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語

　　在近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很少有一部典籍在成書問題上像《玉臺新詠》這樣,存在如此多的問題與爭論。自20世紀80年代始,便有曹道衡、雋雪艷、穆克宏、沈玉成、詹锳、興膳宏等中外學者撰文討論這一話題,所涉內(nèi)容包括:《玉臺新詠》的成書時間、編撰動機、錄詩標準,以及《玉臺新詠》為何不見錄于《梁書》《陳書》,徐陵為何在書中署名稱字等方面。其后,不斷有相關研究成果陸續(xù)問世,并一直持續(xù)至今。學者傅剛、胡大雷、劉躍進、張蕾等人在這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發(fā)表。他們在對前人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討論的同時,進一步拓展了研究范圍,討論的問題延伸到《玉臺新詠》諸版本優(yōu)劣,《玉臺新詠》為何不收徐摛詩,為何收錄徐陵仇人劉孝儀的詩作,以及《《玉臺新詠》序》的解讀等問題。需特別指出的是,2004年章培恒撰文對徐陵為《玉臺新詠》編撰者這一已成為文學常識的觀點提出質(zhì)疑,引起巨大反響。在章先生提出《玉臺新詠》為張麗華編撰而非徐陵的觀點后,學者紛紛撰文予以回應,這些或支持或反對或受其啟發(fā)另辟蹊徑的文章在表明態(tài)度的同時,又對《玉臺新詠》成書其他問題進行了重新審視,將研究推向了高潮。時至今日,《玉臺新詠》成書問題仍是學界關注的熱點。

　　針對這一熱點,我們以具體問題為綱,將《玉臺新詠》成書問題劃分為七個話題。在每個話題中,我們均首先從研究爭議處入手,力求全面反映研究現(xiàn)狀,并在此基礎上給出自己的意見�？紤]話題之間的內(nèi)部關聯(lián),我們將這七個話題,亦即本書的主體以八章正文和一個附錄的形式呈現(xiàn)。各部分內(nèi)容、結(jié)論及章節(jié)間的關系如下:

　　《玉臺新詠》編者為誰是近年《玉臺新詠》成書問題討論的熱點與核心。我們認為,新近出現(xiàn)的“張麗華編撰說”及“梁元帝徐妃編撰說”等異說均難以成立。由于傳統(tǒng)的“徐陵編撰說”有目錄、版本與史料三方面的堅實證據(jù),仍不可動搖;“《玉臺新詠》為徐陵所編撰”也是本書展開論證前提與基礎。述第一章“《玉臺新詠》編者異說質(zhì)疑”。

　　徐陵曾于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遭遇彈劾免官事件,《玉臺新詠》即編撰于此事件發(fā)生后不久。因此,徐陵編撰《玉臺新詠》雖可能起因于蕭綱的授意,但其中同時包含徐陵借編書排遣遭劾郁結(jié)的個人動機,而此點一直為前人所忽視。述第二章“《玉臺新詠》編撰動機新證”。

　　《《玉臺新詠》序》不僅為六朝駢文典范,而且是《玉臺新詠》成書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其表意模糊、歧義紛出,我們以第二章結(jié)論為基礎,由詞至篇分四部分對此序做了解讀。我們認為,序文所用典故多指向徐陵自身遭劾免官遭遇;序中“麗人”為徐陵自托;此序首句用隱語暗示了徐陵免官之冤枉;此文通篇為徐陵描述自身免官遭遇、心情及遭劾后借編書排遣郁結(jié)之語。述第三章“《《玉臺新詠》序》解詞通釋”。

　　關于《玉臺新詠》的成書時間,學界有“梁代說”與“陳代說”兩種。由于二說均涉及《玉臺新詠》原貌問題,而現(xiàn)存《玉臺新詠》諸版本均經(jīng)過后人不同程度的竄改。因此,能否繞開對《玉臺新詠》版本問題、編排體例的糾纏,去考察此書的成書時間值得期待。徐陵于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遭劾免官,《玉臺新詠》即編撰于其后不久,結(jié)合書中所錄最早作于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的《同蕭長史看妓》詩,知此書成書于大同二年(公元536年)至大同三年(公元537年)間。述第四章“《玉臺新詠》成書時間訂補”。

　　關于《玉臺新詠》的收詩標準,傳統(tǒng)“輯閨房一體”“非詞關帷闥者不收”類似的結(jié)論固然不確,近年研究者仍試圖采用對《玉臺新詠》所錄詩歌進行分類,從中抽繹徐陵選錄詩歌標準的研究方法,由于忽視了編書者徐陵個人喜好、情緒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同樣值得商榷。我們認為,由于徐陵編書時仍沉浸于遭劾免官的負面情緒中,所見詩歌能否讓其產(chǎn)生共鳴,使這一情緒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是這些作品能否入選的關鍵。述第五章“《玉臺新詠》錄詩標準異說”。

　　《玉臺新詠》一書計有“玉臺新詠集”“玉臺新詠”“玉臺集”“玉臺”“新詠”五種稱謂。其中,“玉臺新詠集”為全稱,其他為省稱,“玉臺新詠”為最常用之名。造成此書一書多名現(xiàn)象的原因,概為書名在典籍載體上題寫位置不同,或是使用場合的不同。此書書名含義的分歧則集中在“玉臺”一詞,清吳兆宜有“喻婦人之貞”說,近人則提出“玉臺”一詞為宮廷、東宮、后宮等觀點。據(jù)《大唐新語》《玉臺后集》關于徐陵編書事的記載,“玉臺”一詞或有暗指東宮的含義;同時此詞又暗用陸機《塘上行》及甄皇后《塘上行》本意,透露了徐陵遭劾的經(jīng)歷。述第六章“《玉臺新詠》書名異稱、含義考述”。

　　徐陵編撰《玉臺新詠》一事不見于《梁書》《陳書》,并非出于徐陵恥居其名或出于修史者的遺漏,亦非受二部史書編撰體例所限而產(chǎn)生;而是姚思廉作為與徐陵關系密切的晚輩,不欲在史書中批判徐陵提倡、傳播綺靡文風的行為,是出于為徐陵隱惡的目的,是為之曲筆的結(jié)果。述第七章“《玉臺新詠》不見載于《梁書》《陳書》釋疑”。《玉臺新詠》卷八徐陵署名“徐孝穆”,書中不錄徐摛詩而收錄徐陵仇人劉孝儀詩作,此為《玉臺新詠》成書后內(nèi)部存在的三個可疑現(xiàn)象。針對以上疑問,我們結(jié)合《玉臺新詠》為徐陵遭劾免官后所編這一歷史背景進行了考察。我們認為,“徐孝穆”為徐陵自題,目的是利用自稱字可表達憤怒不滿情緒的特殊用法,宣泄其遭劾后的負面情緒;《玉臺新詠》不錄徐摛詩,則因徐陵在書中自大地稱了自己的字,南朝避家諱之風又極盛,出于避父諱的目的才沒有收錄徐摛的詩作;徐陵編書時收錄其仇人劉孝儀的詩作,則因劉孝儀在徐陵遭劾事件中是匿名通辭狀者,《玉臺新詠》又編撰于徐陵被免后較短的一段時間之內(nèi),由于不明情況而收錄了他的詩作。述第八章“《玉臺新詠》收錄、失錄詩人難解現(xiàn)象索解”。

　　最后尚需說明的是,“《《玉臺新詠》序》匯校箋注”部分對《《玉臺新詠》序》做了校勘與注釋兩方面的工作,實際屬于對《《玉臺新詠》序》的研究;之所以將其作為附錄獨立列出而沒有與第三章合并,主要是考慮到此部分研究成果不局限此章,而是全書展開的重要依據(jù)與參考,同時兼顧了篇章結(jié)構(gòu)平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