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一位作家，在活了整整七十年之后，即使再笨，也已經(jīng)明白了某些事情。首先是自己的局限。他比較有把握地知道什么事情可為和無疑更為重要什么事情不可為。這一事實，也許令人掃興，既適用于一代人，也適用于一個人。
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產(chǎn)生不出來品達體頌歌、廣引博征的歷史小說或者詩體辯護詞；我認為，也許近于天真，我們還沒有完全開發(fā)變幻萬千的十四行體和赫赫有名的惠特曼自由體詩的無限表現(xiàn)力。我還認為，抽象美學是一種虛幻的夢想、漫長的晚間聚會的愉快話題或者激勵和困擾的源泉。如果抽象美學是單一的，藝術也就是單一的了。事實并非如此，所以我們才可以同時欣賞雨果和維吉爾、羅伯特 勃朗寧和斯溫伯恩、斯堪的納維亞和波斯的作家及詩人。撒克遜人的粗獷音樂和象征主義的纏綿曲調同樣讓我們心蕩神怡。每一件事物，不管是多么短暫和輕微，都會給我們一種特別的美感。每一個詞匯，盡管已經(jīng)存在了多少個世紀，卻仍然能夠開始一個新的篇章和對未來產(chǎn)生影響。
至于我本人……我知道，這個于整個一九七六年的過程中在東蘭辛的荒涼校園里和回到祖國之后偶然命筆雜湊起來的集子，就其價值而言，和以前出過的相比，不會有大的突破也不會更為遜色。這一大家都能接受的保守估計使我有了一種無需承擔責任的輕松感。我有時候寫得很隨意，因為人們對我的看法不取決于我的詩文而是取決于對我所有的各種各樣但卻相當準確的印象。我會記下夢中聽到的模糊話語并取名為《一個夢》。我會將一首關于斯賓諾莎的詩重寫并且很可能改得很糟。最后，我會沉醉于先輩的信念和那另一個為自己的晚景增彩的發(fā)現(xiàn)：英格蘭和冰島的日耳曼淵源。
我沒有枉生于一八九九年。我的習慣可以追溯到那個世紀乃至以前，而且我還力圖不要忘記自己那遙遠和已經(jīng)變得模糊了的祖先。在序言里是可以講真話的。我一向怯于講話，但卻喜歡傾聽別人的言談。我忘不了父親、馬塞多尼奧 費爾南德斯、阿方索 雷耶斯和拉斐爾 坎西諾斯阿森斯的真知灼見。我知道自己在政治方面根本沒有發(fā)言權，不過，也許人們能夠原諒我說一句：我不相信民主，那是一種對統(tǒng)計學的褻瀆。

豪 路 博爾赫斯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布宜諾斯艾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