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yi章 征 服

1688年，正藍旗官員佟國綱上書康熙皇帝，希望將他正式登記的族屬從“漢軍”轉為“滿洲”。他的伯祖父佟卜年于1580年左右在遼東出生，而后遷徙到位于華中的武昌。他以武昌為籍通過1616年的會試，先是擔任明朝底下的縣官，之后受召前往東北防守滿洲。在一場慘烈的敗仗之后，佟卜年被控叛國，且于1625年死在獄中，但他始終堅稱自己忠于明朝。他的兒子佟國器在武昌長大，并在武昌編了一本族譜，證明自家至少從十代以來都是明代忠勇的軍士，以此為父親的忠誠辯護。不過佟國器于1645年在清軍征服長江地區(qū)時被俘，他與他的家族都被編入正藍旗漢軍。

然而原來那些被佟國器誠實地收入族譜、佟家在遼東的后裔，在清軍的征服事業(yè)中也表現(xiàn)一如保衛(wèi)明朝的佟卜年那樣英勇。實際上，遼東佟家的其中一位，后來成為康熙皇帝的外祖父，而使得佟國綱自己亦可算是康熙的叔伯輩。因此，康熙皇帝同意佟國綱的請求，將他重新納入滿洲，然而皇帝也指出，如果將他的遠親也一起改籍可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從此之后，佟國綱和他的部分親屬成為滿人，而其他佟姓族人則仍保持漢人身分。在這樣的時空下，族群認同遠非由基因所決定，而是模糊且具有彈性、可以經由協(xié)商改變的。

像這樣的故事對重新從歷史理解這個在1644年入主中國的統(tǒng)治者來說非常重要。不久以前，一般對滿族的認識一方面來自“種族終究是種族”的本質性預設，認為每個種族（如同滿族）都是由生物或基因因素所決定，一旦決定便永遠如此。另一方面，這樣的本質性觀點也同時建立在一種目的論式的漢族民族主義史學之上，認為在20世紀出現(xiàn)的漢族民族國家是中國兩千年王朝歷史的必然結果。在這個邏輯之下，包括異族統(tǒng)治在內的所有國祚較久的朝代都大體相似。如滿洲或蒙古等外族或可征服漢人的地盤，但如果要讓政權保持下去，就得要以中國的方式統(tǒng)治，而zui終將他們自己變?yōu)橹袊�人�?

在這種對清朝統(tǒng)治的設想之下，滿洲作為一個種族或族群在征服明朝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雖然他們在各方面都是“野蠻人”，在文化上較漢族低等。但在他們入主中原之后，經過一些內部辯論，滿人選擇以儒家的天子概念來統(tǒng)治中國。這樣的決定不可避免的導向文化“同化”（assimilation）甚而在生物層面上也令滿族消失。一些如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的滿族統(tǒng)治者警覺到，他們族人與其他人群的區(qū)別性逐漸消失，主張維持“滿洲之道”（the Manchu way）以為后盾，然而這些嘗試注定要失敗。所以當中華民國在1911年推翻滿清時，真正的滿人已所剩無幾，大部分已融入中國人口當中。這樣的敘述同時也有一種暗示，即日本帝國主義者在20世紀30年代末于東北建立一個滿洲民族國家的企圖基本上是一種陰謀，因為以中國的觀點，所謂滿洲人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清史學家開始以幾乎完全相反的觀點改寫這段敘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響，學者不再相信像“種族”這類生物性范疇的本質化概念，而視種族分類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以及社會政治協(xié)商過程下的產物。因此，根據這樣的新觀點，在17世紀時實際上沒有“滿洲”這個種族，只有接鄰在明帝國東北邊疆的眾多人群，各自具有相當不同的祖先譜系與文化傳統(tǒng)，其中不少人全部或部分的祖先是漢族。這個承繼明代皇位的群體不是種族上的滿族，而是一個以勝戰(zhàn)為目的、有意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群組織。這個“征服組織”的領導者認為，分派不同族群認同給他的成員，如蒙古、漢軍乃至于滿洲等是有用的，而這樣的族裔分派與其說是依循既定的生物事實，還不如說是圖政治之便。如同上述佟家案例，如果情況需要的話，這些初始的分派可輕易地撤銷或改變。

較早的觀點認為，剛開始可被區(qū)分出來的滿人隨著時間逐漸被同化或消失，而新的清史敘述則認為滿人在整個清朝都實際存在。乾隆皇帝與其他人的努力與其說在守護一個瀕臨滅絕的民族文化，還不如是說在創(chuàng)造一個具有起源神話、民族語言與文學、明確文化特征的民族文化，而這個計劃出乎意外地成功。諷刺的是，若滿洲在1644年之前實際并不存在，他們在1911年確實存在了。以這樣的觀點，滿洲國的故事的確如同貝托魯奇（Bertolucci）的偉大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所呈現(xiàn)的那樣。電影中遜位之后的溥儀從上海的頹廢生活中被喚醒，回應這些他誠心認為的滿洲人民的召喚，領導滿洲人在東北的民族國家。日本人的滿洲國計劃欺瞞之處，并非是純正的滿洲人是否真的存在（此時這樣的群體的確存在），而是謊稱滿洲人會有真正的民族自決。

這樣的新敘述本身可能言過其實。第二代的“滿洲中心”研究主張從清朝肇始，至少在當代人眼中，即存在著族群或種族區(qū)別的現(xiàn)實。例如一項對清代滿營的研究顯示，滿營中的居民與周遭漢族人群始終具有顯著的族群緊張關系。然而無論是那種形式，現(xiàn)在多數(shù)史學家喜歡新的敘述勝于舊的，而新敘述的假設即為我們故事的基礎。

組織征服

無論清朝征服者是種族特征鮮明的邊疆民族，或者是被特意建構而成的征服組織，他們的成就實屬卓越。像這樣的雜牌軍怎么可能戰(zhàn)勝明朝強大戰(zhàn)備、按理說是當時世界zui強大的戰(zhàn)斗武力？

清朝在后來被稱為滿洲的地方（也就是現(xiàn)代中國的東北）崛起，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與軍事勢力，是在“愛新覺羅”連續(xù)三名部族領袖的努力之下所達成的�！皭坌隆钡囊馑紴椤敖稹�，寫成中文即為“金”，也就是由女真人建立、從1115至1260年統(tǒng)治華北的朝代名稱，而愛新覺羅氏聲稱為其后裔。這三名部族領袖是努爾哈赤（1626年卒）、皇太極（1643年卒）與多爾袞（1650年卒）。他們三人為征服明朝所作的準備包括與其他部落結盟、中央化統(tǒng)治與漢化，即采用漢人的組織技術與文化特點（盡管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有所爭議）。

在明朝大部分的時間里，“滿族人”并不存在。東北中國的人群非常多元，雖然他們之中有些在語言上，以及無疑地在基因上有相似之處，但在如此廣大、生態(tài)如此多樣的區(qū)域內，沒有一種總括的認同可以結合其中的人群。不像過去的女真或他們西邊的蒙古，愛新覺羅氏與他們的鄰居們并非游牧民族。從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他們的發(fā)源地、遼河流域一帶已經發(fā)展為農業(yè)與狩獵混合的經濟模式，并且有相當數(shù)量的跨文化貿易，特別是針對毛皮與獲利甚高的人參。在努爾哈赤領導之下，隨著明朝本地產人參的耗竭而對于進口人參需求急遽增加，愛新覺羅氏逐漸壟斷出口人參到明朝的特許經營權。雖然如同明朝所有的貿易對象一樣，愛新覺羅氏也以貨品向中國交換絲織品與其他精制的中國產品，然而人參讓貿易均勢大大地傾斜到有利于努爾哈赤這一邊。在17世紀早期，從歐洲與新世界流進明朝的白銀中，有25%流向了愛新覺羅氏。這些因貿易而取得的利益被用來購置武器（包括火器）和聘任熟練的軍官，大大地資助了清朝的征服事業(yè)。

明代對東北邊疆的統(tǒng)治權主要落在世襲的部族領袖手上。如同之前大部分的帝國政權，明朝對這些游移不定且通常是軍事化的人群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賜給每個部族領袖封號，且時而試圖激起他們之間的對立。努爾哈赤是這些與朝廷有封賜關系的領袖之一。在17世紀zui初幾年，在明朝的鼓動之下，他向一個殺害其父親的部族展開復仇計劃。為此努爾哈赤透過軍事同盟、脅迫與征服的方式與其他部族展開一系列的結盟。其結果乃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聯(lián)盟。

類似的事件之前在明朝年間已經發(fā)生好幾次，并不讓人驚恐。如果一個聯(lián)盟要成為當朝政權的嚴重威脅，需要某種固定的建制。這即是努爾哈赤嘗試去做的。第yi步是為其成長中的族群創(chuàng)造出書寫語言，為此他在1599年任命了一組地方學者，采用蒙古字母來書寫他們的女真語言，從此誕生后來被稱為“滿洲語”的語言。更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615年之前創(chuàng)立了“旗”這個制度。一開始有四旗，后來發(fā)展成八旗，如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等等。每個旗代表一個戰(zhàn)斗單位，同時也代表一個居住與軍事生產的單位，不僅包括戰(zhàn)斗的軍士，也涵蓋他們的家屬。當這個制度逐漸成型，每個旗底下被分為滿洲、蒙古、漢軍等民族群體，然而民族認同的分派并交付予族群群體是權宜之下的結果，且不斷在調整。如同中古時期中東的馬穆魯克（Mamluk）軍隊，所有八旗的成員在法令上均為奴隸。由于八旗成員內部的關系代代相承，受軍事作戰(zhàn)機構所統(tǒng)治，而此軍事機構又同時是行政管理且擁有財產權的機構，因此在這點上類似封建制度。然而其財產系統(tǒng)是以奴隸而非土地為基礎，這一點上則又不是那么“封建”。在1616年，努爾哈赤將他的政權改名為“后金”

旗人軍隊是可畏的戰(zhàn)士。騎兵穿著符合旗色的制服，以飾有紅色流蘇的金屬頭盔與藤牌護衛(wèi)。每個人要負責飼養(yǎng)三匹馬。士兵配有形式獨特的刀劍，有時則是連枷，不過他們zui擅長的還是使用弓箭，箭筒中有30或更多支箭。滿洲弓短僅4英呎，但非常有力，需要長年的力量訓練方能嫻熟。在疾馳的馬背上以左手同時握住弓與韁繩，以右手拉弓的獨特方式射箭，是旗人獨創(chuàng)的戰(zhàn)技，因而在滿文中有專門的動詞niyamniyambi表示。步兵中也包含部分弓箭手，但較常見的是火槍手或火炮手�；饦寣�屬八旗中的漢軍使用。他們也向葡萄牙人學會如何鑄造火炮，并培養(yǎng)出可以將之拖到戰(zhàn)場的兵力，因而被稱為“烏真超哈”（ujencooha，重軍隊）。

到后金的第二任領袖皇太極時，始將明朝模式的官僚結構加諸在原來部落或封建式的組織架構之上�；侍珮O不再是各個同等地位的封建親王中的首領，而是國家結構中獨yi無二的皇帝/天子，而各旗領袖則是此國家底下的官員。至少有兩個理由讓這個變動意義重大：一來提供了一個較優(yōu)越的政治組織形式，適合用以征服廣大的南方土地；再者明白地向明朝皇帝提出挑戰(zhàn)，從此明朝皇帝不再將其東北視為是一群附庸臣屬，而至少在當下是一個不同且地位平等的國家政體。

至于漢化的議題，我們之前的理解是滿洲一如其他征服中國的蠻族，建立起中國式的治理方式與統(tǒng)治正當性，zui終實際上變成文明的中國人。現(xiàn)在我們知道沒有這么一面倒的事情發(fā)生。清朝的統(tǒng)治者以不同的面貌、同時以不同方法來統(tǒng)治其多元的屬民（女真、蒙古、西藏、中國）。如果清朝的統(tǒng)治者對中國臣民而言是天子，對蒙古人而言便是大汗，對西藏人而言則是轉輪王。清朝是多樣化、多民族且被認為應該是普世的帝國，與中國歷代前朝與眾不同。

也就是說，這個中國東北的征服團隊，從努爾哈赤自己開始，計劃將他們的統(tǒng)治范圍擴張到未來的中國臣民時，相當熱衷且純熟地采用中國的方式。他們積極地任用對明朝不滿，或只是渴求權力的中國精英，作為他們新生政權中的文官武將。這些軍事人才帶來了明朝從耶穌會教士學來的歐式火炮與其他戰(zhàn)爭技術。他們亦兢兢業(yè)業(yè)地學習中文，提出翻譯中文經典的計劃，引進儒家模式的道德規(guī)范、政府部門與經世理念。他們模仿明朝逐漸建立了一個也有大學士、六部等官職的影子帝國政府。他們也開始經營其他明朝附庸國，特別是朝鮮的外交關系。

1629年11月皇太極決定第yi次直接對明朝本土用兵。他突破長城，占領了中原的四個城市：灤州、遷安、遵化與永平。然而戰(zhàn)場上的將領忽略皇太極善待居民的明確命令，屠殺了遷安與永平的平民百姓。這對致力贏得前線民心的皇太極來說是一場災難，破壞其安撫人心的努力，他因而將獲罪的屬下付諸公開審判。譯按1

1631年，皇太極圍攻位于今日遼寧省沿岸、明軍堅守的軍事重鎮(zhèn)與貿易重鎮(zhèn)大凌河。此地堡壘嚴實，周圍環(huán)繞著臺堡，非常難以攻克�；侍珮O以兩萬名軍隊圍攻這個堡壘，再以甫從葡萄牙人那里學會的大炮反復轟擊。在數(shù)周的攻擊、協(xié)商與地方指揮官的叛降反復之下，大凌河終于被皇太極的軍隊攻克—新興政權的重大勝利。1636年，皇太極以當時可想象出來的、zui挑釁的方式向明朝拋下戰(zhàn)帖：他將“后金”王朝改稱為清朝。根據中國五行原則，明朝的朝代名屬火，自然會勝過熔于火的金朝，而屬水的大清將可熄滅明朝的火。

在17世紀40年代早期，大清建國偉業(yè)已準備就緒，然而事態(tài)卻非如此順利。清朝的屬民同樣為這個時代的災荒所苦，而被迫要劫掠米糧。旗軍對上忠誠的明朝將領、守衛(wèi)中原門戶山海關的吳三桂，幾乎沒有任何進展。對這個習慣輕松獲勝的政權來說，士氣大幅地下降。而后在1643年9月皇太極過世，其幼子福臨繼承皇位，由皇太極之弟多爾袞攝政。就在來年，期待已久的征服契機自己出現(xiàn)。中國的叛軍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自封大順皇帝，除了即刻證明這個政權劫掠與殘暴的天賦之外別無建樹。驚慌的吳三桂拋下他在東北的職位欲回京驅逐李自成，李欲逃竄到西安，卻在1645年夏天時經過華中，在其所剩不多的追隨者劫掠糧食時，被村中的民兵所殺。清朝的軍事與行政機構隨著吳三桂進入北京，在此六歲的福臨于1644年10月30日即位，改元為“順治”，意為“大順的征服者”。

異族統(tǒng)治

中國經歷一段很長的周期性統(tǒng)治史，由那些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不被認同是中國人的外族統(tǒng)治。當然沒有人真的喜歡如此，但在意識形態(tài)上有許多方式來正當化這種狀態(tài)。畢竟天子是宇宙萬物的首要法理，“上天”與全人類之間的中介，而并非只是中國人，因此，在邏輯上上天可以選擇其下的任何屬民接受天命、統(tǒng)治天下。接受天命的標準并非血統(tǒng)，而是個人的德性，此“德性”恰由儒家文化的詞語來定義。

一般認為中國長久以來有其源自本土的認知，認為人群間具有本質上的、甚至是生物上的差異，而此時清朝對中國的征服讓這種本土自生的種族思想端上臺面。沒有人比湖南思想家、同時也是抗清領袖的王夫之（1619—1692）更強調這個。在討論山禽、澤禽、蹼趾之區(qū)隔后，王夫之接著說：

華夏之于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今夫玄駒之右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蚍、飛蚹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垤，無相干雜，則役眾蠢者，必有以護之也。

不意外地王夫之的作品在清朝年間幾乎都被查禁，然而到了19世紀末卻重新風行起來，這一切起于征討太平天國的英雄曾國藩（想必是忠于清朝）在1867年將王的著作重新出版。

實際上明末之際，清軍出乎意料之外輕易地征服了大部分的華北，未有太多血戰(zhàn)。在山東的一個縣，由地方精英率領的民兵對當時貪婪無能的政權感到灰心，因而當李自成大順王朝的官員抵達時隨即將該地一手奉送，然而領略到大順甚至比明朝更無能之后，便立刻趕走李自成的官員，再將該地送給清軍。不過這初期的成功也許會造成錯覺，因為在占領北京之后，清朝花了整整四十年才安穩(wěn)地控制前明的全部領土，在此之前大部分的時間，新王朝的zui后勝利仍未確臨。

在初期成功的鼓舞之下，這個新政權甚至在大部分的華中尚未取得控制之前，便下令所有男性子民須薙發(fā)留辮。此東北傳統(tǒng)的發(fā)型須將前額頭發(fā)薙去，余發(fā)蓄成長辮。1645年初攝政王多爾袞向禮部發(fā)出諭令：

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此事無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矱發(fā)。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guī)避惜發(fā)，巧辭爭辨，決不輕貸。

清廷也許低估了薙發(fā)令在漢族男性中激起的憤怒。他們不僅視傳統(tǒng)發(fā)型為文化認同之代表（這點清朝很清楚），并視薙發(fā)為損壞受之父母的身體發(fā)膚，而有違于孝道。華中山區(qū)各地，已經接受清朝縣官統(tǒng)治的地方精英對這個要求的響應是掀起叛亂。他們撤回山寨，又抵抗了五、六年，經常戰(zhàn)到zui后一刻。

在長江下游地區(qū)的結果更為慘烈。明朝將領史可法下令死守揚州城，在1645年5月清軍攻下?lián)P州城后，大半的人口已被殺害，其余幸存者亦被失控的降清漢人軍隊所強暴屠殺。盡管有這樣不祥的先例，對于薙發(fā)令的直接反應，長江三角洲一帶地方精英仍選擇反抗這個新興的征服者。為了報復，憤怒的清朝將領下令屠殺嘉定縣城的20萬人，而在江陰甚至有更多人慘遭虐殺。

這些殘酷惡行的文化記憶，特別是揚州屠城，因有秘密流傳的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自此在清朝統(tǒng)治下縈繞不絕。其中一例針對屠城暴行的記事記載著，一群幸存者被驅趕經過遭焚毀的城市：

忽婦人中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發(fā)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shù)十人如驅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系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涂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

這些影像化的描述被移植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西方傳入的“科學的”（實際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差異，伴隨如王夫之等先天論者重新被發(fā)現(xiàn)的著作，為反滿與漢族民族主義搧風點火，對1911年推翻清朝貢獻良多。

在這個階段，大清王朝對要在多大程度上施行儒家統(tǒng)治仍懸而未決。由多爾袞、濟爾哈朗（在1650年承繼多爾袞的攝政地位）與鰲拜（1661—1669年康熙皇帝年幼時攝政）等人領導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在當時仍有很高的權wei。文人的意見大抵不受重視，而漢人實際上被當成被征服的人群對待。但在康熙拘禁鰲拜（不久鰲拜即死于禁所）并取得個人領導權之后，清朝政策的基調自此往另一個方向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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