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所存字數(shù)
　　迄今為止，在傳世文獻中尚未見到石鼓文在唐代所存字數(shù)的記載。但是，我們從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陳倉石鼓久已訛”、韋應(yīng)物《石鼓歌》“風雨缺訛苔蘚澀”、韓愈《石鼓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等詩句看，石鼓上的文字在唐代就已存在殘泐。最近，我們發(fā)現(xiàn)唐代高宗咸亨元年的《碧落碑》所使用的石鼓文，有的字形被摹錯。這些被摹錯的字形，在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也是被摹錯的，而且二者的錯誤是相同的，如“廊”字；《碧落碑》中所用的石鼓文多被釋錯，這些被釋錯的字，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也多被釋錯，而且二者的錯誤也是相同的，如釋“彳^亍”為“道”，釋“牽”為“高”，釋“廊”為“廓”等。又如：石鼓文《鑾車》石的“真”字在先鋒、中權(quán)、后勁三種北宋拓本中，其下部均已殘掉，而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此“真”字字形完好，其形體跟《碧落碑》所引用的石鼓文“真”字形體相同。這可以證明這樣一個事實：薛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的石鼓文是依據(jù)岐下翻刻本縮刻的，岐下翻刻本的底本很可能和《碧落碑》所引用的石鼓文來源于同一個本子，我認為這個本子是有釋文的摹本的可能性較大，由二者所摹字形與釋文相同可證。薛氏摹本的《作原》石的上部跟北宋拓本一樣亦每行殘缺三字。如果薛氏石鼓文摹本所依據(jù)的岐下翻刻本的底本真的跟唐《碧落碑》所引用的石鼓文來源于同一個本子，那么就可以證明《作原》石的上部在唐代就已經(jīng)殘掉，同時可以證明有的字如《鑾車》石的“真”字在唐代是完好的，后來其下部殘泐掉。三種北宋拓本中此“真”字的下部就已殘泐掉。由以上事實推斷，石鼓文在唐代所存字數(shù)跟北宋三種拓本所存字數(shù)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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