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誤讀了“格物致知”？
　　我們都承認，近百年來中國哲學的學科建構過程，就是一個以西方哲學為范本，從中國古代思想家那里尋求能與之相對應的歷史資料，并不斷按此范本作出新的理解、解釋、發(fā)揮的過程。以這種方式建構起來的中國哲學史，固然為建立合乎現(xiàn)代知識規(guī)范的中國哲學學科體系以及中西文化溝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也因此出現(xiàn)種種“誤讀”，而失去對中國思想歷史原貌、本來意義的真實把握。
　　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宋明理學因重視天人的形上思考而被現(xiàn)代學人視為一種哲學化的儒學，故而也是為西方哲學范本解讀、發(fā)揮最多的學說。在理學集大成者朱熹那里，“格物致知”是其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最方便與西方哲學思想作比附、詮釋的部分。在關于朱熹的現(xiàn)代解釋中，一個比較一致的傾向，就是以西方哲學的認識論或知識論來解讀、分析、評論朱熹的“格物致知”。盡管有可能對其作出肯定的（如馮友蘭）或否定的（如牟宗三）評價，但他們均認同朱熹的“格物致知論”與西方哲學的認識論比較一致，諸如：肯定主體的“心”與客體的“物”及“理”是一個主客對立的關系，主體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感知、認識而獲得具體的經驗知識（格物），主體將具體的經驗知識提升、擴充為全面、系統(tǒng)的知識體系（致知）。
　　但是，這種關于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解讀，卻不能解釋朱熹思想體系中的許多基本觀念，譬如，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元認識論觀念強調主體之心與客體之物（或理）是分離的，必須通過主體認識客觀事物以后才獲得對物理的認知，但朱熹卻總是堅持主體在“格物致知”以前萬理具足于心之中，即“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① �！靶呐c理一”的前提消除了認識論的那種主客對立。又如，西方哲學認識論關注知識的來源及知識的客觀真實性與普遍性等，但是朱熹的“格物致知論”的關注點完全集中在學者應如何以心中之理去對應萬物之理，即如何在生活實踐中推廣、實現(xiàn)心中本有之理，內以修己，外以治世。當許多學者不能解釋這些現(xiàn)象時，就認為朱熹的哲學思維混亂。其實，造成這種“不通”或“混亂”的不是朱熹，而是現(xiàn)代學人用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邏輯體系“誤讀”了朱熹。
　　應該說，在朱熹思想體系中，“格物致知論”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學的認識論或知識論，而是關于如何實現(xiàn)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將“格物致知”納入朱熹思想中那個完整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論行程中去，才可能對“格物致知”作出合乎歷史實際、文化精神的解讀。
　　什么叫作“工夫論”？和西方哲學重知識論不同，儒學重視的是修己治人的工夫。一方面，儒家的工夫論是包括了如何體認天地萬物、建構天地之理的知識在內。朱熹說：“圣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圣，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雹� 日用工夫所推行的理也就是天地萬物之理，天理作為一個貫穿日用倫常并記載于儒家經典的普遍法則，必然會體現(xiàn)在天地萬物之中，對天地萬物之理的自覺體認也就是“工夫”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夫”又是實踐性的，它又必然會體現(xiàn)為人的身心一體的客觀性活動，而不僅僅是對儒家經典的傳注訓詁或對外在事物的認知，也就是說工夫不等于那種“語言—概念”的知識形態(tài)。朱熹反復對學生說：“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雹�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雹� “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jié)�！雹� 可見，朱熹所說的“工夫”是一種身心一體的實踐性活動，他一直強調這種日用實踐工夫為儒者“第一義”的學問。由于儒家工夫論是認知活動與日用實踐的統(tǒng)一，故而決定了這種工夫論是一種知行結合的構架。所以，在朱熹的學術視域中，儒家學說就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論記載。譬如《大學》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論語》的操存、涵養(yǎng)，《孟子》的盡心、存性、體驗、擴充，《中庸》的學問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問學、極高明、道中庸等等，這些修身工夫原就是先圣先賢在自己的修身實踐中的個人體悟、經驗總結，但是它們均可以納入那個知行統(tǒng)一的工夫論構架中去。
　　我們如果要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論”作出合乎歷史原貌、文本意義的解釋，必須將其還原到朱熹關于“格物致知論”的歷史語境中去，特別是將其置之于完整的工夫論體系中去，這樣才會真正理解“格物致知論”的本義，而不至于將其從工夫論中剝離出來，片面地將其與西方哲學的認識論作比附。
　　1. 從朱熹關于修己治人工夫論的完整“規(guī)�！薄ⅰ靶谐獭眮砜疾臁案裎镏轮�”的本來意義。
　　朱熹的“格物致知論”并非西方哲學的認知論，只要將其納入儒學的工夫論體系之中，就能確切地把握其本有的歷史意義與思想文化內涵。而所謂的工夫論體系，既包括“大學”的工夫論“規(guī)�！保�也要注意朱熹關于“小學”工夫的補充，因為后者更進一步確定了“格物致知”的工夫論意義。
　　朱熹認為，《大學》一書包含著儒家工夫論的“規(guī)�！薄ⅰ熬V領”，即《大學》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工夫論“行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工夫論“行程”是以“格物致知”為工夫論行程之首，盡管朱熹對“格物致知”作了類似認識論的闡發(fā)，但是并沒有違背宋代新儒學大師強調儒學以修身工夫為根本的為學宗旨。朱熹始終是一個以成德之教、修身工夫為根本宗旨的儒者，他一直堅持以“格物致知”為標志的“知”的工夫應該歸之于“第一義”的“行”的工夫。這一點，在朱熹建構的《大學》工夫體系將《小學》工夫納入這一點上，就表現(xiàn)得十分鮮明。
　　朱熹以畢生精力建構《大學》工夫論體系，但是他同時強調，《大學》的工夫必須有“小學”工夫的基礎。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以“小學”工夫作為“大學”之“行程”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一個有志于儒家圣學的學者，在做“格物致知”等“知”的工夫之前，就必須經過“小學”的“行”的工夫的冶煉。他提出：“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禮樂、射御、書數(shù)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① 朱熹強調“小學”關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jié)等“行”的工夫是格物窮理等“知”的工夫的基礎，只有在經過“小學”工夫的成功培養(yǎng)之后，方可進入“大學”階段的格物窮理工夫。所以，他在淳熙十四年（1187）序定成《小學》一書，進一步將“小學”納入“大學”的工夫論體系中。一旦朱熹將“小學”的工夫納入“大學”工夫的“規(guī)�！薄ⅰ靶谐獭敝腥�，他所重視的“格物致知論”體系就更加鮮明地表達出儒家工夫論的特色，也就體現(xiàn)出朱熹為何總是強調實踐工夫是“第一義”工夫的真正原因，正如下圖所示：
　　灑掃、應對、進退 → 格物致知 → 修齊治平
　�。ㄐ械墓し颍� （知的工夫） （行的工夫）
　　在這個完整的儒家工夫論的體系中，我們發(fā)現(xiàn)，“格物致知”的知識論方法鮮明體現(xiàn)出“行”是“第一義”的工夫這一重要思想�！案裎镏轮�”所獲的得各種知識道理，原來均是來自于“行”的工夫之中，“大學”所完成的窮理致知工夫，實來源于“小學”的事親從兄的日用實踐，“小學”的實踐工夫是“大學”窮理工夫的基礎和本原。朱熹反復強調“小學”與“大學”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guī)矩做去。大學是發(fā)明此事之理�！雹� “大學”階段通過“格物”、“致知”工夫所發(fā)明的知識道理，原來均與“小學”階段的實踐工夫中所做的“事”有關，是從“事”中“發(fā)明”出來的。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么朱熹總是反復強調實踐工夫是“第一義”。
　　2. 從朱熹的格物致知論的具體內涵，進一步分析考察其工夫論本義。
　　現(xiàn)在，我們進一步將“格物致知”納入儒家“修己治人的規(guī)�！敝�，將“格物致知”的知識理性與正心誠意的道德涵養(yǎng)以及修齊治平的經世實踐結合起來考察。朱熹繼承了早期儒家將知識追求納入道德修身、政治實踐的思想傳統(tǒng)，朱熹的“格物致知論”不過是他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論體系的組成部分，故而在本質上說并不是一種認識論，而是一種成德工夫論。既是一種成德工夫，那么，所謂“格物致知”的思想，無論從其目的、內容、過程來看，均與西方哲學的認識論不同，表現(xiàn)出一種修身工夫論的鮮明特征。
　　其一，“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明德”的倫理政治，它只是“修己治人的規(guī)�！敝械木唧w“行程”，其目標則是道德修身與政治實踐。具體來說，“格物”、“致知”的環(huán)節(jié)，只是為了過渡到“正心”、“誠意”的下一個環(huán)節(jié)。這一點，朱熹在《大學章句》中有明確的解釋：“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雹� 在這里，“格物致知”的知識追求，只是為了道德意志的篤實與道德觀念的明確，也就是為了“明明德”。朱熹強調“格物致知”是進德工夫的基礎，他解釋“誠意”說：“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fā)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茍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雹� 也就是說，“格物致知”是為了實現(xiàn)“心體之明”，從而為下一步“正心”、“誠意”的進德工夫奠定基礎。由此可見，道德修身的行程體系決定、制約了“格物致知”只是修身工夫的一個“行程”，它和那種獲得客觀知識的認識論目標是不同的。
　　其二，從“格物致知”的內容來看。，由于格物致知是為了實現(xiàn)修己治人的成德工夫，故而決定了這種認知活動的主體內容是人倫日用。所以，朱熹在詮釋“格物”之“物”和“致知”之“知”時，十分強調這種知識對象是倫理道德之“理”。他說：“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后，遇事觸物皆撞著這個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zhí)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個道理�！雹� 盡管朱熹在詮釋“格物致知”的對象時，也將它們擴展到天地陰陽、昆蟲草木之理，但是，由于“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正心誠意、明明德，這就使得朱熹在詮釋“格物致知”時，始終不愿偏離仁、義、忠、孝、恭、敬等倫理規(guī)范之類的“理”，并竭力將“格物致知”的內容限制、集中在人倫之理之上。
　　其三，從“格物致知”的過程來看，“格物致知”的過程并不體現(xiàn)為主體認識客觀世界，建構知識體系，而是一種追求如何合乎“天道”、“天理”的主客合一的實踐活動。因此，所謂“格物致知”并不是那種因主客之分而必須通過感知、理性而獲得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體系的活動，那是西方哲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作為理學家的朱熹則強調“格物致知”是“天理具足”的人在處事應物的種種生活實踐中感悟、發(fā)明實行各種各樣“當如此”、“當如彼”的道理，他所理解的“格物致知”總是離不開行的，所以他經常說：“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君便當止于仁，為人臣便當止于敬�！雹� 這些“當如此”、“當如彼”的道理不是邏輯化的知識體系，而是體現(xiàn)為人應如何做的行為規(guī)范、活動程式�！案裎镏轮�”的結果不是形成關于客體世界“是什么”的靜態(tài)知識，而是關于主體應該“如何做”的動態(tài)實踐。所以朱熹以為：“‘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個是，一個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① 這樣，“格物致知”就成了在治國平天下的實踐活動中獲得“是”、“非”標準的重要步驟。那么，“格物致知”的過程是主體心中之理與客體事物之理相互印證、融通、實現(xiàn)的實踐過程，這個過程的最終結果正如朱熹所說：“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本固有，用知方發(fā)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② 因此，所謂的“格物致知”，一方面就是知得“我自有之物”的道理，另一方面則是要將自有之理去應事事物物之理。由于“我底道理”與“萬物之理”其實就是同一個理，那么，“格物致知”最終就是實現(xiàn)“合內外之理”�！吨熳诱Z類》載：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在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雹� 這個“合內外之理”不是一個對象化的“語言—邏輯”的抽象知識系統(tǒng)形成過程，而是一種主客合一的“參天地，贊化育”的實踐活動過程。
　　在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過程中，學者們在不懈地尋找那些能夠和西方哲學體系對應的部分，并作出合乎西方哲學思維方式、基本概念構架的“現(xiàn)代”誤讀。所以，如何以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歷史文本、思想體系為基點而建構出合乎中國歷史實際、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哲學，應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學人責無旁貸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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