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無邑不城”嗎？
　　在人類歷史上，大概沒有哪個地域、哪個族群的人，比生活在華夏大地上的諸族群更喜歡筑城了�！盁o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圍起來。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獻中，充斥著關于城與筑城的記載；廣袤的神州大地上，也隨處可見至今仍聳立于地面之上的斑駁的古城墻。至于湮沒于地下，為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而重見天日者，更是比比皆是�？梢哉f，城是這塊戰(zhàn)亂頻仍的土地上的一大“特產”。
　　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大都——龐大的都城，城墻高聳，壁壘森嚴。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半個多世紀前還在的明清北京城，至今還斷續(xù)可見的明南京城、元大都，淹埋于黃土下的北宋汴梁城，被考古學家移到紙面上的棋盤格似的隋唐首都長安城和東都洛陽城，等等。鱗次櫛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將它們圈圍起來的高大城郭，構成了中古以后帝國都城最鮮明的物化表征。
　　不惟公眾，學術界一般也把“無邑不城”作為中國古代都城的一個顯著特色來加以強調：“城墻是構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沒有‘城墻’的都城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薄皩τ诠糯�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無問題，都城的城郭是其標志性建筑，這是古代‘禮制’所限定的�！钡�細加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特征并非貫串中國古代都城發(fā)展的始末，而是有鮮明的階段性。經歷了數(shù)十年的田野工作與研究，學術界取得的大體共識是，擁有南北向長距離的都城大中軸線、城郭里坊齊備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陽城和曹魏都城鄴北城。再往前追溯，如東漢洛陽城、西漢長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時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規(guī)范、要素齊備了。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階段有著怎樣的發(fā)展軌跡？城郭齊備的狀態(tài)源遠流長嗎？是單線平緩“進化”，還是有重大“變異”和波動？背后的動因又如何？何為城，何為郭？都城究竟朝哪個方向？如此種種，看似細碎，其實都是關涉中國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會發(fā)展進程的大問題，因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學者間觀點的嚴重分歧、激烈的論戰(zhàn)，首先聚焦于漢代這一中國古代都城發(fā)展的關鍵時期。
　　如果我們說，在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國家（夏王朝后期或商王朝前期？）誕生，到漢代的兩千余年間，居然絕大部分時間里都城是沒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說這一千多年是不設防的時代，您相信嗎？“大都無城”，就是我們對漢代及其以前中國古代都城形態(tài)的概括。要講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對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做一個大場景的“巡禮”。
　　文獻的視角：大邑無城墉
　　三代王朝“大都無城”的聚落形態(tài)，在文獻中亦有跡可循。
　　據(jù)研究，三代時期“邑”與城郭的概念區(qū)別嚴格。古文字“邑”作“”，上為圍邑的象形文，下為人跽坐而居之形，所以“邑”本指人居之邑。而城郭的象形文“郭”（墉）本作“”，省作“”，則象城垣而四方各設門亭。通過對“郭（墉）”與“邑”二字的比較可以明顯看出，二字的重要區(qū)別在于，“郭”（墉）是建有城垣之城郭，而“邑”則是沒有城垣的居邑。甲骨文有“作邑”與“作郭（墉）”的不同卜事，“作郭（墉）”意為軍事目的筑城，而“作邑”則是興建沒有城垣的居邑。
　　馮時進一步指出，“邑”與“郭”（墉）除建筑方法不同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夏、商及西周文明中，作為王朝的中心聚落，也就是君王所在的京師之地，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現(xiàn)的。“邑”本象人居邑之形，而古文字“國”本以“”為意符，為指事字，字形是在象征中央邑的“口”符的四外添加了四個指事符號，以明“國”之所指本即中央邑周圍的區(qū)域。這恰好表現(xiàn)了三代政治體制的基本格局。商代甲骨文顯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為大邑商，而大邑商之外的地區(qū)則為商王同姓子弟和異姓貴族分封的“國”，因此，商代實際至少是由位居中央的作為內服的大邑商的“邑”和邑外作為外服的同姓和異姓貴族所封的“國”共同組成的政治實體。又史稱湯都亳，然而亳都稱“邑”卻無明文記載。而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書《尹誥》中的“亳中邑”，使我們知道亳都為邑；而《尹誥》《尹至》兩文對讀，又可知湯居之亳于滅夏前但名曰“亳”，夏亡商興之后則稱“亳中邑”。這一事實的澄清對于研究三代都邑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載有楚大夫沈尹戌的一段話：“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這段話明確地表述了楚國及其同時代的諸國長期以來堅持的“慎其四竟（境）”的外線作戰(zhàn)思想和大國氣度，是對西周時代及其以前“大都無城”狀態(tài)的一個極好的詮釋。我們現(xiàn)在把軍隊比喻為鋼鐵長城，就是出于同樣的考慮。
　　馮時據(jù)此認為，居于中心的王都由于有諸侯的藩屏，實際已無須再建筑高大的城垣。除諸侯負有拱衛(wèi)王室的責任之外，早期國家特殊的政治結構以及君王內治而重文教的傳統(tǒng)，也使王都必須呈現(xiàn)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兑住ゅ鑲鳌吩疲骸案孀砸�，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币貫樾�王命之所，所以這里說“告自邑”；“即戎”即言兵事；“攸往”為教命流布之意。古之君王重文德教命，而邑無城垣，雖不利戰(zhàn)事，但利于教命遠播，“即戎”不合文教，故曰“所尚乃窮”；邑無城垣之阻，宜于教命遠達，故曰“剛長乃終”。卦辭顯示，王于邑告命，故不能以深溝高壘將王與諸侯彼此分隔，這樣將會影響王命的傳布；相反，宣命之所應以破除城垣的邑為形制，如此方可加強內外服的聯(lián)系，使教命宣達于四方。
　　那么，三代都邑的外圍又是怎樣的形態(tài)呢？《周禮·夏官·掌固》：“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若有山川，則因之�！笨芍�三代都邑皆有“溝樹之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邑”所從之“口”為“封域”，應為壕溝或封域的象形。即都邑外圍或有壕溝，挖壕之土堆于其外為“封”，又設籬笆荊棘等以為防護。如有山川之險，則利用自然地勢形成屏障。盡管都邑也有“溝樹之固”，但溝樹的作用與城垣適于軍事的目的大為不同，而只具有防避獸害及規(guī)劃疆界的意義。因此，王都采用無城之邑的形制，其實正有使教命流布暢達的象征意義，這些觀念都應是早期王都以邑為制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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