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xiàn)代到當代：劉川鄂自選集》：

　　在與新月派的論爭中，他力辯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明確肯定階級社會里文學的階級性特征，但又不把階級性作為文學內容的全部和唯一特征，他深刻地洞察到在血腥歲月中侈談思想自由、取消革命斗爭的潛在危險，但絕不否認思想自由本身的重要性，在與“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爭中，他既為左翼文壇的正義性辯護但又肯定“同路人”存在的必要性，既肯定文學為無產(chǎn)階級服務的現(xiàn)實合理性又不一味抹殺創(chuàng)作獨立性和創(chuàng)作自由�？梢哉f，如果沒有魯迅，左翼文學陣營在論爭中的優(yōu)勢絕不會那么明顯。

　　當然，我們肯定魯迅的超越性并不等于說他在30年代文學論爭中的所有觀點絕對正確。魯迅晚年的內心世界并非純靜如水，而是波瀾起伏的。時有革命青年的噩耗傳來讓他出離憤怒，時有因得罪當局而遭警告、通緝不得不東躲西藏，時有疾病襲來讓他心力交瘁。一個具有錚錚鐵骨的文壇硬漢，常常處在自身病魔的糾纏和外界敵“友”的多重中傷之中。透過他的某些在語調上有些生澀（包括有些系病中友人代寫初稿）的文字，可以看出，在保持個人獨立與依靠政治政黨力量之間，在文學啟蒙與全民救亡之間，在左翼文學理念與左聯(lián)文學團隊之間，他是既堅定又矛盾的。他有時不免因寂寞而急躁，有時因認識“超前”而缺乏耐心，有時因形勢復雜而易起疑心。在對“內”對“外”的論爭中，魯迅未嘗沒有講過“過火”的話，如同他對徐懋庸、周揚等左聯(lián)中人的某些指責明顯不妥一樣，他對梁實秋、胡秋原等人鼓吹自由和自由主義文學的動機與效果的分析也有偏執(zhí)片面、言過其實之嫌。

　　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陣營與自由主義文學派別有過多次論爭，盡管既往的文學史都認定后者為失敗方，但我認為并沒有明顯的勝利者和最終的勝利者。因為雙方的理論都是不充分的，或者說運用各自理論的人的理解和表述還不夠充分。否則，我們無法理解被“擊敗”的一方在此后幾十年的歷史多次被提及和其理論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的“復活”。但是，如果僅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中比較，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參加論爭次數(shù)最多、理論素養(yǎng)最高、論爭中最有說服力的是左翼文學家魯迅。

　　魯迅在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批評自由主義者的基本立場和某些觀念謬誤及可能帶來的負效應的同時，又避免了極“左”傾向和盲目否定自由主義文學的全部觀念的片面性。魯迅給了一個人們在今天才能有所體認的啟示，即革命事業(yè)和革命文學事業(yè)仍然是需要理性精神與獨立意識的�；蛘哒f，革命的文學的事業(yè)在拒絕自由主義的社會革命觀的同時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否定自由主義的全部觀念。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中就包含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某些因素，而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也曾吸取過社會主義學說的某些內容。

　　二

　　魯迅的“超越性”特征與他重理性反教條的思維方法和極強的現(xiàn)實感密切相關。他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理性精神和懷疑精神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珍貴的財富。從1906年棄醫(yī)從文到1936年病逝上海，魯迅30年的文學、文化生涯中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學變革，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往往并不站在時代的最前列卻總是站在時代的最高點。在30年代復雜的文壇環(huán)境中，他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讀和對中國歷史現(xiàn)實的清醒洞察結合在一起，因而他總能高屋建瓴，既有理論深度又有現(xiàn)實針對性。他對青年革命家關于革命的浪漫主義想象的解構、對左翼可能變成右翼的洞察、對論語派提倡幽默可能把屠夫的兇殘搞笑化的忠告、對新月派“健康”“尊嚴”原則可能與當局維持治安合流的擔心，來源于他對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刻體認。

　　“超越”來自特立獨行。魯迅的獨立精神自少年時代起就初步養(yǎng)成，青年時代已基本定型，中年時代便十分成熟。五四時期魯迅對個性和個人主義是推崇的，而個性和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所肯定的重要思想觀念。他對人的改造個體自由的關注遠遠多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即使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對群眾力量的看法比早期有了很大改變，也并未完全否定他早年肯定的內容，而是有所深化，有所修正。他從來沒有把個人自由個性發(fā)揮與相信群眾依靠民眾對立起來，他依然是肯定和強調個人獨立性的。這種獨立精神實際上是一種健全的個性主義，是他青年時代十分推崇的反抗精神、自由精神的保留和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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