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一、魯迅其人其事

魯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壽，字豫才，后改名為周樹人，浙江紹興人，中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愛國作家、民主戰(zhàn)士，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

沒落的封建家庭出身使幼年的魯迅遍嘗人間的辛酸，然而，青年時代的魯迅卻在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下，完成了由醫(yī)學到文學的成功轉(zhuǎn)變。他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是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干將，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便是其一生的真實寫照。

魯迅的作品中，以短篇小說、雜文、散文詩、小品散文見長，且各式文體中皆流露著一種特殊的創(chuàng)作風格，時人便將魯迅在創(chuàng)作中所使用的這種深刻冷雋的用筆、簡潔峭拔的句法和新穎獨到的體裁歸結(jié)為魯迅風，馮雪峰稱之簡短和凝結(jié)并存，蘇雪林則謂之辛辣與含蓄兼?zhèn)洹?/p>

青年時代的魯迅先后就讀于洋務派創(chuàng)辦的江南水師學堂和南京路礦學堂，學習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1902年，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日本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旨在救治那些像父親一樣的病人，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在弘文書院學習日語時，魯迅開始接觸西方著作，并閱讀由日本人翻譯和編寫的進化論方面的書籍。日俄戰(zhàn)爭后所簽訂的《樸茨茅斯合約》激起了全中國的憤怒，同時也震動了在外留學的魯迅。在高昂的政治氛圍中，一次幻燈片事件使魯迅深深地領悟到了身為弱國子民的悲哀。片中的中國人體格強壯卻精神麻木，竟然能夠淡然地圍觀被當作俄國偵探處死的同胞。由此，魯迅毅然決定棄醫(yī)從文，并將文學作為發(fā)現(xiàn)和理解國人的方法，他對中國的國民性進行了重新的解讀：病根不在中國人的身體而在精神，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隨后，他撰寫了《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及《文化偏至論》等文言論文，并與周作人一起創(chuàng)辦了文藝刊物《新生》，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在日留學期間，魯迅加入了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積極參與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動。

1909年魯迅回國，國內(nèi)政治的動蕩、軍閥的混戰(zhàn)、袁世凱政府對民眾的壓制、張勛復辟的鬧劇使他感到尤為痛心，然而，苦于救國無門，他只能在任教之余抄古碑、讀佛經(jīng)、搜集金石拓本、輯錄和校勘古書。這是魯迅人生中的沉默期，是奮進之前的短暫后退�？梢哉f，這種知識和學術(shù)的活動為他今后的創(chuàng)作活動做了充分的知識和技巧儲備。

五四運動不僅喚醒了中國文壇，也激起了魯迅的革命斗志。他參與了《新青年》的工作，并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頓時震撼了整個文學界。在隨后的1918年到1926年間，魯迅陸續(xù)創(chuàng)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等專集。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魯迅的小說以其展現(xiàn)的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蘊藉了無限的藝術(shù)魅力。作品通過狂人、阿Q、孔乙己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社會百態(tài)，深刻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與人們強烈的變革社會的愿望之間的矛盾。細致入微的描摹、入木三分的刻畫讓我們在讀魯迅的小說時總有一種發(fā)現(xiàn)的喜悅。印象中的魯鎮(zhèn)、百草園、三味書屋、咸亨酒店在將魯迅的小說作為一個整體呈現(xiàn)的同時，也將其藝術(shù)特色推向了至善至醇的巔峰。

如果說魯迅的小說旨在揭示病態(tài)社會的創(chuàng)痛、引起療救的注意，那么他的散文則是對童年溫馨的回憶，對滋養(yǎng)過他生命的人和物的深切懷念。明凈的抒情、細致的敘述、鏗鏘的議論引我們進入了一個奇詭幻美的散文世界。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huán)境中給予過他真誠關(guān)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nóng)……都是他所置身的險惡世界背景下的一絲暖意、一抹底色。魯迅的生命，因此而豐富。與此同時，魯迅在《新青年》上相繼發(fā)表新詩《夢》《愛之神》《桃花》《他們的花園》《人與時》《他》。作品不但看重意境的傳神，更著力于思想的深邃；既有詩歌的抒情，又有雜文的哲理，寓理于情，情理并重。

此后，魯迅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積極參加革命文藝活動，先后參加了中國自由運動大聯(lián)盟、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和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1936年左聯(lián)解散以后，魯迅投身到文學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當中，創(chuàng)作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在他的所有創(chuàng)作中，最富思想潛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當推雜文。這種將新詩和政論合二為一的雜感既是一種獨特形式的詩，也是他給予病態(tài)社會無情嘲諷的匕首和投槍。他的雜文涉獵甚廣，既有無情的揭露，又有辛辣的諷刺；既有痛苦的吶喊，又有激情的抒發(fā)；既有果決的論斷，又有熱情的贊頌，縱橫馳騁，神采飛揚，是其創(chuàng)作中的一朵奇葩。

此外，魯迅還主編了《莽原》《語絲》《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領導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社團，翻譯外國進步的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nèi)外著名的繪畫、木刻，編輯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學術(shù)著作。

二、魯迅的性格形成

作家曹聚仁與魯迅交往甚密，他曾經(jīng)對魯迅說：你的學問見解第一，文藝創(chuàng)作第一，至于你的為人，見仁見智，難說得很。不過，我覺得你并不是一個難于相處的人。魯迅對此予以默許。魯迅年紀不大，但眉目間卻總掛著一絲世故般的沉穩(wěn)，曹氏因此稱其為世故老人。其實，這是和他的人生經(jīng)歷息息相關(guān)的。

1．大廈將傾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原為清朝光緒年間的內(nèi)閣中書，為使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等人能考上秀才，便試圖買通與自己一同登科的進士通政使司參議殷如璋，但因家仆阿順辦事不利而導致事情敗露，鋃鐺入獄，先后被判為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和牢固監(jiān)禁，魯家人因此變賣家產(chǎn)，使其祖父在監(jiān)獄蹲了八年之后才被釋放。魯迅的父親周伯宜也被此事牽連而被革去秀才，從此仕途斷絕，終日借酒澆愁，久而久之，郁怒成疾，周家為治魯父之病而大費周章，卻最終人財兩空。魯迅就這樣由家世顯赫的少爺淪落為處處遭人白眼的乞食者，在父親重病期間，他身為長子不斷地往來于藥鋪與當鋪之間，為挽救父親的生命他忍辱負重，在遍嘗人世間的辛酸之后，他對世態(tài)的炎涼也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正如他在《吶喊》自序中所說：有誰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由此可見，魯迅的反社會性格與其家世的變故關(guān)聯(lián)甚大，在受人鄙視的環(huán)境中，他逐漸養(yǎng)成了孤傲不屈、憤世嫉俗、自卑與自閉的性格，即醫(yī)學上的反社會性格，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斗士。

2．飲恨遠行

拋卻家世變故對其性格的負面影響，魯迅在求學生涯中所體驗到的坎坷與變數(shù)一方面繼續(xù)影響著他的性格，另一方面也為他的職業(yè)規(guī)劃埋下了伏筆。在飽嘗了世態(tài)的炎涼、看透了所謂人的真面目以后，十八歲的魯迅帶著對故鄉(xiāng)紹興的極大反感和厭惡開始了人生的一場悲壯的旅行。親友的鄙視、母親的哭訴讓魯迅的骨頭在昂首走出故里的那一刻就變得堅硬無比。他先是就讀于洋務派創(chuàng)辦的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數(shù)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在見識了學堂體制的腐敗以后，魯迅一心尋找新路的愿望破滅了，于是改入南京路礦學堂。期間，魯迅繼續(xù)研習自然科學，同時，也開始閱讀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此書中所介紹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僅使魯迅認識到了現(xiàn)實世界的不完美及其充斥的激烈的競爭，同時也讓他逐漸領悟到了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發(fā)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3．那些人，那些事

兄弟之誼的殞滅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xiàn)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與胞兄魯迅徹底決裂。此信言簡意賅，詞鋒決絕，既暗含了魯迅的某種不為人察的惡劣行徑，又彰顯了自己所謂的大度和寬容，詛咒般的結(jié)語更是將心靈之門對魯迅死死地關(guān)閉。世人不免疑惑：1923年這個炎炎的夏日，在北平八道灣的這座大宅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以至于周作人、魯迅一奶同胞之間憤然絕交？

魯迅兄弟之間的情誼，本來是很深厚的。在小說《弟兄》中，張沛君為了醫(yī)治患病的兄弟，四處求醫(yī)，種種憂慮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魯迅自身經(jīng)歷的事實。許壽裳在為此小說作注解時，證實了魯迅確實在1917年春末夏初為二弟周作人高熱之癥深切擔憂，并請來了德醫(yī)悌魯爾，得知作人只不過是出疹子，魯迅高興地對教育部的同事說：起孟原來這么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小說中對張沛君凌亂的思緒、悵惘迷離的夢境的描寫皆因是魯迅本人身歷其境的事實而顯得格外地真實和親切。

魯迅由東京突然歸國亦是因兄弟作人而起。在他的自傳中，魯迅所謂的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jīng)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幾個別的人者，作人和其妻羽太信子也。由此可見，魯迅如何以利讓弟。魯迅所輯《會稽郡故事雜集》亦以作人之名印行，他自己不求聞達，足見其以名讓弟。然而，這樣的兄長為何讓周作人在晚年與之分道揚鑣呢？據(jù)許壽裳回憶，他們之間的暗影，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她對魯迅外表恭順，內(nèi)懷猜忌，周作人又心地糊涂，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致使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改以往兄弟怡怡之情態(tài)，魯迅不得已搬離了八道灣的大宅。在新居落成之后，魯迅重回大宅取書，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說，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此事系魯迅顧全兄弟情誼之鑒證。

讓人費解的是，魯迅并沒有將這次的感情破裂訴諸于筆端，而是采取默然的回避態(tài)度。面對二弟言辭寥寥的絕交信，他終日飲悶酒度日。離開，或許并不是他的本意，卻是其息事寧人、擺脫尷尬的唯一選擇。

愛情與責任的掙扎

關(guān)于魯迅的婚姻生活，許壽裳在《魯迅年譜》中載：

民國前六年（光緒三十三年，丙午，一九零六年）二十六歲。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jié)婚。同月，復赴日本。

為了不拂逆母親的意思，在日本受過四年科學教育的魯迅不得不默默接受這樁不合理的舊式婚姻。妻子朱安雖不美麗，卻有著舊式媳婦的所有美德：溫、良、恭、儉、讓。然而，一直受新學洗禮的魯迅怎能心悅于這種強加的桎梏，屈身于這段沒有愛情的婚姻當中？于是，在其婚后第三日，便再次離家奔赴日本。接下來的十余年中，他輾轉(zhuǎn)于東京、杭州、南京、北京等地，經(jīng)年在外，不�；丶�，與朱安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及至民國八年（1919年），魯迅才將母親與朱安接到北平八道灣的大宅同住，然而，夫婦仍舊各居一屋，每天連話也少談。他常常對好友許壽裳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我只得好好供養(yǎng)她。由這沉痛的話語，我們可以窺見魯迅精神上的痛苦與無奈。懷著這種自我犧牲的心情，魯迅在寂寞中度過了二十年的歲月，直到1923年，他結(jié)識了許廣平女士。

出身仕宦之家的許廣平，幼年即受革命思想的陶冶，頭腦清晰，勇于做事，性格極為剛直坦率，這與魯迅的豪直秉性恰為相投。二人初識之時，許廣平從仰慕者的角度對魯迅做了近似詼諧的描寫：

在鐘聲還沒有收住余音，同學照往常積習還沒就案坐定之際，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手臂上衣身上的許多補丁，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丁。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丁，也掩蓋不住了。……他講授功課，在迅速的進行。當那笑聲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么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么來偷偷做。鐘聲剛止，大家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tǒng)治之下，許廣平寫信給魯迅，訴說自己的憤懣和苦痛，魯迅也當即回信，說明學風如何，是和政治狀態(tài)和社會情形相關(guān)的，一個激進的熱血女青年就這樣愛上了睿智的文學斗士。在隨后的北師大風潮中，他們相互鼓勵，相互扶持，從共同的奮斗中逐漸尋到了彼此的交集，找到了真正的同路人。1927年，兩人定居上海，開始了同居生活。自此，魯迅在精神上有了最親切的伴侶，在工作上亦有了最合適的助手。

然而，魯迅卻并沒有因為許廣平的出現(xiàn)而與結(jié)發(fā)妻子朱安離婚，他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心和良心讓他不得不對舊式婦女朱安予以保全。在他看來，舊式婦女本來就可憐可嘆，離了婚的舊式婦女，那將是何等的不堪。當然，這樣的成全離不開許廣平的善意、真誠與寬厚。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以筆為槍的魯迅在面對愛情的時候，以他瘦弱的肩膀，擔起了身為大丈夫的道義，成為了時代巨擘。

恩師與益友的饋贈

魯迅留日讀書期間，結(jié)識了章太炎先生，他是魯迅一生最為欽佩的老師。章氏東渡日本期間，在《民報》講學，魯迅與好友許壽裳極愿往聽，并時常就某一問題與章氏探討，此間，魯迅逐漸形成了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治學態(tài)度。在《關(guān)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魯迅對章氏給予了迥異于世人的評價：我以為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shù)史上還要大。的確，在二人將近三十年的交往中，章太炎對魯迅的影響可謂是全方位的。在著文上，他繼承了章氏所崇尚的魏晉文風，淡雅有度，愛做怪句，愛寫古字；在待人接物上，魯迅也秉承了章氏的風度，與人交談時態(tài)度沖穆，如談家常，謙和寬厚，仁藹可親；最重要的是，魯迅繼承了章氏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并畢其一生加以發(fā)揚，為中國的自由和進步，傾盡了一生的心血。

魯迅的同學中，關(guān)系最密切的當推許壽裳，其次為錢玄同。錢玄同是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同窗好友，由于其性格活潑，交談時總愛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魯迅戲稱他為爬翁。魯迅歸國后，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科長期間，每天除了輕松的公事以外，無事可干，常以抄寫碑帖等打發(fā)時間。于是，剛剛接任《新青年》編輯工作的錢玄同便鼓勵他為《新青年》寫些文章，魯迅由此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曾問過錢玄同：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錢玄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由此，魯迅創(chuàng)作了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并且一發(fā)不可收，最終成為新文學的領軍人物，這與錢玄同的鼓勵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信仰的不同終使二人在思想上逐漸產(chǎn)生隔膜，并在幾次相互揶揄中關(guān)系日趨惡化，最終形同陌路。

魯迅與錢玄同的這段友情雖然無疾而終，卻也是無可避免的。與終生好友許壽裳比起來，錢玄同缺少的或許是一份忠實、一種認同，而這正是友誼能夠長久維系的必要條件。許壽裳是魯迅的同鄉(xiāng)、同學，與魯迅長期供職于教育部，時常見面，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好友、知己。然而，二人關(guān)系雖親密，個性卻不大相同，侃侃而談的時候，也會見解各異。魯迅先是繃起臉沉默著，但而后又彼此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論著，與齊壽山、邵銘之同處時情狀亦是如此。因此，魯迅時常說：季茀（許壽裳）他們對于我的行動，盡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這種相互信賴、相互堅守是魯迅戰(zhàn)斗的動力，并且一生都引以為豪。

如果說家世的變故與第一次遠行滋生了一個絕望、孤傲的魯迅，那么其生命中所經(jīng)歷的那些人、那些事則鑄就了一個不媚俗的魯迅、一個面朝悲涼卻依舊反抗黑夜的魯迅。

讓我們以毛澤東的評價來感銘這位20世紀最偉岸的文壇巨人：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

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