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獻上古時即已出現，指以青銅器為主的金屬器具以及石磚陶器作為載體的文字、辭句或篇章，是除了竹木簡牘、絲帛、紙質載體形態(tài)文獻之外，中國古代文獻的另一重要淵藪，其包涵的歷史文化信息，具有其他形態(tài)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受到歷來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作為一個系統(tǒng)并有著自身學理的學科——金石學，其興始于北宋，劉敞《先秦古器記》、歐陽修《集古錄》、趟明誠《金石錄》，確立了據金石保存文獻、考訂史籍的學術傳統(tǒng)；至南宋時期獲得巨大發(fā)展，出現專錄漢碑的洪適《隸釋》、備錄全國石刻目錄的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偏于記錄書家石刻的夫名《寶刻類編》，專錄古器物的王黼《宣和博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和主要著錄商周青銅器銘文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諸體大致齊備，表明是時金石之學已基本成熟。
　　元明兩朝，受空談心性、不務實學的學術風氣影響，加之金石器物出土較少之故，經歷了一個相對沉寂的時期。其間雖仍時有金石學者與著作，如元代之吾丘衍《周秦刻石釋音》、楊鈞《增廣鐘鼎篆韻》、潘昂霄《金石例》。明楊慎《石鼓文音釋》、盛時泰《蒼潤軒碑跋》、都穆《金薤琳瑯》、趟嶇《石墨鐫華》等，或訂石刻之音訓，或采石刻古文奇字，或述碑碣之制作義例，間有考訂經史者，然多疏漏舛謬，罕有新見。
　　明末清初金石學再度勃興。清代前期中期，經過顧炎武、朱彝尊、錢大聽、畢沅、孫星衍、王昶、阮元等著名學者的宣導，到嘉慶、道光間金石學成為顯學。有清一代，搜討、收藏、鑒賞、研究金石的風氣盛行不衰，有關金石的著述層出不窮，研究成果蔚焉大觀，重要著述達1000多部。其研究方法雖難出宋人窠臼，研究范圍卻已全面擴大，體例亦更臻完善，既有存目、錄文、摹圖、摹字等環(huán)節(jié)的材料整理，又有通過題跋方式從內容上進行經史、小學、義例等方面的考訂闡發(fā)；既有專門研究，又有通論；既有地域研究之分，又有全面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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