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沅州（今“芷江”）
　　1、榆樹灣“天后宮”：今芷江縣江西街83號
　　懷化鎮(zhèn)“楊家祠堂”
　　關(guān)鍵詞：參加清鄉(xiāng)天后宮寫碑文上士司書砍頭全景式白描
　　人性角度三個關(guān)鍵人物改名“從文”
　　他在那里開始從文，盡管這時的“從文”并非專指寫小說作文章�！皶�寫幾個字”，改變了他的命運，他當上了為死刑犯錄口供的上士司書，還認識了幾個有文化的人，“從文”的名字也是這個時候改的。
　　一個是內(nèi)陸最大的媽祖廟，一個是闊大的大戶人家的祠堂，開到芷江參加清鄉(xiāng)的沈從文所在部隊總是駐扎在當?shù)刈顚挻蟮墓�家房子里。弄清楚懷化、芷江一帶的地名變遷并不輕而易舉。沈從文的回憶只提供了兩個地名：榆樹灣、懷化鎮(zhèn)。榆樹灣的天后宮是在現(xiàn)在芷江縣的芷江鎮(zhèn)上找到的；而懷化鎮(zhèn)并非今天的懷化市。
　　與楊家祠堂消失無存不同，作為歷史遺跡的天后宮如今仍然巍峨地屹立在芷江的舞水河畔，理所當然地作為一個旅游景點對外開放。早就聽說宮內(nèi)至今還保存著一塊高大的、碑文由沈從文手書的石碑，進宮尋找，遍尋不得。向?qū)m門內(nèi)一位收錢賣門票的中年男子打聽，方知它已被文物部門收藏在深閨。實物既無緣得見，只能在文本中細細揣摩。六百字的碑文乃墓志銘，是沈從文十八歲時在此任收稅員時，受人所托為戰(zhàn)死警備隊長段治賢而手書。碑文的落款為：鄧其鑒撰文，沈從文書丹，沈岳煥篆額。1987年10月12日，黃永玉曾經(jīng)專程到天后宮拓印了這個碑文手跡。晚年的沈從文還記得當時手書墓碑的情景：“那是趴在地上寫的，一連寫了好幾天，一天寫不了幾個字�！保�凌宇：《刻在碑石上的足跡》）
　　專為石碑來，石碑卻不在家！守門人一定看出了我們的失落，仿佛為安慰我們似的，告訴我們另外一個消息，令我們生出意外的驚喜：沈從文在天后宮駐扎時住的房間還在！那是在主殿一側(cè)的一個小院里，是一個紅漆木板的套房，小小的紅漆門緊閉，門口沒有任何標記。沈從文在自傳里曾說當時他們“與清鄉(xiāng)司令部一同駐扎在天后宮樓上”，與守門人指點不完全吻合，但那似乎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確在這個古老的媽祖廟里停留過。
　　沈從文之所以由辰州（沅陵）到沅州（芷江）是因為他所在的第一支隊奉命去清鄉(xiāng)。芷江是他的長官張學濟的家鄉(xiāng)。清鄉(xiāng)只是手段，目的是通過清鄉(xiāng)獲取給養(yǎng)，按照沈從文的說法，清鄉(xiāng)即就食。他說他們剛剛在天后宮里安頓下來，第二天“各處團總來見司令供辦給養(yǎng)”，同時“用繩子縛來四十三個老實鄉(xiāng)下人”。當然，那四十三個人很快被砍了頭。
　　當初一聽說要去清鄉(xiāng)，大家都喜形于色，沈從文也不例外，他把為清鄉(xiāng)而下發(fā)的一塊現(xiàn)洋錢換成銅元，買了三雙草鞋，一條面巾，一把名為“黃鱔尾”的小尖刀。擁有這把“刀靶縛了一片綢子，刀鞘是朱紅漆就的”的小尖刀是沈從文最感興奮的，他仿照苗人連長的法子，把刀插在裹腿里。他洋洋得意地去城門邊吃湯圓，只為那份單純的快樂。
　　相對于榆樹灣，沈從文對懷化鎮(zhèn)的印象更深切——《從文自傳》中專門有一節(jié)寫“懷化鎮(zhèn)”，還有一篇把“懷化”寫成“槐化”的《槐化鎮(zhèn)》，《我的教育》、《入伍后》對懷化鎮(zhèn)也有所涉及，可見他對這里如何得難以忘懷了——不僅是他只在榆樹灣待了四個月，而在懷化鎮(zhèn)住了一年零四個月，也不僅在于他在懷化鎮(zhèn)看殺人砍頭比在榆樹灣看得多得多，而是他在那里開始從文，盡管這時的“從文”并非專指寫小說作文章。“會寫幾個字”，改變了他的命運，他當上了為死刑犯錄口供的上士司書，還認識了幾個有文化的人，“從文”的名字也是這個時候改的。
　　若要了解沈從文在懷化鎮(zhèn)時的生活狀況，非讀他的一系列作品不可。他在《入伍后》里說他們駐扎的楊家祠堂“大得怕人”，以至于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的角落還不敢一個人去，怕有鬼；他在《我的教育》里說他們“每兩人共一床棉被”；他在《從文自傳》里說他們每天吃豆芽菜湯和糙米飯。無論哪部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他以他最擅長的細致描寫敘述犯人是怎樣被砍頭的；殺人后劊子手怎樣去屠桌前割兩三斤豬肉牛肉平分燉好后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還有狗肉是如何被燉煮成為人間美味的；上至參謀、軍法副官，下至傳達、伙夫是如何從犯人處勒索錢財?shù)�；伙夫、補充兵、書記、上士文書的薪水扣了伙食費后是多少，不扣伙食費的是多少等等，事無巨細，不厭瑣碎。與其說，他早期的關(guān)于部隊生活的作品是來自于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不如說是對當時軍隊生態(tài)的一種全景式白描。它的意義，似乎歷史的更大于文學的。
　　一方面，沈從文把砍人頭像割稻草一樣寫得令人毛骨悚然——殺人時，士兵急著圍在犯人周圍，看劊子手用刀在那漢子頸上一砍，嗻的一聲，再把頭割下，也把看砍頭的士兵的冷漠寫得淋漓盡致——人頭被掛在高處，有人爬上去撥那死人的眼睛，因此有一個人頭就跌到地上了，他們爭著用手提，爭著拋出去，他有一次也上前踢了人頭一腳，踢疼了腳尖。
　　另一方面，他筆下的士兵卻并不因為看砍頭看得多而心情灰黯，反而是活潑的健康的，常常“放肆得像一匹小馬一樣”。沈從文自己也是如此，他甚至認為那時的他“最康健與快樂”，他“學會了泅水，學會了唱山歌，學會嗾狗上山去攆野雞，又學會了打野物的幾樣法術(shù)”。他和他的戰(zhàn)友們驕傲地宣稱：“我們的快樂是沒有人能用法律取締的，一直唱歌進到營里，就仿佛從什么遠地方打了勝仗歸來�！保ā度胛楹蟆罚�
　　沈從文們從甘愿赴死、坦然伸出脖頸讓人砍頭的犯人們或冷靜或豪邁的表現(xiàn)中看見了“命運”，他們相信那些人是相信命運的，既然如此，他們也應當相信命運。被砍頭的人之所以被砍頭全賴于命運不好，而他們的命運還不錯，至少當時當下還不錯，那么，他們就應該泅水、唱山歌、攆野雞，還有喝酒、吃肉。他們認為這是他們那個時段的命運，是命運安排他們快樂的。
　　在視人命如草芥的社會中，在等級觀念嚴重的部隊環(huán)境里，在丑惡與良善、樂觀與悲觀、明朗與陰郁交織的氛圍下，沈從文更多地是從人性而不是政治的角度體察人生和打量社會。這使他沒有像那時代很多憤懣于黑暗的進步知識分子一樣懷揣著拯世救民的心態(tài)走上政治之途。
　　有三個人對懷化鎮(zhèn)時期的沈從文影響深得足以改變他的命運，一個是《從文自傳》里的“姓文的秘書”（本名文頤真，湖南瀘溪人）。這個有著一張白臉一雙白手的小個子，為沈從文展示了之前他未曾了解的中國舊式文人的生活方式：穿著青緞馬褂的他一來就到各處拜會；他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說話輕言細語，從不像沈從文他們那樣滿嘴野話粗語，更不說別人“雜種”，也不自稱“老子”；他耐心勸張口閉嘴都是“老子”的沈從文不要學那些不好的，而應該學好的，他告訴他“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學”。他不厲言喝斥，也不暴跳如雷，但沈從文就在這和風細雨下不自覺地縮回蹺到板凳上的一只腳、放低了“老子”長“老子”短的音量，他自稱在“他和氣的樣子”下，不由變得害羞起來。
　　雖然文秘書從沈從文那里了解了不少——狼嗥和虎吼的不同，野豬腳跡同山羊腳跡的區(qū)別；一個被殺的頭如何沉重和“那些開膛取膽的手續(xù)應當如何把刀在腹部斜勒，如何從背后踢那么一腳”——但沈從文從文秘書那里了解來的似乎更有意義——火車和輪船鳴叫的聲音、電燈電話的式樣、美國兵英國兵穿的衣服、魚雷艦艇是什么、氫氣球是什么。
　　文秘書對沈從文所說的種種覺得十分新奇，而沈從文對文秘書所說的覺得十分古怪。但正因為古怪，才使他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更多了解的渴望。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那種種“古怪”在文秘書視若珍寶的《辭源》里都能找到答案。自稱“老子”的他終于知道老子是誰了，也高興地看到了一個更詳細的“諸葛孔明臥龍先生”，他明白了氫氣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參議院是什么。視野逐漸開闊，他和文秘書，還有一個書記官各出四毛錢，訂了一份《申報》。他意識到“報紙是了不得的東西”，他一方面學了更多的生字，一方面了解了比《辭源》還要多的天下人和事。
　　沈從文遇事平和的性情大概受了《逃的前一天》里的書記官原型的影響，這是這一時期對他產(chǎn)生影響的另一人。書記官脾氣好，雖然抽鴉片身體被摧殘得厲害，但他卻有一顆柔軟的心，他以父輩般的慈愛規(guī)勸想當逃兵的人，雖然他自己只愛看《七俠五義》般的白話小說，但他借經(jīng)書給他們看，也愿意參與出資訂報紙。他淡泊名利，不爭不搶，幽靜淡然，與他共過事的人都高升了，他卻數(shù)年如一日安靜地待在他的書記官的職位上，擬稿、造餉冊，耐心地輔導新來的同事。顯然，沈從文很欣賞他“不積錢不積德，只是很平安的過日子”的生活方式。
　　懷化鎮(zhèn)時期對沈從文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第三人是將沈從文的名字由“岳煥”改為“崇文”的《顧問官》里的那個高高胖胖的老軍法長，此人本名叫蕭選青。如果說沈從文的文明之路的領(lǐng)路人是文秘書——文秘書教他書法使他粗通文墨的話，那么，引他向更深文化領(lǐng)域探尋的則是蕭軍法長。作為常常被請吃狗肉的回報，蕭軍法長教沈從文學做古詩，還根據(jù)《論語》中“煥乎其有文章”的典故改其名。這里的“文章”并非一般意義的文章，而是功業(yè)，沈從文連文章都未做過，更何談功業(yè)？但蕭選青卻把當時尚沒有做過一篇文章的沈岳煥與“煥乎其有文章”聯(lián)系在一起，恐怕不僅僅一個共同的“煥”字。不能不說他的預見很精準，但“預見”并非憑白無故，他洞穿了沈從文的潛力，他說他寫的古詩有“唐味”。初窺詩門的沈從文令人啼笑皆非地把“唐味”聽成了“糖味”。
　　動蕩歲月，多的是棄文從武，但沈從文卻棄武從文，他把“崇文”改為“從文”，表明了他的一種志向一種信念。從文后的他用過許多筆名，“煥乎”是其一，他自然不會忘記那些懷化鎮(zhèn)時期的領(lǐng)路人。
　　2、沈從文舊居：芷江縣清江路
　　關(guān)鍵詞：沈從文舊居熊公館務實學堂看書《芷江縣的熊公館》
　　“奴才主義者”“最反動文藝”警察所辦事員初戀被騙
　　自卑離家出走
　　沈從文算來算去都算不明白，馬澤淮何以今天借，明天還，后天再借，大后天又還，如此借借還還，最后竟還讓他損失了一千元。有一筆賬他是算得清的：母親來芷江投奔他時，把賣房后所剩下的全部三千元交給他保管。也就是說，他的天真和單純、他的固執(zhí)和糊涂讓家財?shù)娜�分之一打了水漂�?br /> 　　被封“奴才主義者”
　　我們2014年春節(jié)、2014年8月兩次到芷江，第二次才終于找到有幸保存下來的沈從文舊居，這是最戲劇性的一次沈從文足跡尋訪。舊居往北不過百米有一個三岔路口，第一次探訪時便是在這里向路過的行人、機關(guān)企事業(yè)單位門衛(wèi)、等客的摩托車手與三輪車夫打聽“沈從文”或“熊希齡”，擔心口音差異而特地將兩個人的名字寫在紙上。原以為，無論沈，還是熊，芷江人不可能不知道曾經(jīng)在芷江留下足跡和名聲的他們，但面對白紙黑字的兩個名字，卻真的無一人認識。那懵懂、混沌、迷茫的眼神不由得讓人從心底涌出悲哀，是底層生活的他們太無知于歷史，還是沈從文已經(jīng)距我們太遙遠而被遺忘？與其埋怨他們蒙昧，不如反思我們何以那么快把歷史遺忘，何以在生存發(fā)展中把文化遺棄。當又一次站在這個路口，驀然回首，沈從文舊居其實看都看得見！想到上次的失之交臂，免不了感慨一番。
　　按照通常的說法，沈從文舊居在北街老人巷�，F(xiàn)場探訪，北街還在，老人巷卻已無影蹤，舊居的門前嶄新的一條柏油馬路即將通車，這條路叫“清江路”。破敗的木板小平房就在清江路旁，或許它是因為“沈從文”而在大規(guī)模的城市建設(shè)中免遭拆毀的。原先那個深藏于小巷深處的舊居，如今露出真容挺立在馬路旁迎來送往。門頭上懸掛著的“沈從文舊居”牌匾提醒著每個經(jīng)過此地的與文化有關(guān)的和無關(guān)的人們，這里曾經(jīng)住過一個文人。
　　以“熊希齡”來找尋沈從文舊居并非緣木求魚，關(guān)于舊居碎片式的信息中有一個是它位于熊希齡公館附近，公館當年的門牌號碼是青云街2號。但如今的芷江已經(jīng)沒有了青云街。1919年，鳳凰的故居被賣掉后，沈從文的母親和九妹到芷江投靠沈從文，沈從文在距熊公館不遠的地方租房，一來沈熊兩家是親戚——當時，熊希齡任職于北京，住在熊公館的是熊希齡的七弟，也就是沈從文的姨父——住得近彼此有照應；二來沈從文很喜愛熊公館的圖書室，那里是他常去的地方。
　　整整一個夏天，沈從文都在熊公館的書海里徜徉，還在兩個大書箱中發(fā)現(xiàn)了一大套林紓用文言翻譯的西方小說和狄更斯的《賊史》、《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塊肉余生述》等。他就坐在院子中的花架邊臺階上讀完了它們，從中受到不少教育也受到很多鼓勵，因為他從故事中那些艱難掙扎的人物身上看見了自己。這一類的小說直接影響了他日后的創(chuàng)作，那就是更注重記述現(xiàn)象。有人不太喜歡他的小說瑣瑣碎碎、絮絮叨叨，細枝末節(jié)地鋪陳現(xiàn)象，但他執(zhí)著于此，他坦言他“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xiàn)象所傾心的人”（《從文自傳?女難》）。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作品只有“現(xiàn)象”而無“道理”，他最欣賞狄更斯把道理包含在現(xiàn)象中的本事。
　　在熊公館的右側(cè)，還有一個中級學校，叫“務實學堂”，梁啟超在那里主講過新學，蔡鍔、范源濂是名校友。沈從文也曾在那里的圖書室翻閱過《史記》、《漢書》和《大陸月報》等其他一些雜志。他對書的喜好，對書里的故事的癡迷都預示著他日后從文是一種必然。我們原本以為找到熊希齡公館或務實學堂的遺址便能找到沈從文舊居，但公館和學堂都已不復存在。
　　若想了解熊公館，必讀沈從文的《芷江縣里的熊公館》。他既詳細描繪了熊公館的陳設(shè)——三進三院、門廊、天井、正屋、大廳，還有客廳里的名人字畫：清畫家沈銓畫的仙猿蟠桃、章太炎和譚組庵的祝壽詩、大總統(tǒng)黎元洪“有子今人杰宜年世女宗”的壽聯(lián)等；也一一刻畫了熊家的人，“心慈”的熊老太太、“心胸俊邁不群”的四老爺、“性情也瀟灑利落”的四太太、“為人忠恕淳厚”的七老爺、“守老太太家風的七太太”。
　　在他的筆下，熊公館是精致奢華的，生活富足得不能不令底層貧民羨慕嫉妒——僅倉庫就有兩個，一儲糧食，一存雜物，所謂雜物，是金華火腿、廣東燒臘、美國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蟲草、熊掌等百十種，但熊公館里的老爺太太們是“勤儉治生，自奉極薄，待下復忠厚寬和，人緣甚好”的。由黎元洪的那幅五言壽聯(lián)說開去，沈從文說他最愜意“今人杰”三個字，從中他“見出人格的素樸和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更認為“這種人杰是國家進步永遠不可少”。他羅列熊家數(shù)量龐大質(zhì)量上乘的豐厚物資時，腦子里沒有閃現(xiàn)出“侵吞”、“剝削”等政治詞匯，相反，他說琳瑯滿目的那些東西“頂有趣味”。這是他習慣在看一切事物時從不把“社會價值攙和進去來估定愛憎”的結(jié)果，但這不能不令亂世下掙扎于貧困線上的窮人極感不滿。他對熊家人極盡贊頌，或只出于他的個人真實感受，但不能不令階級觀念深重的人厭惡。不滿和厭惡，“左翼”的馮乃超便是其一。
　　在《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里，馮乃超不無尖刻地說他在沈從文的文章中看見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的傳統(tǒng)，他毫不客氣地批評沈從文不惜筆墨“替一代一代的封建王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他尖銳地把沈從文歸于“奴才主義者”、“地主階級的弄臣”的行列，更把《芷江縣的熊公館》提到“遮掩地主剝削農(nóng)民的生活現(xiàn)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tǒng)治”的政治高度。他對這篇文章下的結(jié)論是“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最反動的文藝”。
　　沈從文對以熊希齡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贊美在1948年那特殊的年代下的確難逃“歌功頌德”的嫌疑，更觸動了很多“階級性”敏感的人的神經(jīng)。緊隨其后，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動文藝》把對沈從文的批判推向高潮。這讓他始料未及。
　　失敗的初戀
　　現(xiàn)在看來，我們與芷江“兩次”的緣份似乎是注定的，當年沈從文也是兩次到芷江，原本藏于天后宮的那塊篆刻著墓志銘的石碑是他第二次在芷江時寫的。第一次到芷江，他是隨張學濟部到此清鄉(xiāng)；第二次到芷江，他已脫離了部隊，投靠當警察所長的堂舅在小小的警察所當了一名辦事員。
　　沈從文第一次脫離部隊并非主動選擇的結(jié)果。張學濟的靖國聯(lián)軍第二軍在芷江清鄉(xiāng)時實力尚厚，但隨著時間推移，內(nèi)外形勢發(fā)生變化，勢力逐漸被削弱。內(nèi)，在于部隊內(nèi)部因各種矛盾而分化；外，既在于殺人過頻過濫造成民怨沸騰而不得人心，也在于陳渠珍掌控第一軍后“力圖自強，日有振作”，很快兵臨沅水流域。張學濟自知無力抵抗，壓力之下決定把部隊開往川東“就食”。匆忙之下，沈從文和戰(zhàn)友們“用棕衣包裹雙腳，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滿了一河”（《從文自傳?姓文的秘書》）逃也似地往下游撤退。
　　“傳奇”隨即附身于沈從文。他因為年齡小而“同一個老年副官長，一個跛腳副官，一個吃大煙的書記官，連同二十名老弱兵士”被作為留守人員留在了辰州（沅陵）留守處。這一留，留住了他的性命。有關(guān)他們部隊在川東遭遇不幸的壞消息不斷傳來，先是說他們在川湘鄂邊區(qū)與當?shù)刈苑Q刀槍不入的神兵接上了火，后又說他們難以招架退回了湖南境，最后由一位幸存下來的沈從文的上司發(fā)來的電報證實部隊全軍覆滅，營長、團長、族長、軍法長、秘書長、參謀長等數(shù)千人悉數(shù)被殺，張學濟飲彈自盡。
　　留守時，冬日軟弱無力的陽光和無所事事使沈從文倍感寂寞，他找不到說話和討論的人，他只能孤獨地趴在墻頭看駐扎在此的衛(wèi)隊操練，看教會學校的學生踢球、互擲綠色柚子、追趕扭打�；蛘�，他到井邊看人家接水洗衣，他甚至和老人談天、幫婦人挑水。百無聊賴中，他不免懷疑起“當兵”這個職業(yè)來，尤其當他發(fā)現(xiàn)不少人對“兵”并無好感，甚至懼怕和厭惡后，他陡然怯懦和自卑起來，產(chǎn)生了重新選擇人生的念頭。他努力找尋著能夠得到一份被人尊敬的法子，自以為是讀書人的他不由想起了文秘書的那本厚厚的《辭源》，想起與人合訂的《申報》，想起了《秋水軒尺牘》。那時，他似乎已經(jīng)有向知識分子轉(zhuǎn)變的意愿了。
　　在“熟人全殺盡了，兵隊全打散了”的情況下，留守處自然已無存在的必要。沈從文領(lǐng)了遣散費，脫下了軍裝，返回了鳳凰老家。在外混得久了，在家是待不住的。選擇芷江作為再出發(fā)的目的地是因為那里有人可以依靠：沈從文的三堂舅黃巨才在那里當警察所長。黃巨才和芷江最有錢也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之一、熊家七公子、也就是沈從文的七姨父是沈從文第二次在芷江時對他影響最深的兩個人。
　　因為黃巨才，沈從文有了一份工作：每天抄寫違警處罰的條子；每天黃昏和一個巡官拿一本點名冊到監(jiān)獄里去點名。監(jiān)獄就在警察所的隔壁，犯人凄厲的呼號時時沖擊著他的耳膜；點名時，他看犯人如何被加上枷鎖，怎么將必須固定的犯人系在橫梁鐵環(huán)上。這些所見所聞讓他在寫監(jiān)獄生活的小說《節(jié)日》時毫不費力。警察所接管屠宰稅征收后，他被派去查驗征稅員是否舞弊，他每天往返于小時候逃學時就最愛逛的成衣鋪、銀匠鋪、南紙店、絲煙店。寓做于玩的工作讓他很快樂�？鞓分羞�有一份得意：商店主人照例是本地紳士，很討好黃巨才，而他是黃巨才的人，手中又有那么一點小權(quán)力，還與熊七公子沾親帶故，那些人自然對他也十分殷勤了。
　　跟在黃巨才、熊七公子身邊，沈從文不紳士也紳士了。他們天天吟詩作詩，不會作詩的他學會了看詩，他看他們作詩，替他們抄詩，一邊抄詩，一邊練寫小楷字。到離開芷江時，他已經(jīng)學會了刻印章、寫舊體詩了。盡管他在芷江的第一份工作得益于“關(guān)系”，但他并不因為有個警察所長的舅舅而懈怠工作，反而很勤勉�！安皇韬觥钡脑u價使他在黃巨才患肺病早逝后依然能夠保住飯碗，“作了新機關(guān)的收稅員”，由此他認識了更多的紳士。他的母親和妹妹也來到了芷江，他在熊公館附近租了房子，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們沈家在鳳凰也曾是望族，而熊公館的七太太是沈夫人的親妹妹，因而“無人不同我十分要好”（《從文自傳?女難》）。
　　如果沒有后來的意外，顯然已經(jīng)躋身于紳士圈子的沈從文盡可以篤篤定定地在芷江做一個知事，成為真正的紳士，娶一個紳士的女兒更是有可能。事實上沈從文的七姨父就很看重他，很欣賞他的工作態(tài)度和能力，選了四個出身好長相美的女孩讓他挑，其中一個是自己的女兒。每次有人請他向沈從文母親詢問沈從文婚事時，他總是推脫，他的本意是想讓沈從文娶他的女兒，也就是沈從文的表妹。似乎原本沈從文的生活就是那樣的：做紳士，娶紳士的女兒，讓母親成為“沈老夫人”，讓九妹過上大小姐的生活，然后，生四個孩子，吸食鴉片煙。但他偏偏要往“歧路”上走：愛上了一個臉兒白白身材高高名叫馬澤蕙的女孩。
　　沈從文是先認識女孩的弟弟馬澤淮的，白臉長身的馬澤淮與他很要好。愛上馬澤蕙后，已經(jīng)學會做點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的他天天為她寫舊體詩。他沉浸在他的愛情之中不能自拔，家人的勸說充耳不聞，也視而不見七姨父介紹來的那四個無論哪方面都比白臉女孩強好多倍的女子，連芷江被土匪包圍他也不關(guān)心，他振振有詞地說他有計劃，他要按照他的計劃行事。馬澤淮充當他和馬澤蕙之間的情書信使，他告訴他姐姐很喜歡看他的詩。這讓他開心得不得了，一度以為這些詩會成為不朽之作。馬澤淮開口向他借錢，他總是很慷慨——他的月薪已經(jīng)“從十二千漲到十六千了”。馬家姐弟都消失不見的時候，他吃驚地發(fā)現(xiàn)，他借出去的錢已達一千元。他切切實實地體會了一次“人財兩空”的滋味。
　　他算來算去都算不明白，馬澤淮何以今天借，明天還，后天再借，大后天又還，如此借借還還，最后竟還讓他損失了一千元。有一筆賬他是算得清的：母親來芷江投奔他時，把賣房后所剩下的全部三千元交給他保管。也就是說，他的天真和單純、他的固執(zhí)和糊涂讓家財?shù)娜�分之一打了水漂�?br /> 　　一旦承認被騙，“鄉(xiāng)下人”的自卑潮涌般洶洶而來。長期以來，沈從文一直喜歡自稱“鄉(xiāng)下人”，含有自嘲自卑的成分。他把鬼使神差般拒絕七姨父的婚事安排而執(zhí)意迷戀白臉女孩歸結(jié)于自己是鄉(xiāng)下人，他感嘆：“鄉(xiāng)下人有什么辦法，可以抵抗這命運所攤派的一分？”（《從文自傳?女難》）他把母親為此而哭泣片面地理解成“為的是我這種鄉(xiāng)下人的氣質(zhì)”。大概在他看來，“鄉(xiāng)下人的氣質(zhì)”便是愚蠢，因為愚蠢，所以才會被騙。他的不辭而別就是在這種羞愧、懊惱、自卑、自責的復雜情緒下發(fā)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