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明義，本書主要有如下三個特點：第一，它并不是一本體例周密、包羅萬象的文學批評史教科書，而是表達一孔之見的敘史性專著。第二，全書基本不涉及“十七年”時期文學作品的評論，而是考察這一時期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學術界關于外國文學經典、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批評觀念，并且追蹤文學觀念流變的過程及其原因。第三，以史料為基礎，對“十七年”期間大量關于文學經典的第一手批評資料進行細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其批評觀念的本質特征、表現形態(tài)、內在邏輯，同時對一些重要的批判個案進行重新解讀。一研究思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內地的當代文學經歷著時空轉換和時代主題的變遷，但是毛澤東在解放區(qū)發(fā)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依然是指導文學發(fā)展的根本方針。同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也和延安時期關于文學的性質、意義、生產、功能的規(guī)定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為了使新政權的建立獲得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支持和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必須充分強化文學批評維護政治意識形態(tài)在文學上的統(tǒng)治地位，于是尋找更為牢固的文學批評理論的支撐成為加強新中國文學批評意識形態(tài)功能的題中應有之義。由于文學經典具有權威性和示范性，因此經典的選擇從來就包含著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動機，實質上是社會維持其自身利益的戰(zhàn)略性構筑。
　　本書的選題涉及三個關鍵詞：歷史記憶、文學經典與文學政治。這里的“歷史記憶”意味著研究對象屬于時間上的過去式范疇，批評者在“十七年”時期回過頭去重新評價兩千多年來的中外文學遺產，這種重新評價包含著國家意識形態(tài)主體對于歷史記憶的認知，以及在認知中體現出來的情感和立場。關于文學經典的批評則濃縮了上述三個關鍵詞的意義與相互關系。文學是某一時期人們思想感情的凝聚，它是一種社會集體記憶的積存。因此，如果要通過情感的、審美的方式為現存權力提供合法性證明的話，需要通過文學經典延續(xù)權力所許可的歷史記憶，刪除不能容忍的歷史記憶。歷史是權力掌握者建構的產物，他們根據現實的需要對過去的歷史以及歷史記憶進行改寫，重新命名何為真實、客觀的歷史。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關于何為文學經典、文學經典的批評觀念，來探討主流意識形態(tài)歷史記憶的構成機制。
　　本書截取1949-1966年這一時段，考察新中國成立之初到1966年前后的歷史轉折期文學批評范式轉移的復雜過程，分析外國文學經典、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與中國古代文學經典作品的批評中出現的核心問題，以及這種批評的現代性追求與悖論。筆者擬攻破的難題是，對1949-1966年大量關于文學經典的批評的第一手資料進行細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批評觀念的本質特征、表現形態(tài)、內在邏輯。通過梳理外國、現代、古代的文學經典的批評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可以揭示主流意識形態(tài)文學批評標準與批評規(guī)范建立的歷史緣起；考察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方式及其內部的協(xié)調和沖突，可以為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提供具有現實意義的啟示；揭示主流意識形態(tài)文學批評話語在理論和實踐中面臨的困境，總結文學批評的經驗教訓。
　　筆者試圖以問題史的結構方式對“十七年”文學經典的批評狀況作一個學術史的考察，其中的某些問題在已經出版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和文學學術史著作里有所論述，但論述的角度各不相同，有的從文學批評產生的災難性的后果片面批判其消極面，有的脫離具體的歷史語境將一個個批評個案做成展示苦難的“木乃伊”。筆者試圖盡量以客觀、辯證的態(tài)度研究這一選題，并且將研究對象歷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