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在唐朝,有一位佛門大法師弘忍,他手下有兩位聰明過人的弟子,一位叫神秀,一位叫慧能。一日,師父命兩位弟子各寫一偈,以表明他們學(xué)法的心得。神秀提筆寫道:
身是菩提樹,
心為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這時,平常看上去有些笨頭笨腦、連大字也不識一個的慧能,居然出口成誦,口占一偈,讓人寫出來是: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佛性常清凈,
何處惹塵埃。
師父見偈,大為欣賞。當夜三更把慧能悄悄叫到臥室,傳法與他,并密授衣缽。后來,慧能終于成為佛教禪宗(南派)的創(chuàng)始人,被后人追謚為大鑒(鏡)禪師。
在中國思想史上,以人心作為鏡子的說法在老子那里就已經(jīng)有了。老子主張最高的思想境界是滌除玄鑒(覽),即是把人心打掃干凈,像一面清澈幽深的鏡子,才能反映出自然的本來面目。但進一步討論人之鏡的問題,恐怕還是隨著佛教的傳入才盛行起來的。佛教帶來了西方人(印度人、波斯人、希伯來人等)有關(guān)光明與黑暗本原對立的思想,帶來了對火與光明的崇拜和燈的象征(青燈古佛),這與中國古人最早認為氣精氣或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是完全不同的一種宇宙感。氣是不可能由鏡子來反映的,只有火及其光明才能反映在鏡中,鏡的作用也僅在于反射光。
不過,鏡子的比喻在印度人那里,最早卻并不是用來比喻人心的。它不是說,外界的光明反映在人心這面鏡子中。正相反,在印度人看來,人心本身還需要在外部的鏡子中映現(xiàn)出來,因為人心不是接收器和反射器,而正是光源。印度最古老的文獻之一《奧義書》中說:
當一個人醒著的時候,正像從烈火中,火星迸向四面八方。
又說,天神因陀羅和妖魔維羅吉納請教生主關(guān)于自我的知識,生主請他們在一盆水里看自己的影像。盡管因陀羅并不滿足于這種形象的教導(dǎo),而試圖直接看見自己無形的靈魂,但也說明了,印度人很早就認為對自我的意識只有從某種對象那里才能反射得來。
看來,中國人更多地把鏡子用來比喻人心而不是外界對象,這與中國自身固有的傳統(tǒng)有關(guān)。在這里,鏡子的作用不是用來認識自我,而是用來反映世界、玄覽萬物、呈現(xiàn)宇宙本體或真如的,即是說,鏡子(人心)本身是看不見的,在鏡子里看見的都是外界事物;人們從鏡中反映的外界事物得知鏡子的存在,但卻不能把握那獨立于一切外界事物的鏡子實體的形象,因為鏡子本身并不反映在鏡子中。所以神秀還以為明鏡有一個臺子,慧能卻反駁他:哪有什么臺子!心不過是一面本身潔凈空虛的明鏡,它反映的是無所不包的佛性,乃至它本身就是佛性。神秀還想要認識自我、規(guī)定自我、保持自我,慧能卻一口否定:根本沒有什么自我!
佛教華嚴宗認為,人心雖現(xiàn)凈法,不增鏡明,雖現(xiàn)染法,不污鏡凈。非直不污,亦乃由此反顯鏡之明凈。鏡中呈現(xiàn)的現(xiàn)象(法)不論是干凈的還是骯臟的,鏡子本身卻不介入,它是徹底干凈的,因此,用則波騰鼎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凈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若曦光之流采,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端形,不動而呈萬象。為說明此義,高僧法藏取鑒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xué)者因曉剎海涉人無盡義。
這的確是一光輝燦爛之境界!試想鏡中有鏡,像中有像,一炬既燃,佛光如海。一人涉入,平添萬法,怎不令人于目眩神迷之際,頓覺寂然而澄明呢?
然而,如果說人心是一面鏡子,那么即使將它放入別的鏡子之間,它所反映的也不可能是別的鏡子本身的形象,更不可能是自己本身的形象,而只能是在這些鏡子中輾轉(zhuǎn)相映的那個宇宙本體(佛性)的形象。所以這是一個無心(無心而朗十方)、無我的境界,是一個取消自我意識、使自己融入宇宙意識的物我兩忘的無意識境界。
可見,鏡子作為一個頗富哲學(xué)深義的比喻,在中國古人那里并沒有西方人那種自我發(fā)現(xiàn)的意思,卻呈現(xiàn)出截然相反的含義。這就使得王陽明能夠把孔孟之道和佛家學(xué)說合而為一,提出我心和宇宙這樣一種同一關(guān)系: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yīng)之是非為體,即我心并沒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宇宙(也不同于他人)的本體,因而不可能將它作為一個特殊的、個人特有的對象來認識和對待。所以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說的是:宇宙是我心中呈現(xiàn)的那個宇宙,我心是充滿整個宇宙于其中的我心;至于我心本身是什么?回答是沒有我心(心無體)。
在數(shù)千年的中國思想史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一種要從根本上把客觀世界當作鏡子來反觀自己、發(fā)現(xiàn)自己、認識自己的努力,而總是看見把人的內(nèi)心當作平靜的湖水,如同明鏡,一切漣漪和波瀾、一切欲求和沖動都不是本心,而是對本心的干擾和遮蔽,真正的本心則是虛靜、無事空。因此只有專心內(nèi)向,守靜抱一,屏息朗照,才能獲得宇宙的真諦。這樣一種人之鏡,不僅沒有激發(fā)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反而成了使人放棄一切自我追求、退入無所欲求的永恒虛無之境的寶鑒。
我們現(xiàn)代中國人的確是開通多了。我們不再對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欲頂禮膜拜,我們提倡婚姻自由,反對父母包辦,我們時不時地鼓吹一陣子個人和個性(如陳獨秀、魯迅、郭沬若等人),或發(fā)揮個人的聰明才智。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連人道主義人性人格或獨立人格這些題目,也熱烈地討論起來。但似乎還沒有人指出,這一看上去轟轟烈烈的時代思潮如果不涉及
人之鏡的根本顛倒,它就終將只是過眼煙云。
所謂根本的顛倒是指:不再僅僅把人心看作被動而平靜地反映外界的明鏡,而是要能動地從外部世界中去獲得自我的確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說:人到世間來,沒有攜帶鏡子;人只有通過改造外部客觀世界的活動,即通過勞動生產(chǎn),才能在他的產(chǎn)品上實現(xiàn)他的真正本質(zhì),才能證實他的力量和才干,才能發(fā)現(xiàn)他自己是個什么樣的人。人的產(chǎn)品,即經(jīng)人改造過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之鏡。
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是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之中的。只是在馬克思之前,人之鏡在西方人那里始終帶有幻想和神秘的色彩。它最早體現(xiàn)在古希臘有關(guān)納西塞斯的神話之中,這個神話與印度《奧義書》中的因陀羅神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據(jù)說納西塞斯是一位俊美絕倫的少年,有許多仙女和女神都鐘情于他。但不幸的是,有一天他在一汪清水中看見了自己的倒影,從此他就愛上了自己,而對其他一切人的追求無動于衷。女神們感到十分憤怒,便將他變成了一株水仙花,讓他成天在水邊顧影自憐。
如果說,中國人以人心為對象世界的鏡子,其缺點是沒有自我意識的話,那么,納西塞斯以對象為自己的鏡子,所遇到的難題就是抓不住對象本身。他在對象上只看見自己的形象,這形象遮蔽著他的眼睛,使他對別人的美貌視而不見。希臘哲學(xué)家們一開始遇到的最棘手的難題之一,就是客觀對象世界本身如何能夠看見的問題。因為,如果對象世界只不過是些反映主觀世界的鏡子,它們本身就是看不見的,你看見的只是你自己的形象,只是你的看。
希臘哲人恩培多克勒認為,人的眼睛就像兩只小燈籠,火光從那里面透出來,而與對象發(fā)生交流:因為我們是以自己的土來看土,用自己的水來看水,用自己的氣來看神圣的氣,用自己的火來看毀滅性的火,更用我們的愛來看愛,用我們的可厭的恨來看它的恨。這里,我們的水、火、愛、恨等也正是客觀世界中同樣的水、火、愛、恨,但這只是一個未經(jīng)證明的天真的假定。
原子論的創(chuàng)始人德謨克利特已不那么天真了,他認為:從一切物體上都經(jīng)常發(fā)射出一種波流,然后,這空氣由此取得了堅固的形狀和不同的顏色,就在濕潤的眼睛中造成了影像,從而印下了一個印子。但既然我們所獲得的認識只是自己的感覺(印子),每個人的感覺與他的感覺能力、敏感程度和感官的特殊構(gòu)造有關(guān),所以對象本身究竟怎樣,這是永遠感覺不到的。德謨克利特因此絕望地弄瞎了自己的雙眼。
柏拉圖提出的著名的洞喻,也是想要解決這個難題。他設(shè)想有些被鎖在地洞里不能回頭看洞口的囚犯。洞口有些類乎木偶戲的表演,借洞口的火光把它們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囚犯們便以為這些影子是實物。后來人被解除了禁錮,回過頭來,才發(fā)現(xiàn)了真正的真實事物,發(fā)現(xiàn)過去看到的只是這些事物的影子。可是等他爬出洞口,看到外面的陽光,他才看出萬事萬物的真相即整個世界都無非是太陽光反射的形象。不過由于一下適應(yīng)不過來,他先得看地上的陰影,看水中或鏡中的倒影,再看強烈陽光下的事物,最后才能去直接看太陽本身。
因此知識的四個等級分別是:想象(陰影)、信念(倒影)、理智(看見實物)、理性(看見太陽)。顯然,這里面起關(guān)鍵作用的是光,最終是太陽光,或理性之光。各種認識程度無非是光的反射層次不同而已。要提高自己認識的層次,就得不斷地回轉(zhuǎn)頭,即從鏡子或反光物上向相反的方向?qū)ふ夜庠,因為一切事物都不過是那個最高本體的太陽(善的理念)的摹本或摹本的摹本。
在柏拉圖看來,由于他把理性看作貫通人的本性和客觀本體(理念)的普照的光明,所以認識對象本身的問題就被解決了。正如太陽和太陽光是一回事,人只要運用他的理性之光反觀自身,對自己的固有本性加以回憶,就能觸及到并把握住客觀的世界本體。從這里就產(chǎn)生出了西方哲學(xué)源遠流長的反思學(xué)說。
反思(reflexion),也就是反映、反射,本來是一個光學(xué)名詞。它與中國古代吾日三省吾身的那種反省不同,不是直接檢查自己干凈的心地上沾染了哪些灰塵或不良念頭,而是要間接地,從對象上回過頭來思索自己的本性。中國傳統(tǒng)的反省是以人的心性為出發(fā)點的,人心被假定為已知的、人人相同的、平靜一色的,但這恰好使人心本身成了視覺上的一個盲點。西方的反思則是從對象出發(fā)的,人心被看作有待于認知的,這就使得人不斷地從外面轉(zhuǎn)回頭,不是為了返本歸原,而是要對人性、人心做步步深入的探索。
反思的這種從外向內(nèi)不斷深入的過程表明,人先要認識對象,然后才能認識自己,才能對自己的心性有真正的自我意識。因此,西方的科學(xué)、工業(yè)、技術(shù)的發(fā)展,并不只是一些物質(zhì)文明或外在的奇技淫巧,而且也代表著精神文明的發(fā)展程度,體現(xiàn)著人類自我意識的深化和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
我們中國人通常認為,自我反省是屬于倫理道德和天地良心方面的事。一個人做錯了事,我們叫他好好反省一下,似乎反省僅僅是為了保持內(nèi)心的干凈,保持與社會習(xí)俗和道德(天道)一致的手段,就像每天要打掃房子一樣。殊不知,真正的反思正是對自己內(nèi)心是否本來就干凈,對社會習(xí)俗是否本來就合理的一種懷疑和探求,它的根據(jù)和標準,不是自己想要干什么,而是自己實際上干了什么。
一個人,光是強調(diào)自己做事的動機是好的,主觀道德上是高尚的,或像孟夫子所說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哪怕干下了多么殘酷的事,也覺得自己光明磊落,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動機這種人很難說有什么自我意識。他盡管可以每天反省自己二十遍,我們也很難說他對自己進行了反思,因為他缺乏一面外部的鏡子,或者說,他根本不在對象上照一照自己的臉孔,卻一心以為對象就是他心里反映出來的那個樣子只要他心里沒有私心。宇宙即是我心,這是閉著眼睛就可以斷言的夢話。
中國傳統(tǒng)的人之鏡不是用來照出活生生的人的,而是用來照出世界的空虛和人心的空虛,照出世界與人心的一抹平的清靜和虛靜,總之是照出人的不存在的。《紅樓夢》第十二回寫到賈天祥正照風月鑒,說那風月寶鑒乃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制,專治邪思妄動之癥,只是千萬不能照正面,只能照背面。賈瑞為治自己的相思病,拿寶鑒反面一照,照出一個骷髏,嚇了一跳;正面一照,照出他日思夜想的鳳姐,于是忘了跛足道人的告誡,不斷地照正面,終于丟了性命。
設(shè)想一下,假如賈瑞聽了道人的話,繼續(xù)克制自己去照鏡子的反面,則相思病無疑是可以治好的;然而這樣活著也只是一具骷髏,因為他在鏡子中看見了自己的不存在,看見自己只是一個活死人。難怪當賈瑞的家人怪罪于鏡子,要架火來燒時,只聽鏡內(nèi)哭道:誰叫你們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整部《紅樓夢》所講的無非是:活著是假,死了是真,人是假,非人是真,存在是假,不存在(虛無)是真。賈寶玉只是假寶玉,只有重新變回一塊無情無欲無煩惱的石頭,才是返璞歸真所以又叫《石頭記》。
中國傳統(tǒng)的自我意識,就是意識到自己是非人、非意識;中國傳統(tǒng)的超脫淡泊,就是明白自己反正逃不掉非人的命運和虛無的結(jié)局;中國傳統(tǒng)的自由,就是取消自由意志之后的一身輕松、無所謂和玩世不恭;中國傳統(tǒng)的獨立人格,就是自覺地扼殺自己的個性、使之抹平在自然(泛)道德天理的平靜水面之下,就是堅持自己的無人格。作為個人,傳統(tǒng)中國人是完全絕望的。
要對中國傳統(tǒng)的人格結(jié)構(gòu)進行一番真正的反思,需要有一面完全不同的人之鏡。這面人之鏡,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本身中是沒有現(xiàn)成地準備好的。這面鏡子只有從西方暫且拿來。也就是說,要用西方人的人格結(jié)構(gòu)作為一個參照系來反觀我們自己。西方人和中國人都是人,這一點,是我們能夠把兩者加以反觀對照的前提。既然都是人,西方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我們身上也可能有,只是尚未表現(xiàn)出來、尚未為我們意識到而已,它只是潛在的。
而這樣形成的自我意識,就會不再只是孟子所說的返身而誠,樂莫大焉,或今天人們所說的從自己出發(fā)從我做起,而是要從旁邊來看看這個自己或我的真實內(nèi)涵,看它包含有多少我性,從而客觀地認識和把握這個我的豐富的可能性,揭掉從前的我的膚淺性。這才能使自己的人格立體化、能動化起來,使自己的自由主體爆發(fā)出四射的光輝。
要尋求西方的人之鏡,最便捷、最準確無誤的方式就是考察他們文學(xu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這些形象的人格結(jié)構(gòu)。本書的主旨,便是從西方古典文學(xué)作品中選取幾部與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比較,把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放在尖銳的對比關(guān)系中來考察,看是否有可能對我們反思自身文化傳統(tǒng)所造成的人格結(jié)構(gòu)有所啟發(fā)。
鄧曉芒,1948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著名哲學(xué)家、美學(xué)家和批評家,現(xiàn)為華中科技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德國哲學(xué)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xué)史學(xué)會常務(wù)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