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古代文學的成就，有一句口頭禪：韓柳文章李杜詩。其中提到的韓愈、柳宗元和李白、杜甫，都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偉大作家，而唐代又正是中國古代文學發(fā)展十分燦爛輝煌的時期之一。這四位作家創(chuàng)造了唐代文學的巔峰，其作品更流傳千古，飲譽世界，已成為世界古典文學中的瑰寶，中華民族珍貴的精神遺產(chǎn)。正如那句口頭禪表明的，其第一位韓愈以文章著稱。他首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家，是成就卓著、影響深遠的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而他又詩、文兼擅，長于辭賦，創(chuàng)作成就不僅僅限于散文。其一生業(yè)績更不只表現(xiàn)在文學領域，他又是歷史上有貢獻、有影響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
韓愈（768824），字退之。韓氏郡望是昌黎，因稱韓昌黎；他曾擔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死后謚曰文，稱韓文公。他留有文集，稱《昌黎先生集》或《韓文公集》，正集四十五卷，外集十卷，另有一些后人輯錄的佚文，有些真?zhèn)紊写�考辨；又外集中包括《順宗實錄》，是史學著作；另存一部題署他與李翱合著的《論語筆解》，真?zhèn)紊卸喈愖h。
對韓愈的評價，宋代的蘇軾在《韓文公廟碑》里留下了四句著名的話，即所謂：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經(jīng)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五）這后兩句是對韓愈品格的贊譽，暫且不論。前兩句一則表揚他的文學成就，再則贊揚他振興儒道之功，大體概括了韓愈一生的主要業(yè)績。不過對于蘇軾在這兩方面所做出的評價，后人有許多不同看法。比如關于文，八代（有不同解釋，一般以漢、魏、晉、宋、齊、梁、陳、隋為八代）的成果是否可以用一個衰字來概括？韓愈對它們是不是完全否定？就很值得討論。又關于道，韓愈是提倡儒學復古的，但他所倡導的儒道是否純正？他是否真的復興了先秦、兩漢的儒道？人們同樣多有疑問。這些爭議本書下面將涉及到并具體論及。但蘇軾那兩句話、十二個字，確實言簡意賅地道出了韓愈在文和道兩方面的成績，肯定他轉(zhuǎn)變一代思想、文學風氣的巨大影響和歷史地位，因此也就被后代廣泛傳誦。
眾所周知，唐代是中國歷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鼎盛時期。在一般印象里，大唐帝國國勢強盛，經(jīng)濟繁榮，聲威遠播四海，思想開放而活躍，文學藝術領域更是大家輩出，名作如林。但實際上唐王朝真正保持統(tǒng)一、安定局面主要是在開國后的一百幾十年間，即從立國的七世紀初到八世紀中葉唐玄宗在位前期。從天寶十四載（755）爆發(fā)安史之亂，整個國家就急劇地走向下坡路。經(jīng)過九年慘淡經(jīng)營，大亂甫告平定，朝廷面對的是臲卼不安的強藩和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侵逼，內(nèi)部則政出多門，閹宦弄權，朝官政爭。肅、代、德宗幾代皇帝都不求、實際也難以振作，結果是動亂連年，經(jīng)濟衰弊，矛盾叢生，國是日非。在這種危機四伏的形勢下，思想文化領域又彌漫著頹敗、消極的風氣。其集中表現(xiàn)就是佛、道橫流。包括韓愈等人，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傳統(tǒng)的士大夫，深感形勢衰頹、危機四伏的局面不可久恃，力圖重新振興儒學傳統(tǒng)、發(fā)揚儒家經(jīng)世濟民精神和倫理道德，以為挽救社會危機的主要甚或是唯一的途徑。這就是出現(xiàn)所謂儒學復古運動的背景。當然運動一詞是現(xiàn)代人的概念；把提倡儒學復古的人們視為一個政治或?qū)W術派別，稱韓愈（和柳宗元）為這一派的領袖等等，也是一種現(xiàn)代意義的提法。但韓愈確實適逢其機，順應潮流，為振興儒學盡心竭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造成了廣泛影響，從而也確立起他在思想史、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從中國歷史發(fā)展實際看，外來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作為傳播久遠而廣泛的兩大宗教，對文化發(fā)展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不可籠統(tǒng)地全面否定。就是歷代批駁、反對佛、道的人往往也受其影響，更是不爭的事實。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士大夫間提倡儒學，反對佛、道的努力自晉、宋以來迄未間斷。到隋、唐時期，則有大儒文中子王通、史學家劉知幾等人，也都在這方面做出相當?shù)呐�力。唐王朝開國伊始即興辦國學，敦崇先儒，修撰《五經(jīng)正義》，如此等等的措施，也都是在自覺地以振興儒學來維護思想意識領域的統(tǒng)一，這也成為唐王朝的國策。從這個角度看，韓愈辟佛、道，崇儒術，已鮮有創(chuàng)新的意味。何況他的主張顯然又有偏激和膚淺的一面。但如果放在具體環(huán)境中來考察，韓愈斗爭的意義和成就則不可低估了。他不僅在態(tài)度上表現(xiàn)出鮮有倫比的熱忱和堅定，他的斗爭更有主、客觀兩個方面是前人和同時代人難以企及的。就客觀條件而言，他所處的中唐時期，正是佛、道二教在朝廷支持下大肆泛濫、思想領域十分混亂的時期，這就使得振興儒道的努力顯得特別緊迫和切實，從而也就突顯出韓愈的特殊的目的性和戰(zhàn)斗性。就主觀方面而言，韓愈是在新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中提倡儒道的。如陳寅恪先生指出，他大力辟佛，卻又溝通儒釋心性學說，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第288頁）。就是說，韓愈是在廣泛總結、汲取各家各派包括佛教特別是禪宗心性學說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賦予所提倡的儒家圣人之道以新鮮的理論和現(xiàn)實內(nèi)容，他從而成為思想文化發(fā)展中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在中國思想史上以天人之際為核心的漢學向以性理為核心的宋學的演變過程中，他起到了先行和開拓作用。加之他具有蘇軾所稱贊的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的品格和勇氣，表現(xiàn)出古代優(yōu)秀士大夫引以自豪的大無畏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意志，一生中永不衰歇地為張揚儒道、辟除佛老而奮斗，從而在文化史上成為反佛興儒的旗幟和榜樣。
而韓愈更以其文學成就傳頌古今。在一般民眾中，他的文名更高于思想家的名聲。他的儒學復古與文體復古互為表里，兩個方面有著密切關聯(lián)。
就文而言，蘇軾所說的文，指的是古文。這是以三代、秦、漢文章為楷模、不同于魏晉以來流行的駢體文的散體單行之文。蘇軾所謂起衰，即是指韓愈以這種古文全面革正了魏晉以來嚴重敗壞了的文體、文風、文學語言、文章表現(xiàn)手段等等。提倡和寫作這種古文，同樣不自韓愈始。但他在這方面確實做出了總結性的成績和貢獻。概括起來，成績和貢獻大體可歸納為兩個大的方面： 一是他大力倡導散體古文、批判浮靡雕琢的駢體，推進和完成了自南北朝后期即已開始的革正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運動。完成這一業(yè)績，當然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勞績。但他理論系統(tǒng)而明晰，本人又進行了成功的實踐，寫作出一大批內(nèi)容充實、表達優(yōu)美的各體作品，為文壇樹立了新文體、新文風的楷模；他又以師道自任，大力鼓動、援引同道和后學，使得新古文在聲勢上席卷文壇。這樣，經(jīng)過他和他的同道幾十年間的努力，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壇風氣和創(chuàng)作面貌。自此以后直到五四運動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這種散體古文一直是文壇的主導文體。因而韓愈當之無愧地被看成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寫作古文的典范。再一方面，古代的文、古文等等，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所說的文學散文。例如論政、論學等議論文章以及各種表奏、書信等應用文字，就不能全部歸類為散文。但是從文學歷史實際出發(fā)，對于古代的文或古文與散文的區(qū)分、界限又確實難以劃得很清楚。就文學歷史的實際說，越是向上追溯，散文的范圍就越是寬泛。例如先秦諸子著作本是學術論著，《左》、《國》、《史》、《漢》則是歷史著作，但在文學史上都被當作散文經(jīng)典。當然同樣被看作散文的作品，文學性和文學價值的高下、精窳卻大不相同。而時代越是推后，文學散文和非文學作品的區(qū)分就更為明顯和嚴格。韓愈正處在散文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他的著名文章如《原道》、《爭臣論》本是學術或政論文字，他的大量書序、墓志等本是應用文字，但它們都被看作是散文史上的名篇。這不只是出于因襲傳統(tǒng)的分類，更因為它們除了學術的、應用的等等方面的價值而外，確實更體現(xiàn)出高超的語言藝術和表達技巧，具有高度的藝術和審美價值。日本著名中國學家吉川幸次郎曾說過：重視非虛構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xiàn)技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的兩大特長。（《中國文學史之我見》，《我的留學記》第168頁）韓愈的大部分文章正典型地體現(xiàn)了這兩方面的特長。從中國古代散文歷史的長期演變看，有兩個關鍵時期或者說是兩個里程碑。一個是魏晉，當時四部分、文集立，文學的自覺觀念形成，文被從經(jīng)、史、子學術之文、文化之文區(qū)別開來；再一個就是唐代以韓、柳為代表的古文。韓愈等人倡導文體復古，本是以先秦、盛漢散體單行、質(zhì)樸無華的文章為楷模。但這新一代古文家并沒有回歸到先秦、盛漢的文章之文、文化之文的老路上去。特別是韓、柳，明確地寓創(chuàng)新于復古，以復古行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出語言和表達極其精美、具有高度藝術和審美價值的文字，從而把古典散文的發(fā)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如果按前面引述的吉川幸次郎的觀點，韓愈的文章基本都是非虛構的，但它們的立意、結構、表現(xiàn)手段、語言運用等方面，卻顯示出高度的藝術性。這樣，韓愈不僅作為優(yōu)秀的文章家革正了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更作為文學家創(chuàng)作出具有高度藝術性的新一代文學散文；韓愈及其同道不僅以明晰的理論和卓越的實踐確立起古文發(fā)展的新方向，更創(chuàng)造出古典散文的新高峰。他和他的同道創(chuàng)造的這一傳統(tǒng)被宋代歐陽修、蘇軾等人所繼承和發(fā)揚，直到晚清，一直被當作寫作文章和創(chuàng)作散文的典范和標尺。由于韓愈在以上兩個方面的勞績，他確實當?shù)闷鹚スΤ嫉姆Q號。
00值得注意的還有一點，對于韓愈本人的活動及其造成巨大影響至關重要，就是他辯證地處理儒學復古和文體復古的關系。他清晰地提出文以明道作為革正文體和寫作實踐的綱領，即以古文為明道的手段，又以明道為古文的標的。這就既賦予他所倡導的古文以正大堂皇的旗號，更給他的創(chuàng)作充實以實際內(nèi)容。特別是當他針對現(xiàn)實問題和社會矛盾，從積極方面發(fā)揮儒家學理，所寫出的作品的積極意義就更為明顯。而另一方面又如宋代理學家朱熹所說，韓愈一生用力處終究在文章，他只是要作好文章（《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在這一點上又表現(xiàn)出他的文人本色。他在寫作上研練琢磨，精益求精，對前人遺產(chǎn)廣取博收，旁推交通，推陳出新，寫作出許多表達精致、聳動視聽的優(yōu)美文字。如果說他在思想史上的業(yè)績固然不可忽視，他的文章更飲譽古今；他為寫作古文樹立了典范，在發(fā)展文學散文藝術上更做出巨大貢獻。
又古代廣義的所謂文還包括詩歌、辭賦等。韓愈在這兩個領域的成績也十分突出。特別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韓愈在盛唐李、杜等大家之后，別辟蹊徑，力求矜創(chuàng)，開創(chuàng)出詩歌創(chuàng)作的新生面。韓愈詩的特征被概括為以文為詩。對于這一說法歷來有不同理解和評價。實事求是地分析，韓愈以文為詩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內(nèi)容，他把一般作為文的內(nèi)容廣泛納入到詩里，使詩歌的題材大為開闊了。本來內(nèi)容不斷充實、擴大，是唐人詩歌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李、杜、王維都是如此。韓愈則繼續(xù)加以拓展。歐陽修說：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余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在他的筆下，議政、論學、談文、考古等等都可入詩。許多難以表現(xiàn)的題材，如鼾睡、落齒、山火、瘧疾等等都被他寫成了詩。所以有人稱贊他胸中牢籠萬象，筆下熔鑄百家（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另一方面表現(xiàn)在形式上，則把主要用于散文的技法活用于詩。如他的詩排比鋪陳，不避瑣細，這本來是文和賦的表現(xiàn)手法；而在詩的格律方面，他又往往力避排偶，多用散體句式，多用窄韻險韻；加之他刻意好奇，喜歡自鑄新詞，追求奇崛高古，如此等等，使他的作品顯現(xiàn)出鮮明的藝術特色，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某些詩難免顯得過分奇詭或淺陋冗長、缺乏情韻，但從總體看，其風格雄奇高古，恢弘奧衍，在盛唐諸大家之后，在藝術上做出了重大開拓和貢獻。以他為代表，形成一個頗有創(chuàng)意、極富特色的詩歌創(chuàng)作流派即韓孟（郊）詩派。這一派對后世詩壇，特別是對宋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本文開頭說到韓愈還是政治家。作為政治家的韓愈無論是觀念還是行動都頗為矛盾和復雜。當時與后世對這一方面的評價更多有分歧。他作為庶族士大夫階層出身的文人，以儒術立身，以政能文才求進，仕途頗多坎坷曲折。但他持志不衰，不僅在言論上、更以實際行動反對分裂割據(jù)，維護統(tǒng)一安定，關心民眾疾苦，勇于與弄權的閹宦和跋扈的強藩斗爭，力辟佛、道的蠹國害民，這種種表現(xiàn)都體現(xiàn)了他政治上的積極、進取態(tài)度。但他對待政治變革又趨于保守，力圖護持朝廷綱紀，因而對當時有友人柳宗元、劉禹錫等參與的較激進的永貞革新取批評和對立立場，在文字中亦多有攻駁之詞。這又反映出他在政治方面的局限，也造成他和友人柳宗元等人的矛盾。這方面當然也影響到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但平心而論，他在政治上絕不是單純守舊或反動的；就是他對革新派的批評，也不無合理的成分。
以下，即依據(jù)韓愈的生平、創(chuàng)作歷程，選擇他具有代表性的各體詩文加以注釋、評析，以期讀者通過具體作品，對這位彪炳一代的文化偉人、取得巨大文學成就的偉大作家有所了解。選錄文本，詩根據(jù)錢仲聯(lián)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文根據(jù)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個別文字有校改，不另注明。篇目編排則依據(jù)韓愈生平經(jīng)歷劃分為四部分，每部分均先詩后文，這也是遵循選家的慣例。實際上韓愈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更值得重視。而就現(xiàn)實意義說，無論是對于文章寫作還是散文創(chuàng)作，他的文章都具有更大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