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從老屋拆遷到共和月餅
認識劉大木先生是在天津的一個民間讀書會上。那天，研究儒學的老朋友金綱兄告訴我，劉大木是年輕一輩中少見的讀書種子，做學問有拼命三郎的架勢。之后經過幾次接觸，覺得這個年輕人溫文爾雅，言談間有著濃厚的書卷氣，讀書甚博，主要做中國近代史研究，我更為結識這樣好學的年輕人而高興。后來得知，其實他的史學研究并無師承，基本靠自學，于是更加欽佩他的努力了。
今年五月底，他說有一本書稿要出版，囑序于我。六月初的時候，我就收到了厚厚的一本打印稿。讀過之后才知，這本書稿作者是下過大功夫的，業(yè)余水平絕對弄不出來。作品所表現(xiàn)的中國蹣跚走出帝制、沉重邁向共和的主題十分鮮明，龐雜的史料經作者的梳理，展示得簡潔有序而又不乏歷史特有的深度，不由得讓人產生沉甸甸的感覺。
歷史本是由人和事構成的，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是歷史寫作的基本功。本書在寫作方法上顯示了功力，用的是以人帶事的結構，試圖糅合傳統(tǒng)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的優(yōu)點，抓住清末老屋拆遷和民國初年共和月餅一頭一尾兩大變局，讓讀者如身臨其境般地體會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震撼，可以更為精確地思考和把握中國的歷史脈搏，以及未來的走向。
我的專業(yè)是財稅學與財稅史，并未專業(yè)做過晚清史研究。不過，我曾對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財稅改革下過功夫。這次閱讀劉大木的書剛好可以拿來與晚清的財稅改革作一個對比。雖然國內外對這兩場革命進行對比研究的專著并不算少，但從財稅角度進行對比的卻不多見。武昌起義的背后是保路運動，保路運動的背后是清廷的財政危機。自甲午戰(zhàn)后，為支付給日本的巨額賠款，清廷就不斷地向西方列強借款。庚子年后，幾乎要靠借款度日，自此幾乎喪失了獨立的財政主權。辛亥時期的南北競爭，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外借款的競爭。
財政是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一旦財政失去獨立，國家主權便會受到根本性的威脅。法國的情況也類似。為解決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長期對國王不滿的第三等級利用三級會議發(fā)難。雙方談判不成，最終觸發(fā)了暴力革命。
清末民初這一段歷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熱點。坊間的研究專書與論文繁多，通俗性的讀物也不少，相關的資料更是浩如煙海。只是正經史學家的研究文章大多很枯燥，大眾感興趣的細節(jié)，他們又語焉不詳，而通俗讀物一般都是業(yè)余寫手弄的，大部分史料不太靠譜。而且這一段歷史因為處在變局的漩渦當中，頭緒很多，非常復雜，真要全方位地編織史料，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以說，劉大木是花了整整五年時間啃了一塊硬骨頭。
這本書里呈現(xiàn)的有：可靠史料基礎上的鮮活的細節(jié)，平正通達而不失新穎的史觀，通俗幽默而不失優(yōu)雅的文筆。諸君在閱讀的時候一定能感覺得到。近年來，歷史類紀實性讀物盛行，這實在是文化傳播的好時機。文化普及需要有好書，而好書必須有好作者，好作者須具備三樣東西：一是淵博扎實的學識，二是通俗優(yōu)雅的好文筆，三是服務于大眾讀者的精神。英國的威爾斯、美國的房龍、日本的陳舜臣和鹽野七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學術著作多為高頭講章，繁瑣的考證加上艱澀的文筆，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如今將高深的學問轉化成通俗讀物，讓大眾讀者能輕松閱讀，不失為一項功德。一個國家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實在有賴于那些優(yōu)質的歷史讀物。本書可以歸于這一類。
歷史是過去與現(xiàn)在永無止境的開放性對話。在對話過程中，歷史一次次被召喚，被激活，面對歷史其實就是面對現(xiàn)實。時間雖已過去一百多年，但那個時代提出的問題至今仍有價值，仍引人深思。讀史，或許是我們了解自己和未來的一個辦法。
本書的不少細節(jié)是我此前在同類其他書中不曾讀到的，頗值得一讀。比如書中提到甲午年的廣州鼠疫，其中提供的數(shù)據(jù)為：1894 年的鼠疫，廣州死亡人數(shù)達11 萬，而同期的香港死亡人數(shù)僅2550 人。愚昧的制度和觀念殺害的人遠遠超過鼠疫。這一結論無疑是發(fā)人深省的。
當年李鴻章在一次答美國記者提問時，雙方曾有過如下對話。
記者問道：閣下您贊成將美國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回答：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愛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fā)行量。一份偉大的報紙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種體現(xiàn)，而我們的報紙還承擔不起這份重任。
更多的精彩細節(jié)，在此不需透露太多，想知道的，諸君還是直接閱讀原著為好。
是為序。
李煒光
2017 年7 月16 日于天津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