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guān)于布魯爾及其“強綱領(lǐng)”

　�。ㄒ唬┳鳛閻鄱”�學派“理論家”的大衛(wèi)?布魯爾

　　就20世紀70年代中葉以后崛起的愛丁堡“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而言，大衛(wèi)?布魯爾是與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齊名的最主要的理論家；他提出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lǐng)”理論已經(jīng)成為這個學派最重要的理論核心。就這個學派的構(gòu)成人員各自的特點及其理論貢獻而言，布魯爾和巴恩斯堪稱其中的“理論家”，而拉圖爾(Bruno Latour)與諾爾塞蒂納(Karin Knorr�睠etina)則可以被稱為其中的“實踐家”(當然，這樣的稱呼是就他們的研究特色和理論成果的特點而言，并不是說前者僅僅涉及理論，而后者僅僅進行實證性的經(jīng)驗研究)，此外還有一些界于這兩者之間的人物。顯然，就了解“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基本觀點和理論成就而言，布魯爾在本書中提出的“強綱領(lǐng)”理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書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

　　大衛(wèi)?布魯爾是當代著名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他于1942年出生在位于英國中部工業(yè)區(qū)的德比，曾經(jīng)在基勒(Keele)大學受教育，于1964年獲得數(shù)學和哲學方面的學位。之后，他到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繼續(xù)進行學術(shù)研究，在兩年之后即1966年，完成了實驗心理學方面的研究。1967年，他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愛丁堡大學科學研究部的講師，從而與巴恩斯一起成為愛丁堡“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的元老級人物。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即《知識和社會意象》，于1976年首次出版(后于1991年出了第二版，除了原有內(nèi)容基本保持不變、只修改了幾處文字錯誤以外，主要增加了“第二版前言”和“后記”，以之作為他對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的回應)。

　　接著，他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立場出發(fā)，結(jié)合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研究，進一步加強了對知識的社會哲學維度的研究，先后于1983年和1997年出版了兩部有關(guān)著作：《維特根斯坦：關(guān)于知識的社會理論》和《維特根斯坦：規(guī)則和制度》。另外，在此期間，他還與他的兩位同事——巴里?巴恩斯和約翰?亨利(John Henry)——合寫了《科學：社會學分析》，作為研究院教材于1996年出版。1998年，布魯爾被任命為科學社會學教席的專職教授(personal chair)，并且成為美國圣迭戈加利福尼亞大學、維也納科技大學、馬薩諸塞技術(shù)研究所以及柏林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客座教授或者客座研究員。此處材料主要來自大衛(wèi)?布魯爾于2000年5月19日給我發(fā)來的電子郵件。就目前“科學知識社會學”在西方學術(shù)界的傳播狀況而言，可以說它在歐洲大陸和北美洲已經(jīng)基本上“遍地開花”，產(chǎn)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因而“水漲船高”，布魯爾的上述三部主要著作，尤其是《知識和社會意象》，也因此成了人們廣泛注意、研究和批評的焦點，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

　　囿于篇幅，這里不打算一一敘述和評價這部著作的內(nèi)容(需要指出的是，布魯爾這部著作雖然篇幅并不很大，但是人們讀了本書就可以切身感受到，他以“強綱領(lǐng)”為中心所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泛；也正是因為如此，要進行這樣的敘述和評價，我們就至少需要寫一部與這部著作篇幅相同的著作)，而只能集中考察和論述它所包含的兩個方面——“強綱領(lǐng)”和與知識成因有關(guān)的相對主義。在我看來，這兩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方面共同構(gòu)成了《知識和社會意象》這部著作的核心，甚至可以說構(gòu)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整個學派的理論核心。所以，我們試圖以此舉達到“綱舉目張”之效——至于實際結(jié)果究竟如何，就只能由讀者來評判了；當然，《知識和社會意象》這部著作的基本觀點和結(jié)論也都必須由讀者來評價，包括作者、譯者、出版者在內(nèi)的其他任何人都無法“越俎代庖”。

　　(二)“強綱領(lǐng)”及其相對主義傾向

　　對于國內(nèi)初次接觸“科學知識社會學”著述的讀者來說，他們對“強綱領(lǐng)”是什么頗有些摸不著頭腦——“綱領(lǐng)”尚可理解，加上一個“強”字又作何解呢？其實，這主要是由于對與“科學知識社會學”有關(guān)的學術(shù)背景還不甚了解。正像上面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是“強綱領(lǐng)”，主要理論取向是對科學知識成因進行社會學說明——在這里，所謂“社會學說明”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學理性說明，但是與傳統(tǒng)的理性主義所認為的“學理性說明”相比，這種說明在客觀性、確定性、精確性、可重復性方面都要“大打折扣”；這也就是說，無論與以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為代表的精確科學相比，還是與不斷追求量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的經(jīng)濟學相比，“社會學說明”在這些方面都相差甚遠——當然，持這種觀點的人的立場是傳統(tǒng)的理性主義所堅持的立場。

　　另一方面，進行這樣的說明通常都必然涉及科學史，亦即利用科學史上的材料，從傳統(tǒng)的理性主義角度來說明科學知識成因——這基本上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崛起以前，人們在進行這個方面研究時所采取的做法，而這種做法也就是所謂的“科學研究綱領(lǐng)”要求的做法，同時，這種“綱領(lǐng)”還要求，只有當不涉及某些社會因素就無法對科學史上的某個階段加以全面說明的時候，人們才應當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nèi)。因此，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以前，人們在從傳統(tǒng)的理性主義角度對科學知識成因的研究和說明過程中，對社會因素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能避開時則避開，不得已時再求助之”——他們基本上是同等看待這些社會因素與不合理性的因素的。與這種態(tài)度相比，愛丁堡學派所堅持的基本態(tài)度則要“強硬”得多。他們認為，各種社會因素不僅始終存在，而且(對于知識的形成過程來說)是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參見詹姆斯?羅伯特?布朗(James Robert Brown)：《引論：社會學轉(zhuǎn)向》(Introduction：The Sociological Turn)，見《科學的合理性：社會學轉(zhuǎn)向》(Scientific Rationality：The Sociological Turn)，D�盧eidel Publishing Company，Dordrecht,1984，p��3。正是這種基本態(tài)度所具有的更加“強硬”的特征，使愛丁堡學派體現(xiàn)這種態(tài)度的綱領(lǐng)被學術(shù)界稱為“強綱領(lǐng)”，而且他們自己也完全接受這種稱呼。

　　那么，“強綱領(lǐng)”的基本內(nèi)容是什么？它是如何體現(xiàn)愛丁堡學派在研究知識成因過程中所論述的相對主義的呢？

　　具體說來，大衛(wèi)?布魯爾在本書中提到了它的四個“信條”參見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econd Edition，1991，p��7；也可以參見英文原書第7頁(本書邊碼)。筆者在這里并沒有逐字逐句地引用布魯爾的原話，是為了簡明扼要地進行概括。：

　　1.應當從因果關(guān)系角度涉及那些導致信念(beliefs)和知識狀態(tài)的條件(因果性)；

　　2.應當客觀公正地對待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無偏見性)；

　　3.應當用同一些原因類型既說明真實的信念，也說明虛假的信念(對稱性)；

　　4.應當可以把一種學說的各種說明模式運用于它自身(反身性)。

　　布魯爾和愛丁堡學派其他成員堅持的就是由以上四個信條組成的“強綱領(lǐng)”。概括地說，“強綱領(lǐng)”所主張的是，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在內(nèi)的所有各種人類知識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建構(gòu)過程之中的信念；所有這些信念都是相對的、由社會決定的，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的人們進行協(xié)商的結(jié)果。因此，處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群體、不同民族之中的人們，會基于不同的“社會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擁有不同的知識。正因為如此，“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lǐng)”才提出了上述四個信條，以之作為對研究科學知識的社會成因的要求。

　　在這里，“因果性信條”所規(guī)定的實際上是對于進行這種研究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要想研究知識的社會成因，就必須從因果關(guān)系角度出發(fā)，去研究究竟是哪些條件使人們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識；在此基礎上，“無偏見性信條”要求研究者必須客觀公正地對待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絕不能因為謬誤、不合理性、失敗令人反感或者令人失望，就不去客觀公正地對待它們；“對稱性信條”則說明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無論就真理和謬誤、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敗而言，還是對于真實的信念和虛假的信念來說，它們的社會成因都是相同的，所以當人們研究和說明科學知識的社會成因時，必須運用同一些原因類型；最后，“反身性信條”使研究者所堅持和運用的理論本身也變成了他自己研究的對象——也就是說，這種研究者必須把他用于說明其他知識和理論的模式同樣用于對待和研究他自己的理論，從而真正達到對知識的社會成因進行徹底的研究和說明。

　　我認為，“強綱領(lǐng)”的相對主義傾向主要體現(xiàn)在，它堅持認為一切知識都是相對的、由社會建構(gòu)和決定的、隨著社會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東西。就這種觀點而言，它不僅像以往的相對主義觀點那樣強調(diào)知識的形式(概念、范疇、表達方式乃至學說體系)的相對性，還進一步通過強調(diào)一切知識都是基于社會意象的信念，而且這些社會意象和信念又由于社會情境的不同而不同，主張對知識的內(nèi)容進行具有相對主義色彩的說明——就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而言，這種傾向是居于主導地位的傾向。

　　這里必須強調(diào)指出的是，在西方思想界和學術(shù)界，從認為某種理論“是由社會決定的”觀點出發(fā)，并不一定能夠得出這樣的觀點不是相對主義觀點的結(jié)論。因為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自19世紀下半葉歐洲進行的“科學方法論大辯論”以來，在人們的心目中，“社會領(lǐng)域”和“歷史領(lǐng)域”一直是作為由獨一無二、變動不居的事件組成的領(lǐng)域而存在的；因此，在西方學者的心目中，說一種觀點“是由社會決定的”，大致相當于說它并沒有得到傳統(tǒng)的理性主義所說的那種具有終極確定性的“決定”，因而，這種說法所指稱的觀點仍然具有非常濃厚的相對主義色彩。所以，無論是當前西方學術(shù)界其他學術(shù)流派成員，還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理論家們自己，都不諱言“強綱領(lǐng)”是相對主義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強綱領(lǐng)”乃至“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所具有的相對主義傾向呢？這種傾向與他們的研究結(jié)論的功過得失有什么關(guān)系？我們又應當由此得出什么結(jié)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