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章士釗（行嚴）事

行嚴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記得費彝民每年一次或兩次來北京，向中央接洽。來京見總理，同時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過行嚴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兩個，不住一起。吳夫人很多時間沒同行嚴住，自己到上海另外過，因為行嚴有姬妾的關(guān)系。費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說，我身邊姨太太新過去，你把香港那個幫忙一下，送上飛機來北京，陪伴我。這個話，費彝民當然要辦了，要這樣辦。他向總理辭行回香港，說到這事�？偫碚f，你不要這樣辦。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筆款，弄一所房子，給她在那里安家，因為我們要派行嚴到香港。關(guān)于要派行嚴到香港的話，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動，行嚴告訴我他要去香港。告訴我他去的使命，經(jīng)過香港到臺灣。提了兩個人，一個是黃杰，是軍人，湖南人。黨中央、總理要我去香港到臺灣，黃杰在香港（是學生）；一個在外交方面，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輩，要我去香港，再去臺灣，對臺灣做工作。這些話都是行嚴親自對我講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義、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臺灣，不想病故在香港，沒有去得成。我記得他死后，香港殷夫人來過北京，住北京飯店。

訪問延安

先是見張聞天總書記，后才見到毛主席。被人稱為主席，打聽是否是陜甘寧邊區(qū)主席。答說，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訪問延安，當時日本侵入中國，七七事變后第二年正月，我訪問延安。經(jīng)過情形在《光明報》上有詳細記錄。訪問延安的事，我引用諸葛亮說關(guān)羽的話。張飛夜戰(zhàn)馬超，關(guān)羽知道了，向諸葛亮說，我會一會馬超。諸葛亮回信給關(guān)羽，說馬超雖勇，不過與張相等，“逸群絕倫”。用此話贊毛，即借諸葛贊揚關(guān)羽的話。

結(jié)束一下，為什么有“逸群絕倫”之嘆？我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失望，全國崩潰，各自逃難，愁悶國家前途如何，這樣去延安的。跟毛談話后，我心中的愁悶一掃而光。談了長時間的話，即“論持久戰(zhàn)”的話，內(nèi)容都是這些。我心里豁然開朗，日本必敗，中國前途有望，可以建設新中國的。非常佩服他。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建設新中國，就是要討論的問題，也是目前要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彼此爭論劇烈，他的主張與我相反。他是以階級斗爭來建設新中國，我不同意階級斗爭。如果意見不同就爭論，說不完。夜晚談話兩個通宵，彼此爭論。我的話：中國社會與西洋不同，雖然有貧富貴賤，但是上下流轉(zhuǎn)相通，不同于兩階級的對抗，缺乏階級對抗形式。他就嘆惜：梁先生你是過分強調(diào)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中國還是有一般性的。我說，你是強調(diào)一般性，沒有認識特殊性，缺乏對中國特殊性的認識。

對胡適意見

關(guān)于胡適問題，他那個人可以說在學術(shù)、思想界有貢獻，這就是他的白話文、新文學運動、新思潮，在北大開出來，他是頭一個有功的。不過他這個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為他的頭腦明爽，可是淺，淺而明，這兩個字。他是不能深入的。這個人，我說他不能深入，一般。

先父所給予我的幫助

（一）幫助是消極的。中學畢業(yè)時，一面考試一面革起命來。本來在未畢業(yè)時，已與革命黨人相通，畢業(yè)后便跟著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國成立，照理當去升學，但我不去。先父完全不說，也不勉強我。 （二）后來由革命的社會主義轉(zhuǎn)到佛家，自己東買一本佛書，西買一本佛書，暗中自己摸索——這也是主動的瞎撞，一直撞了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我的思想轉(zhuǎn)向佛學后，我就要出家，不娶妻，先父只將他的主意說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但我始終固執(zhí)，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這樣固執(zhí)的人來。 （三）不娶妻。母親臨終之前告訴我，不要固執(zhí)己見，應該娶親。而先父背后告訴我說，雖然母親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還是以自己意思為主……先父信任、放任不管，這另有他的主意，即放任中有信任，給我好處極大……

我自己的長處

有兩點：一點是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點是不肯茍同于人。至于短處，不能用一句話來說，即自己不會調(diào)理自己、運用自己頭腦，好犯失眠癥，治這病就是“誠”；意思多，就是不誠。

1977年

3月30日，寫完《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lián)失敗的朕兆》一長篇文章。

4月16日，袁昌來談，因《毛澤東選集》五卷出版，有所建議于我。于是著手1953年9月事情之敘述文，將寫信給黨中央，而以此附件。

5月4日，訪張伯駒，似禪凈兼修，但文人習氣，務為詩詞。

10月1日，晚飯后，車來，去天安門觀禮，在最下層，感嘆今昔之差（昔與毛、周同在城樓上也）。早退，休息于車中，回家9時多。

1978年

5月22日，赴會，王蕓生發(fā)端，對我批判，其余諸人繼之。一概不答。取回我《憲政與專政》一稿，又取得大會集體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