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曾經(jīng)一個譽滿學界和政界的名字，一個以史學改革和知外交著稱的名字。就時下情形而言，蔣廷黻又是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陌生是因為斯人早已遠去，與民眾生活沒有多少交集，很難在人的記憶中留存；熟悉是緣于最近興起的蔣廷黻熱，不論是在中國學術領域，還是在圖書出版領域，都在發(fā)掘蔣廷黻個人及其思想價值，尤其是他的《中國近代史》備受推崇。
　　一、求學之路：鯉魚跳龍門
　　中國民間有則傳說：鯉魚經(jīng)過努力跳過龍門，便會幻化為龍。后來，此說被寓意為一個人學業(yè)有成。細細想來，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底層民眾要改變自身命運，真的是鯉魚跳龍門般的艱苦過程。之所以艱難，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tǒng)政治倫理文化集聚而來的科層制的社會結構。學者們將傳統(tǒng)中國社會結構歸之為金字塔式的形態(tài)，這種歸納直接、形象，是對中國長期以來的君主專制權力制度所造成的社會分層的一種概括。底層學子通過參加科舉考試謀取前程，實現(xiàn)由金字塔底座向上層、由農向士身份的轉化，完成跳龍門的蛻變。通常，蛻變的時刻，不僅是個人身份、地位的提高，還是家庭和家族，乃至整個村落的榮耀，因而寒門學子往往背負著更為沉重的人生使命。蔣廷黻便出生于這樣一種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只不過此時的清王朝積貧積弱，統(tǒng)治力日漸衰退，已無以往天朝之榮光，但是隨著國門大開，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輸入讓蔣廷黻的跳龍門之旅充滿了異域風景。
　　1895年12月7日，蔣廷黻出生于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今屬邵東）楮塘鋪（今屬廉橋），迎接他的是一個較為富足的農商之家，一個屬于中國傳統(tǒng)村落的魚米之鄉(xiāng)。1895年，不僅對于清王朝來說，乃至對于整個民族而言，都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份。這一年，中日兩國戰(zhàn)爭以中國戰(zhàn)敗結束，除卻割讓臺灣島和賠償巨額白銀的苦痛，實際上也宣告了中國政治上層學習西方文明的努力獲得了一個失敗的結局。面對此種結果，國人意識到清政府的軟弱無力，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感，堅定了在更深層面學習西方文明的決心。于是，一股救國救民的新興政治力量旋即而起，先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后有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中國的開化程度走向深入。對此，學者馬勇言道：假如說近代中國確有一個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么這個變局的具體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1襁褓之中的蔣廷黻自然不會知曉其中的大變局意義，但是在后來的求學經(jīng)歷中，社會上的那種救國救民情懷還是感染了他。
　　蔣家屬于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家庭，整個家族聚居在一起。雖然西方文明早已進入中國內陸，但是包括蔣家鄉(xiāng)在內的很多鄉(xiāng)村并未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影響，仍然處于孤立、閉塞的生活狀態(tài)中。據(jù)蔣廷黻講，童年時期邵陽的信息通信手段極為落后，沒有報紙和郵政電信設施，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消息直到很久民眾才知曉，他也從未看見或使用過外國貨，連最普通的外國貨洋油、洋煙、洋布等一概沒有，只有一種外國貨：針。2從歷史發(fā)展的大格局來看，這種恬靜的田園生活不會長久地持續(xù)下去，畢竟世界文明已經(jīng)迫不及待地涌進來，傳統(tǒng)中國終究要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
　　蔣廷黻的父輩，兄弟三人，大伯文弱，二伯接受的教育比較多，立志成為蔣氏家族第一個獲得功名的人，結果屢屢受挫，轉而經(jīng)商。雖是如此，他并未喪失考取功名的信念，寄夢想于下一代，希望子侄們能夠光宗耀祖，因而不遺余力地鼓勵、安排子侄們接受教育。蔣的父親排行老三，頗有商業(yè)意識，經(jīng)營著祖輩留下來的一間鐵器店鋪，還是鄉(xiāng)間能人，經(jīng)常為鄰居們排憂解難，通常是將爭執(zhí)雙方邀約在一起吃飯，說明利害，調停爭執(zhí)點，促成雙方和解。他并不在意商在四民社會中的末位排序，反而認為經(jīng)商是一種不錯的職業(yè)，堅持讓蔣廷黻學經(jīng)商。只是蔣的父親的意見并不算
　　數(shù)，因為蔣的二伯極力堅持下一代應該走科舉、考功名的人生道路。源于二伯的執(zhí)念和努力，蔣廷黻開始了跳龍門的旅程。
　　在當時科舉取士的大環(huán)境中，私塾幾乎是鄉(xiāng)村學子實現(xiàn)人生進階的唯一通道，因而遍布各個村落，有些財力的家庭更是高薪聘請教書先生，教授自家子弟。1901年，蔣廷黻六歲時進入二伯在家中創(chuàng)辦的一所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一年后，二伯將他轉到趙家私塾，兩年后，又轉到鄧家私塾。之所以如此頻繁地轉學，是因為蔣的二伯認為應該到教育水平高的私塾求學�！度�字經(jīng)》是必備的開蒙課程，每句三字，帶有韻律，并不難讀，主要培養(yǎng)學生修身、睦鄰、齊家的處世理念；較高序列的課程便是與科舉考試緊密結合的儒家經(jīng)典四書五經(jīng)，主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教育和宣揚；此外，較好的私塾還能夠讓學生讀到少量的其他經(jīng)典著作。對于蔣廷黻來說，五年的私塾生活，不僅讓他熟讀了四書五經(jīng)，還能作些詩文，甚至還閱讀了具有政治意味的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鑒》。重要的是，他接受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倫理思想的教育，還受到了出則為仕求學觀念的熏陶。
　　1905年，對于中國學子實在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年份。這一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一下子斷絕了鄉(xiāng)村學子的跳龍門途徑。消息散開，學子們極為震驚、煩惱，于彷徨中尋求出路。其實，除舊布新本是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當舊事物無法抵御新文明時，舊事物自然會被淘汰，更何況檢驗舊事物的是發(fā)生在中國本土的日俄戰(zhàn)爭。日本取得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徹底讓清王朝認識到了維新的迫切性，連保守派領軍人物慈禧太后都涌起了變革的政治熱情。就這樣，科舉制度在歷史舞臺上消失了，可能對很多學子來說，人生未來也一同消失了。這件事情同樣讓蔣的二伯傷神，但是其心中信念始終不變，認為不管中國怎么變，他的侄輩欲求發(fā)展只有讀書一途1。為應付變局，二伯將蔣廷黻送入省會長沙的一所新式學堂明德學堂就讀。由此，蔣廷黻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在所尋求的傳統(tǒng)進階之路被封死后，轉而走上了另一條跳龍門之路，只是迎接他的不再是中國傳統(tǒng)文明，而是具有吸引力的西方現(xiàn)代文明。
　　1906年春，蔣廷黻與其兄長一同進入明德學堂。該學堂完全不同于鄉(xiāng)村私塾，有著現(xiàn)代化的建筑、地板和玻璃窗，學生身穿統(tǒng)一制服，排成隊列出入教室和宿舍，還有充足的游戲時間，學習科目也不再是四書五經(jīng)，而是國文、數(shù)學、圖畫、自然等。最特殊的是，學生在晚間課后要到禮堂聽代校長訓話，訓話內容大多是告誡學生愛國，強調中國被列強欺辱，希望年輕人努力學習，吸收新知識，報效國家。后來，蔣廷黻得知明德學堂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有關聯(lián)，故而革命愛國氣息濃厚。對于明德學堂的這種愛國教育，蔣廷黻感覺到又新又刺激2。明德學堂的學習生活是短暫的。秋季，蔣廷黻與兄長便被二伯轉入湘潭益智中學，原因是學習英語、數(shù)學等課程。益智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又不同于明德學堂，沒有強烈的政治氣氛，學生不穿制服，也沒有軍訓，大多時候都是宣傳西方宗教文化。在益智中學，蔣廷黻學習了英語等新式課程，還閱讀了麥爾斯的《通史》，接觸到了世界歷史和文明，當然也學習了令他煩惱的《圣經(jīng)》。在此期間，他最大的收獲是得到了學校教師林格爾夫人的青睞。現(xiàn)在來看，如果沒有林格爾夫人的照顧和幫助，蔣廷黻很難登上出國留洋的輪船。通常在一個人的人生歷程中，總是會遇到樂意幫助自己的貴人，對蔣而言，林格爾夫人就是改變他人生際遇的一位貴人。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發(fā)，引起了江南社會的騷動,也給在華的外國人帶來了不安，他們大都認為中國的革命將持續(xù)很長一段時間，紛紛準備離華，林格爾夫人亦決定返回美國。此時的蔣廷黻已經(jīng)16歲了,這是一個有獨立思維的有理想且不懼風險的年齡，他決定隨林格爾夫人到美國，繼續(xù)讀書。途中，中國革命勢頭消減，林格爾夫人中止了返美計劃，但是準備好一切的蔣廷黻沒有放棄，毅然赴美，踏上了異域的求學道路。
　　留美初期，蔣廷黻面臨語言、資金等諸多生活困難，只好進入半工半讀的密蘇里州派克學院就讀，除了語言訓練有所進步外，他難以接受到系統(tǒng)的西方教育，這種困境在申請到湖南省官方獎學金后才有所改善。1914年秋，蔣廷黻轉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正式接受到美國式的大學教育，由于國內政治環(huán)境變故，蔣的獎學金被取消了，他只得再次自力更生。奧柏林學院主要是自由教育，注重訓練學生的品行和信仰。在這里，蔣廷黻的心智日益成熟，智識水準逐步提高，他學習了化學、生物學、植物學等自然科學，培養(yǎng)了觀察周圍事物的能力，還熟知了認識自然現(xiàn)象的科學方法。同時，他開始關注自己國家的政治局勢，萌發(fā)出救國思想。為此，在獲得奧柏林學院學士學位后，他果斷地接受基督教中國學生青年會的邀請，參加一戰(zhàn)華工服務，前去法國的中國勞工營鼓舞士氣。赴法時期，蔣廷黻感受到了世界和平的意義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尷尬，尤其是對戰(zhàn)后巴黎和會上關于中國決議的失望。
　　1919年夏，蔣廷黻返回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蛟S是受到赴法經(jīng)歷的影響，蔣廷黻深知中國政治的無力，幾次轉換專業(yè)，以求救中國之專業(yè)。最初，他選擇的是新聞專業(yè)，期望以報界大亨左右中國政治，一段時間后，認為只有知曉政治，才能左右政治，旋即專攻政治科學，不久又認為政治也有一定的限度，只有懂得歷史才能更好地了解政治，轉而攻讀歷史。多年后，在談到此段經(jīng)歷時，蔣廷黻言道：在我的人生歷程中，我曾改行很多次，從教歷史到公務員，再到新聞記者，換來換去。直到最后，我還無法確定究竟哪一行能使人對政治有最佳、最正確、最深入的了解。1
　　1923年春，蔣廷黻順利完成了博士論文答辯，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這個學位表明了蔣廷黻的求學之路終有所成。對于此時的蔣廷黻而言，經(jīng)歷艱難后終于躍過龍門，自然躊躇滿志，期待回到自己的祖國施展抱負。而此時的中國，業(yè)已經(jīng)歷民國政府治理十余年，雖對西方文明制度的認識和建設有所建樹，但是積貧積弱的國情仍未變化，依舊內憂外患，諸多層面亟待變革，迫切需要蔣廷黻這樣的高層次人才回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