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若我們好事，在街上隨便攔住一位行人問他“知不知道福爾摩斯是何許人也？”，想來無論老幼婦孺，十有八九都會告訴你：“是最厲害的偵探�！彼�可能根本就沒讀過亞瑟·柯南·道爾爵士（SirArthurConanDoyle,1859.5.22—1930.7.7）那著名的系列探案故事，甚至壓根都不知道柯南·道爾是何方神圣。

　　想想這有多了不起啊。一位主要活動于十九世紀(jì)的英國小說家筆下的一個人物，竟然超越了他的時代、國籍甚至他的作者，成了一個永遠不老、不朽的神探，甚至成了一個通用名詞。（楊絳先生的《洗澡》里女主人公姚宓的母親姚老太太就喜歡“玩兒福爾摩斯”。）而且，柯南·道爾爵士雖未必像巴爾扎克那樣真把他筆下的人物當(dāng)了真（據(jù)說巴爾扎克在臨終的痛苦中呼喚的竟是皮安遜——他作品中一位醫(yī)生的名字），成千上萬的讀者卻當(dāng)了真。直到網(wǎng)絡(luò)時代的現(xiàn)在，每天仍有數(shù)以百計請求幫助偵破謎案的信函，從世界各地寄往英國倫敦貝克街二二一號乙——一塊紀(jì)念銅牌掛在這幢古色斑斕的樓房的門墻上，上書：1881年至1930年，著名私家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曾在這里生活和辦公。

　　柯南·道爾實在是開創(chuàng)了偵探小說一個歷久不衰的傳統(tǒng)，堪稱這一類型小說真正的大師。雖然在福爾摩斯之前，已經(jīng)有了美國作家愛倫·坡創(chuàng)造的杜賓，在其后還有繼承了柯南·道爾衣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女爵士筆下的大偵探波洛的形象，但論起形象的豐滿以及大眾的影響力，他們都無法跟福爾摩斯抗衡。

　　福爾摩斯的形象異常豐滿立體，套用英國作家E·M·福斯特的說法，他絕對是個“圓形人物”。（“圓形人物”是相對于性格單一的“扁平人物”而言，但論起易于為人所牢記，甚至便于用以概括一類人來——像狄更斯筆下的辟果提和班布爾先生都成了某類人的代名詞——倒是“扁平人物”更賺了便宜。福爾摩斯倒似乎賺盡了兩面的好，性格既復(fù)雜立體，還成了個通用名詞。）從外形看來，他個頭瘦高，面容最突出的是一個鷹鉤鼻和一雙犀利的眼睛，煙斗不離手，平常的日子里經(jīng)常倦怠懶散，但一碰到罪案——特別是“有趣”的罪案，馬上就變成一個最精明強悍、足智多謀的大偵探。他之所以熱中于探案，根本原因就在于分析線索、理出頭緒直至最后偵破罪案的過程本身其樂無窮，他甚至公開承認(rèn)，他可不是為了所謂伸張正義才做私家偵探的。他是個十足的務(wù)實主義者，只相信事實、邏輯。他曾向華生承認(rèn)自己對哥白尼的理論都一無所知；華生曾半開玩笑地對他進行過概括：“哲學(xué)、天文學(xué)和政治學(xué)得零分。植物學(xué)說不準(zhǔn)；地理學(xué)，對倫敦方圓五十英里以內(nèi)任何地區(qū)的泥巴都了如指掌；化學(xué)很古怪；解剖學(xué)不系統(tǒng)；驚悚文學(xué)和犯罪記錄，獨一無二；同時身兼小提琴手、拳擊家、劍術(shù)家、律師和嗜好可卡因、煙草的癮君子�！保ㄒ姳緯�《五粒橘核》）他生性傲慢，個人中心（這可是他“唯一的朋友”華生的評判），但見人身處危難又自然拔刀相助；他對女性生來就有偏見（還請如今的女權(quán)主義者們高抬貴手），不允許有“稍稍軟性的情感”侵蝕到他那“精密嚴(yán)謹(jǐn)?shù)男愿窠�地”，但又生性敏感，對藝術(shù)特別是音樂別有會心。更值得一提的是，福爾摩斯本就復(fù)雜立體的性格在系列探案故事中還有不斷的豐富和發(fā)展。如果我們按時間順序讀下來的話，會感覺，最初那個冷峻無情的“推理機器”在逐漸軟化，寡情理性漸漸被情理兼容所取代。

　　除了性格鮮明的福爾摩斯之外，他的探案搭檔、“傳記作者”、“唯一的朋友”華生大夫的形象也不容小覷，他是所有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講述者，他其實是在代表我們千萬的讀者親歷其境。面對他朋友出神入化的推理和果決堅定的行動，他跟讀者同感驚訝也同享歡樂。作為“讀者之友”，他受歡迎的程度幾乎與福爾摩斯不分上下。

　　《福爾摩斯歷險記》是繼長篇探案小說《血字研究》和《四簽名》之后柯南·道爾的第一個短篇探案集。是福爾摩斯已經(jīng)大受歡迎之后的系列探案故事。由于廣大讀者都急于知道這位大偵探的最新建樹，所以作者第一次用長話短說的形式來交代破案經(jīng)過，其結(jié)果是這些故事由于更濃縮并更集中于案情的破解，愈加顯得緊張刺激。

　　當(dāng)然，如果我們換一種眼光，完全跳出小說創(chuàng)造的情境用更挑剔的眼光來看這些探案故事，也會覺得某些案情難免略顯牽強。在追隨福爾摩斯的推理過程中雖然五體投地、興味盎然，如果“逆向思維”地深究一下，他無時不在的推論也難說都站得住腳。但不犯錯的是神，但凡是人，無論誰都不可能完美。如果柯南·道爾爵士當(dāng)初沒有棄醫(yī)從文，如果這個世界上壓根沒有了福爾摩斯，太陽當(dāng)然照常升起，但我們的精神生活真的會平白缺少了好大一塊樂趣呢。美國批評家蘇珊·桑塔格為自己研究大眾文化做過這樣的辯解：如果說非要她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搖滾樂隊“大門”之間作一抉擇，她當(dāng)然會選陀斯妥耶夫斯基——但，非得進行選擇嗎？為什么我們不能同時享受這兩者——這無數(shù)種精神生活的樂趣？同樣，如果讓我在托爾斯泰跟柯南·道爾之間選擇，我當(dāng)然會寧肯犧牲道爾爵士，但我知道我不需要作出這樣的犧牲，我們能夠也需要同時享受多樣的精神樂趣——就像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魯迅而犧牲金庸一樣。這有多好��！真該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大門”樂隊，為了托爾斯泰和柯南·道爾，為了魯迅和金庸的并存而感謝上帝。我的一位篤信基督的朋友經(jīng)常告誡我，應(yīng)該懷著一種感恩的心情面對生活——我覺得再對不過了，哪怕只因為我們竟然有神探福爾摩斯。

　　美國Airmont版《福爾摩斯歷險記》的導(dǎo)言言簡意賅地交代了一些福爾摩斯創(chuàng)作背景，對普通讀者不乏參考價值。現(xiàn)原樣譯出附在書后供讀者參閱。

　　馮濤

　　2004年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