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整理國故
　　在當代中國，“國學”一度成為顯學，這體現(xiàn)了人們重新正視文化傳統(tǒng)的一面。
　　整理國故的意義與方法
　　胡適最初談論國故，主要視其為學術問題。1919年8月，胡適在答毛子水的信中，初步闡述他關于研究國故的基本看法。他提出研究國故的學術性和運用科學方法的必要。他強調，研究國故，出于人類求知的天性，不應當先存有用還是無用的成見。他強調學問是平等的，學術是非功利性的，學問不應以狹義的功利觀念來衡量。
　　1919年11月，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胡適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口號，認為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整理國故就是要從亂七八糟里尋條理脈絡，從無頭無腦中尋前因后果，從胡說謬解里面尋真意義，從武斷迷信里尋真價值。他提出的口號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币簿褪钦f，胡適提出“整理國故”，是為再造文明服務的。
　　胡適還提出要分清國粹與國渣，“保存國粹”之前，先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他強調先須用評判的態(tài)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功夫。所謂評判的態(tài)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1920年暑假，在南京講學期間，胡適講了《研究國故的方法》。他提出四個方法：“歷史的觀念”“疑古的態(tài)度”“系統(tǒng)的研究”和“整理”。至于如何整理國故，第一步是有條理系統(tǒng)地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學的方法做精確的考證，弄清古人的真意義；第四步是綜合，“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1923年1月，北大《國學季刊》創(chuàng)刊，胡適擔任編輯委員會主任。胡適在發(fā)刊宣言中，把過去三百年的國學研究的成就歸為三項：版本學、訓詁學、�？睂W的“有系統(tǒng)的古籍整理”，發(fā)現(xiàn)和翻刻古書，考古。他批評近三百年來國故研究“研究范圍太狹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因此“這樣近三百年來，幾乎只有經(jīng)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標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他提出復興與提倡國學研究的三條主張：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整理）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胡適還開列了一個“理想中的國學研究”的系統(tǒng)，“中國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jīng)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教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弊詮暮�適號召整理國故后，整理國故蔚然成風，對中國傳統(tǒng)小說、古代史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
　　胡適的宣傳引起了古史研究熱，顧頡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1年1月胡適致書顧頡剛說：“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彼�提倡的在古史研究中的疑古精神，極大地觸動了顧頡剛。1923年，胡適編的《讀書雜志》發(fā)表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對中國古史的懷疑，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黃帝、堯、舜、禹都是后人編造出來的，靠不住。顧的觀點引起了歷時九個月的有關古史的討論。胡適肯定了顧的懷疑態(tài)度，稱此為“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并將其歸納為“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jīng)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顧頡剛也將自己在古史辨?zhèn)紊系呢暙I歸因于胡適的影響：“要是適之、玄同兩先生不提起我的編集辨?zhèn)尾牧系呐d趣，獎勵我的大膽的假設，我對于研究古史的進行也不會這般的快速。”
　　胡適曾給青年學生開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多達158種，上千冊書。《書目》在當時的報刊中廣為轉載�！稌�目》所列之書范圍極廣，經(jīng)學、理學、子學、佛典、文學，應有盡有。胡適希望因此讓普通青年人得到一點系統(tǒng)的國學知識。與胡適不同的是，魯迅在應《京報》副刊的要求開列青年必讀書時，表示“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xiàn)在說不出”，但他肯定“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由于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領袖的倡導，國故一度泛濫起來。上至名人教授，下至中小學生，也都加入了整理行列。
　　對于胡適等人倡導的“整理國故”，陳獨秀持不以為然的態(tài)度。陳認為，稱“國故”或“中國學”尚可，而不可稱為“國學”，胡適等人不過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對于陳獨秀批評他擠香水，胡適辯解道：“我們說整理國故，并不存擠香水之念；擠香水即是保存國粹了。我們要整理國故，只是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只是直敘事實而已，糞土與香水，皆是事實，皆在整理之列�！彼�在致錢玄同的信中，將整理國故視為治療思想界膏肓之病的“瀉”法，“‘法宜補瀉兼用’：補者何？盡量輔人科學的知識、方法、思想。瀉者何？整理國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過如此。”
　　國故熱過頭，胡適也有所反思。1928年9月，胡適撰《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向少年朋友們提出警告。他提醒說：“現(xiàn)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鉆，這是最可悲嘆的現(xiàn)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彼�“披肝瀝膽”地向人們告白說：他之所以要“整理國故”，是因為相信“爛紙堆里有無數(shù)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勝過柏斯德發(fā)現(xiàn)的種種病菌”，因而他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這是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胡適認為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就是“捉妖”和“打鬼”，“可以解放人心”。
　　除提出整理國故的理論與方法外，胡適還在實踐上整理國故，并有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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