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幅明先生是我尊敬的長者，我對他的尊敬起初緣于父輩的情誼，他由于長期擔(dān)任編輯、主編、社長，便經(jīng)常在各種與文學(xué)有關(guān)的場所能夠與之相見，卻從未深談，倒應(yīng)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語，而讀了這部約我作序的“大部頭”之后，我對他的尊敬更深一層，好像是經(jīng)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長談，孤陋寡聞的我，剛剛從他自己的書中得知他的書屋之名，敢用“天堂”二字，是我難以想象的，但又在意料之中，想想：一個愛書嗜書如命的人，每天從編書做書的場所回來，到了家中仍輾轉(zhuǎn)于兩間書屋萬卷書冊之間，開始讀書著書，這種日子，對于愛讀書的人，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 這個世上，因有太多的選擇，所以即便是選擇了的人，其心也會有太多的分裂，比如，做書的人，不一定愛書，愛書的人，不一定愛讀書，而愛讀書的人，不一定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也許我說的有點曲折，但深想一想，是這么回事。這個世上，真正的讀書人是不多的，我指的是將書作為個人生命一生伴侶的人，是將書作為真誠對話的朋友的人，是將書看作是精神成長的導(dǎo)師的人，而同時，又是將書看作教一己辨善惡黑白而成為一個有愛憎心的人。這個讀書人，可遇而不可求。正如書之問世，難道它不渴求一個真正知曉它全部精髓的知音?人說，書，亦師亦友。書也是人，書之于人，當(dāng)然同理同心。
《天堂書屋隨筆》這部書中的《讀書人的盛宴》，是為自1995年設(shè)立的“世界讀書日”所寫，巧合的是王幅明的兒子的生日也是4月23日，這篇文章雖然短小，卻以一個讀書人的角度，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如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亞出生，而1616年同天，塞萬提斯去世；如以2005年與1999年相比，中國國民閱讀率下降11．7％；如電子三屏(手機、電腦、電視)對于紙質(zhì)書籍的讀者分流；更精要的是，作者竟考證出了1200年4月23日，朱熹逝世，而1794年同月同日，魏源出生。我想，如若不是一個愛讀書愛歷史的讀書人，是無法將筆觸伸向如此遠的中西歷史的。
王幅明先生之讀史，當(dāng)然有對于司馬遷的尊崇，他的《(史記)：前無古人，后喚來者》可以自證；而我更感念于他讀史的方法，以《千年春蠶絲未盡》為例，他寫李商隱，是以一個21世紀(jì)的讀書人的身份，走進以李商隱墓園為中心開辟的紀(jì)念公園，他追溯李商隱之從河南沁陽遷至鄭州滎陽的經(jīng)歷，試圖于詩文中求跡一位詩人的心律，而接續(xù)中原先賢文化的血脈。其中，作為中原后人，王幅明先生對李商隱的解讀也是獨特的，他說， “過去的歷史學(xué)家和李詩評論家中，有不少人認為李商隱是牛黨或是李黨。其實，李商隱決無意參加任何一黨。他是一個具有嶙峋風(fēng)骨、從來不肯屈身辱志的人，因此他不屑于攀附任何政治集團。也正因為他能超越于黨爭之外，所以他的政治態(tài)度比較公正，政治詩的觀點也確乎超出于集團私利之爭。他比較能放眼四顧，為日薄西山的唐帝國而憂愁，為長安西郊農(nóng)村的‘十室無一存’而憤切”。
這種觀點，一方面源于王幅明先生對于李商隱才華的深愛，同時也源于對于一位歷史中人的認真求證而不人云亦云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亦表現(xiàn)在對于詩人的《錦瑟》詩之解讀：“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已惘然�！弊运沃两瘢�情詩說，詠瑟說，悼亡說，自傷說，詩序說，陳情令狐說，情場懺悔說，黨爭寄托說，無可解說，內(nèi)心體驗同構(gòu)說，言說紛繁，各有其理。連王漁洋也曾感嘆“一篇錦瑟解人難”作為李商隱絕筆詩之一，作為義山詩的壓卷之作，王幅明先生采取的是嚴(yán)謹(jǐn)?shù)难哉f態(tài)度，他不給出一己一定的解釋，不給出解釋正是由于有多種解說的可能性，這是詩的豐富與多義造就的，同時也是對詩人一生遭際與情懷的深切敬重。
又譬如《五百年來無此君》，對于書家王鐸，王幅明先生采用的仍是走讀的方式，王鐸，身為明清二臣，頗受史家爭議，但其書法卻深得同是書法家的作者喜愛，作者一路奔赴其故里，尋拜其故居，在孟津，在會盟鎮(zhèn)，在再芝園，行走同時也留下其思索的印跡，他的思索，不切斷歷史，卻有自我獨見，他寫道：“影響了中國政治生活達2000年之久的儒家行為規(guī)范，不再是人們評價歷史人物的唯一尺度。皇帝的詔書，不再是評價王鐸的唯一定論�！庇纱顺霭l(fā)，他深入到這位書家生活的最具體地點，開始了他所獨有的一節(jié)歷史的勘探，孟津，我十多年前走讀黃河時去過，確如作者所言，“孟津”二字因夏禹治水，自三門峽至此建立第一個渡口而得名。“孟”在古語中意指第一，“津”為渡口�！斑@個渡口到今天已銷聲匿跡。一個巨大的水利工程取代了它。它的上游不遠處，在一個名為‘小浪底’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令世人矚目的大壩，截住了滔滔奔流的黃河水。會盟鎮(zhèn)稱得上是一個歷史名鎮(zhèn)，歷史上曾是孟津的縣城。相傳武王伐紂時在這里與各路諸侯會盟和渡河，故有此名。從鄭州去小浪底觀光，必經(jīng)會盟鎮(zhèn)�！蓖蹊I故居，由于歷史變遷和戰(zhàn)爭紛擾，大多房屋已毀于戰(zhàn)火。少數(shù)保存下來的房子，做過人民公社的辦公大院。用作公社會議室的一間，是王家的宗祖祠堂，四周墻壁上鑲嵌著90塊王鐸手書的漢白玉碑刻——這便是書法界熟知的“擬山園”碑帖。正因為它作為公社會議室的獨特地位，“文化大革命”才免遭破壞，得以保存。作者從實地田野考察出發(fā)，而不僅從書家角度，亦從“孟津詩派”角度勘察王鐸才華，將一個生于1592年(明神宗萬歷二十年)的有著文化傳統(tǒng)的農(nóng)民的后代形象，細膩地勾畫了出來。說實話，我是非常認同這樣的寫法的，人文地理，人因地而實，地因人而活，作者的這種實地對話的功夫，是一種對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文化的傳承，同時，也呈現(xiàn)出一種在空間中定位時間而與歷史對話的田野方法。這篇文字中，作者引用書家馬世曉評論王鐸的句子： “天馬行空，慣從萬匯收元氣；玄機運理，自能一心窮大觀。”而這個評價，用于王幅明先生自己的寫作方法的評價，亦未嘗不可。
由于王幅明先生長期而深入地致力于中國散文詩的研究，其書中對于中國散文詩家或中國作家的重要散文詩作品都有專論，如對于魯迅《野草》，對于艾青、柯藍、郭風(fēng)、耿林莽、李耕、許淇、彭燕郊、王爾碑等，不一例舉。值得關(guān)注的是他的《寂寞而又美麗的九十年》一文，此文是為(《中國散文詩90年(1918～2007)》一書作序的文章，然可以視作一篇對20世紀(jì)至21世紀(jì)近百年散文詩生成與發(fā)展的研究論文來讀。全文回顧了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l期發(fā)表的沈尹默的《月夜》《鴿子》《人力車夫》，視之為最早的散文詩，而對1919年魯迅先生以“神飛”筆名發(fā)表的《自言自語》《寸鐵》《火的冰》《古城》等也做了梳理，直至1924年魯迅寫作的《野草》在1927年由北新書局出版，被視之為散文詩的杰出代表，文體上的自覺與獨創(chuàng)，在對其中的《秋夜》《過客》《墓碑文》《這樣的戰(zhàn)士》的分析中，可見功底。
此后是20年代、30年代、50年代，直到新時期。他的分析視野還涉及臺灣、香港等地作家的散文詩作品，可以看作是對近百年散文詩體裁的這個“混血兒”的梳理探究，其中不乏研判之新見。王幅明先生對散文詩可謂情有獨鐘，在他的多篇文章中，他都積極呼吁散文詩應(yīng)該納入國家級文學(xué)大獎，散文詩的發(fā)展歷史與成就，便可成為例證。這種經(jīng)年的呼吁真誠而熱忱，也的確得到了回應(yīng)，國家級文學(xué)大獎魯迅文學(xué)獎已將散文詩納入評獎范疇，并給予了極大的重視。
在王幅明先生的編、讀、寫組成的生活里，這樣的“力薦”實例是很多的，譬如他任河南文藝出版社社長期間，便慧眼視英雄地出版了孫皓暉先生的力作《大秦帝國》，這部作品之于中華文明的見地以及作為文學(xué)作品的文化貢獻，或可隨日月之增而漸漸呈現(xiàn)，而起初的“識英雄者”，則應(yīng)為我們所牢記。作為《大秦帝國》的出版人，與之相關(guān)的評論他本人就寫有三篇之多，如《感受大秦之魂》等，悉數(shù)選人此書。他視這部大書的出版，為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他對這部著作非同一般的認識，正如其文中所寫，“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文明統(tǒng)一體。這是大秦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而孫皓暉寫秦，在這一點上兩位讀書人的共鳴與默契，值得研讀。王幅明還在文章里引用了國學(xué)大師錢穆的重要觀點，“秦人統(tǒng)一，此期間有極關(guān)重要者四事：一、為中國版圖之確定。二、為中國民族之摶成。三、為中國政治制度之創(chuàng)建。四、為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之奠定”。他以為，此四事，牢牢構(gòu)建了中國文明之根。那么，對于這部中華文明之根的尋探之作，出版者的熱情是可以想見的。因為它深深植根于讀書人的認知。2008年，河南文藝出版社取得社會效益與經(jīng)濟效益雙贏，獲省級及省級以上獎共計20余項，其中省“五個一工程”圖書獎13項，省優(yōu)秀圖書獎5項，全國暢銷書獎3項，中國最美的書1項，版權(quán)輸出2項。
這樣驕人的成績單并不是偶然的。王幅明先生的心思不在功名功利，所以他能做出讀書人本應(yīng)做出的事，這些事，在他，也是本性而為，有著率真的取向，正如他的《天堂》一文中講，“騰格爾有一首頗為流行的歌，名為‘天堂’。那是蒙古族歌手對幸福生活的憧憬。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天堂。你若問我，你的天堂是什么，不怕你笑話，奢望不高，只是一問寬暢的書房”。
王幅明先生的“天堂”從幾個書箱開始，到書柜，再到書房，再到兩間書房，他的購書也從幾百冊至萬冊之多，這個讀書人，無論是在柏林還是在臺灣，無論是在都市還是在小城，大小書店都留下了他讀書選書的身影。作為一位寫作者，我也經(jīng)年留戀于各個城市的書店，去年在冰島，跑到拉克斯內(nèi)斯故居，我一口氣買了他的譯為英文的許多作品，揣著一包書，冒著蒙蒙秋雨走在四圍是山、人跡寂寥的雷克雅未克城郊，那時心里就像揣著一座暖暖的火山一樣。所以，我理解王幅明先生的心情。是呵，夫復(fù)何求，讀書人的答案，恰恰是最簡單的，但是為了這個“天堂”的造就，又有多少的讀書人編書人在用生命做著“最不簡單”的工作!王幅明先生已從社長職務(wù)卸任，他真正地回歸到了自己讀書的“天堂”，在其《出版人與讀書》一文中，他仍然念叨后來者，“作為出版人，夢寐以求的事情，莫過于一生出一部或多部，能夠被讀者爭相閱讀的，能夠幫助、提升、照亮他們的好書。這是出版人的天職和追求”。他也深知，“談何容易?可能一部有價值的書稿被你輕而易舉地一退了之�；蛘�，你與作者的見解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他不屑于讓你做他的責(zé)編。原因何在?你讀書太少，不知道此一領(lǐng)域的代表作有哪些。書稿有無價值和已經(jīng)達到的高度，你沒有能力作出判斷”。所以， “要想完成在出版領(lǐng)域的文化擔(dān)當(dāng)，讀書是無法逃避的基本功。出版人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讀書”。這是他的職責(zé)所在，而我在欣賞他恪守職責(zé)的同時，更為熱愛的是這樣的句子，“有人說，有一種人，讀書對他們像空氣一樣重要，而我們便是這種人中的一群”。
我想，這種空氣，是清新的，凜冽的，溫煦的，也是我們每天不可或缺的。與王幅明先生一樣，我慶幸，我屬于這個被稱為讀書人的群體中的一個。
2014年4月7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