲大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成果,更需要通過艱苦的研究來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要在兩條戰(zhàn)線上進行斗爭,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形態(tài),另一方面要抵制蘇式教條的馬克思主義。
安德森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評論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史與現(xiàn)狀。在這方面,他結(jié)集發(fā)表了兩部著作。第一部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1976)。該書著重分析了1918—1968年馬克思主義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發(fā)展史。第二部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歷程》(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83)。該書論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70年代中期以來,尤其是面對法國結(jié)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潮興衰的歷史。
據(jù)我們所知,中國學者最初接觸到的安德森的著作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該書的中文摘譯最早發(fā)表于1980年前后國內(nèi)一份內(nèi)部雜志上。當時正值“思想解放”運動。該書的觀點對于中國讀者開拓視野、全面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及其發(fā)展史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安德森以很大的精力進行歷史研究。他發(fā)表了一部可以歸入史學理論的著作:《英國馬克思主義的論爭》(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1980)。該書主要探討了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Edward P.Thompson, 1924—1993,代表作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的思想,評價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貢獻。該書討論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價值,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階級的性質(zhì),法律的功能等問題。
在具體歷史研究方面,安德森計劃寫作四卷本的歐洲史。根據(jù)總體計劃,他陸續(xù)撰寫和發(fā)表了各個章節(jié)。1974年,他結(jié)集推出前兩卷。第一部是《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第二部就是這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安德森計劃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將分別論述“從尼德蘭起義到德意志統(tǒng)一的一系列重大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結(jié)構”。
安德森與E.P.湯普森的歷史研究分別代表了當時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兩個互補的角度與重點。E.P.湯普森側(cè)重于下層群眾的研究,或者說“自下向上看的研究”,而安德森則側(cè)重于國家研究,或者說“自上向下看的研究”。因為在安德森看來,國家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心問題。以安德森為代表的這種歷史研究形成了所謂“國家中心理論”(statecentered theory)。與安德森呼應的,還有美國學者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查爾斯·梯利(Charles Tilly)以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stein)等。
安德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但是他反對線性進化歷史觀和單一模式。在他看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是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的結(jié)合。從他已發(fā)表的兩部歷史研究著作的標題看,“過渡”(passages)和“系譜”(lineages)都是復數(shù)。這是明確地強調(diào)歷史發(fā)展的多樣性!稄墓糯椒饨ㄖ髁x的過渡》不僅對歐洲封建社會的起源和性質(zhì)提出獨到的見解,而且對于西歐和東歐的不同發(fā)展道路作了比較。《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更是致力于通過西歐和東歐的比較,建立絕對主義君主國的地區(qū)類型(regional typology),揭示其在向資本主義轉(zhuǎn)變過程中的不同角色。
在安德森的歷史研究著作中,表現(xiàn)出一個鮮明的特點,即歷史敘述同理論研究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他特別關注馬克思主義者所使用的各種描述社會歷史的概念,積極地參與對這些概念的探討,如封建主義、絕對主義、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包括東方專制主義)等概念。從中國學術界看,我們多年來已經(jīng)形成了這樣一種重視理論(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統(tǒng)。但是,這類概念如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絕對主義等,應該具有確定的內(nèi)涵和相對的適用范圍,而不能簡單地到處套用。因此,安德森的研究對于我們有一定的啟示。
就“絕對主義”的研究而言,安德森的觀點自成一家之言。歐美和蘇聯(lián)史學界大多認為,絕對主義是建立在封建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的平衡上的一種君主政權,是向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國家的過渡形式。安德森全面地參與這一討論。在他看來,絕對主義是一種歐洲特有的現(xiàn)象,從本質(zhì)上看仍是基于貴族的政權形式,但是西歐和東歐各國的絕對主義各有不同的歷史特點和發(fā)展軌跡,從而導致不同的發(fā)展結(jié)果。其原因應該從國家與階級的互動關系以及各國在歐洲的“國際國家體系”中的地位來尋找。
三
關于本書的翻譯,在此作幾點說明。
本書由兩個人合譯。龔曉莊翻譯西歐部分和關于日本封建主義的筆記。劉北成翻譯前言、東歐部分、結(jié)論以及關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的筆記,并對全書作了統(tǒng)校。
對于注釋的翻譯,我們采取了與以前不同的辦法。以前注釋中的學術著作及作者通常都譯成中文,而不附原文,這就失去了檢索的價值。鑒于中國學術界的進步,本書注釋中提及的英文書名或篇名以及作者姓名,一般不予翻譯。其他文字的書名或篇名在第一次出現(xiàn)時譯成中文,但保留原文。
書中術語涉及多種文字,我們盡力查閱有關資料并向?qū)<艺埥,以求準確。如有錯誤不當之處,衷心歡迎批評指正。
最后,我們衷心地感謝佩里·安德森教授。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寄予極大的同情并慨然允許中譯本的出版。
劉北成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歷史社會學家、思想史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和社會學系教授,主持《新左派評論》達20年之久,發(fā)表了大量著述,代表作有《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等。被文化批評家泰勒?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譽為“不列顛較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
中譯者序言 / 1
前言 / 1
第一部 分西歐
第一章 西歐絕對主義 / 3
第二章 階級與國家:分期問題 / 24
第三章 西班牙 / 37
第四章 法國 / 57
第五章 英國 / 78
第六章 意大利 / 101
第七章 瑞典 / 125
第二部分 東歐
第一章 東歐的絕對主義國家 / 143
第二章 貴族和君主政體:東歐形態(tài) / 163
第三章 普魯士 / 174
第四章 波蘭 / 207
第五章 奧地利 / 223
第六章 俄國 / 246
第七章 伊斯蘭帝國 / 271
第三部分 結(jié)論
兩篇筆記
一、日本的封建主義 / 329
二、“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 / 348
名詞索引 / 415
引著者索引 / 444
《歷史·文化經(jīng)典譯叢: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
阿拉貢王國的經(jīng)濟政治特點則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阿拉貢上腹地保留著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富壓迫性的領主體制,地方貴族在窮鄉(xiāng)僻壤保有充分的封建權力,那里仍保存著農(nóng)奴制,被俘的摩里斯科(morisco)農(nóng)民為天主教領主們辛勤勞作。另一方面,加泰羅尼亞從傳統(tǒng)上一直是地中海商業(yè)王國的中心,巴塞羅那則是中世紀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其城市顯貴是該地區(qū)商業(yè)階級的首富。不過,在封建制度大蕭條時期,加泰羅尼亞的繁榮受到沉重打擊.14世紀的瘟疫以其特有的流行性特性猛烈沖擊著這一地區(qū),并在黑死病后一再地在這里肆虐,使其人口在1365年至1497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商業(yè)破產(chǎn)因熱那亞人在地中海水域咄咄逼人的競爭而加劇,與此同時,較小的商業(yè)手工業(yè)行會還在市鎮(zhèn)中舉行反抗顯貴的起義。15世紀的鄉(xiāng)村農(nóng)民在起義中拋棄“陋習”、占領荒地。最后,王室與貴族之間的一場內(nèi)戰(zhàn)將所有社會集團都拉人了旋渦,也進一步削弱了加泰羅尼亞的經(jīng)濟。不過,它在意大利的海外基地未受觸動。王國的第三個省份巴倫西亞的社會狀況則處于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之間。貴族剝削摩里斯科人的勞動;15世紀期間,隨著財政優(yōu)勢從巴塞羅那向沿海地區(qū)轉(zhuǎn)移,這里的商人集團也擴展起來。但是,巴倫西亞的發(fā)展并不能完全補償加泰羅尼亞的衰落。從以下事實可以看出由斐迪南和伊莎貝拉聯(lián)姻造成的王國合并中經(jīng)濟的不平衡:阿拉貢三個省份的人口總計不過100萬,而卡斯蒂利亞的人口則有500萬至700萬。另一方面,兩個王國之間政治上的反差也十分強烈。因為在阿拉貢王國內(nèi),人們可以看到在歐洲大約是最完整、最堅實的等級會議結(jié)構。加泰羅尼亞、巴倫西亞和阿拉貢三個地區(qū)都有各自的議會,而且每個地區(qū)還有特殊的檢查機構,即由議會派生出來的常設司法控制機構和經(jīng)濟管理機構。加泰羅尼亞的Diputacio-議會的一個常設委員會——是其最有效率的典范。此外,據(jù)法律規(guī)定,每個議會要定期召開,實行一致通過的體制,這是西歐獨一無二的。更加完善的阿拉貢議會分成顯貴、鄉(xiāng)紳、教士和市民四級?傮w看來,這套復雜的中世紀“自由”為中央集權化的絕對主義的建立展現(xiàn)出一幅非常難以駕馭的前景。事實上,卡斯蒂利亞與阿拉貢體制上的不對稱將貫穿于隨后西班牙君主政體的整個發(fā)展過程。
可以理解的是,斐迪南和伊莎貝拉顯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在卡斯蒂利亞建立不可動搖的王權這一工作之上,因為這里的條件更合適。阿拉貢是反對中央集權化國家的最頑固的政治障礙,而且,經(jīng)濟收入的前景也遠不那么樂觀?ㄋ沟倮麃営卸噙_五至六倍的人口,更為豐裕的財富卻沒有得到任何相應的體制壁壘的保護。因此,兩位君主為其行政改組制定了井井有條的綱領:廢除了軍事性的騎士團并沒收其龐大的領地和收入;將貴族城堡夷為平地;邊境地區(qū)的諸侯遭到驅(qū)逐;嚴禁私人之間進行戰(zhàn)爭;取消了市鎮(zhèn)的自治權,任命官方市長(corregidores)對其進行管理;王室司法權得到鞏固和擴大。國家收回了對教會封地的控制,使地方教會機構與教皇轄地相分離。議會逐漸被馴服:1480年后,成功地免去了貴族和教士出席議會的權力。由于召集議會的主要目的是為軍事冒險行動(首先是為在格拉納達和意大利的戰(zhàn)爭)征稅,而第一、第二等級又屬于免稅等級,他們也就沒有什么理由反對這一限令。財政收入的提高令人瞠目:卡斯蒂利亞的歲入從1474年的90萬里亞爾(reales)左右提高到1504年的2600萬里亞爾。王室政務院得到改組,清除了大貴族的影響。新政務院由出身于小鄉(xiāng)紳的律師官僚(letrados)組成。由君主直接領導專業(yè)化秘書班子工作,處理公務相當快捷。換言之,卡斯蒂利亞的國家機器被理性化、現(xiàn)代化了。不過,新君主政體并未將它與整個貴族階級相對立。最高的軍事外交職務總是留給顯貴們,他們保留了大總督、省督的職位,小貴族則出任市長。王室收回了1454年以來被巧取豪奪走的王室領地,但是早期被吞并的、所占比重更大的王室領地仍然留在貴族手中;格拉納達的新地產(chǎn)又擴大了他們的財產(chǎn)面積。由長子繼承權體現(xiàn)的農(nóng)村財產(chǎn)的固定性得到確認。此外,向鄉(xiāng)村所謂“麥斯達”(Mesta),即羊毛業(yè)主同業(yè)公會授予廣泛的特權,保護以南部大地產(chǎn)為主的畜牧業(yè)。對谷物生產(chǎn)則采取歧視性措施,甚至最終限定了谷物的零售價。在市鎮(zhèn)中,對新生城市工業(yè)施以限制性的行會制度,對于皈依者(conversos)的宗教迫害使猶太資本撤離。在卡斯蒂利亞,所有這些政策都得到堅決而有力的貫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