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譯者的話】

走向演化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在中國有其特別重要的地位，這與中國經濟所處的階段不無關聯。目前，中國正處于轉型期，對轉型理論有著特別的需求。這也決定了中國經濟學界對制度經濟學非常著迷。所謂“轉型”，就是體制變革，其實質就是制度變遷。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的理論貢獻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其制度變遷理論�！稗D型” 不同于“過渡”。兩者的出發(fā)點均是中央計劃經濟，但“轉型” 的方向是可能變化的，并非必然從中央計劃經濟走向一個既定的目標體制，比如市場經濟體制。“過渡” 則特指從中央計劃體制朝著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其目標是確定的。

經濟理論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影響是深遠的，尤其體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方面。這并不是說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就沒有缺點，尤其是所謂“新古典綜合” 理論中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部分，其所倡導的宏觀經濟政策，只強調總量管理，對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過程的擾動和私人產權的破壞很大。但是，在剛進入轉型期的中國，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這兩種理論可以為其經濟轉型提供很多借鑒。改革開放以來，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為中國經濟運行的成本收益計算提供了工具。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后期，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開始傳播，并得到經濟學界越來越廣泛的重視、研究和應用，為研究中國經濟轉軌的成本收益計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論，對中國經濟改革施加了雖間接但持久的影響。

可以說，中國最初實用主義風格的經濟改革，把中國帶入了經濟學家引領改革政策、輿論導向的時代。隨著中國從功利本位時代逐漸朝權利本位時代過渡，經濟學家的地位雖然仍然高居不下，但是法學家的地位卻在快速上升，以至于人們往往誤以為經濟學家地位下降了。

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集中體現在２０１５年林毅夫研究組（由林毅夫、蔡窻、李周組成）、張軍、樊綱因過渡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而共同獲得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除了這些學者之外，還有吳敬璉、張曙光、張維迎、周其仁和盛洪等著名學者，也在過渡經濟學理論方面有過重要的研究成果。所有這些學者對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使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平穩(wěn)轉型，減少經濟轉軌成本，以及保持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學者在早期掌握的主要經濟學工具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其后，這些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比如，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帶有德國歷史學派沒有抽象理論，只有經驗分析的影子，但沒有該學派演化分析法的蹤跡；張維迎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增加了博弈論、信息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最近還推出了自己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把他所推崇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裝進自己的經濟學框架。但是，所有這些學者所掌握的理論根基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

德國斯蒂芬·沃依格特教授（ＳｔｅｆａｎＶｏｉｇｔ） 的著作《制度經濟學》是有關制度經濟學的一本通俗讀物，以教科書的形式撰寫，每章之后包括一些尚待探討的問題、總結和思考題。全書面向廣泛的讀者群。作者斯蒂芬·沃依格特在書中力求使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從開闊的視角呈現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內容，有側重地反映該學科的部分研究前沿。本書循序漸進，分為四大部分：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給定制度的作用、制度發(fā)展的經濟學解釋以及經濟政策影響。這種結構體現了德語國家國民經濟學家的一般治學習慣：先理論，后政策。雖然全書包括了一些新制度經濟學（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內容，但是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納入了很多有關制度的演化經濟學分析視角，也就是演化制度經濟學（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視角。

斯蒂芬·沃依格特教授出生于１９６２年，是德國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家和憲則經濟學家，現任漢堡大學法律與經濟學研究所所長、經濟學教授，曾任馬堡制度經濟學研究中心（ＭＡＣＩＥ） 主任、秩序經濟學教授。他也是著名的慕尼黑經濟研究中心（ＣＥＳｉｆｏ）研究集團研究員， 《新政治經濟學會議》主編， 《法律與經濟學評論》主編之一，以及《公共選擇》與《憲則政治經濟學》雜志編委。

沃依格特教授先后出版了《憲制變遷的解釋》（１９９９）、《憲則政治經濟學》（２００３）、《從秩序理論到制度經濟學：馬堡研究計劃的回顧與發(fā)展選擇》（２００８）、《制度經濟學》（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以及《憲制的設計》（２０１３）等書作。

迄今為止，國內引介出版了較多有關新制度經濟學方面的譯著，但是有關演化制度經濟學譯著較少，而且缺乏有關演化制度經濟學的教科書。因此，本書部分彌補了譯著中的空白，同時與其他現有譯著形成較好的互補。

制度經濟學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于經濟行為和經濟發(fā)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fā)展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制度經濟學的得名源自沃爾頓·Ｈ�惫�密爾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１９年在《美國經濟評論》第１期發(fā)表的《對經濟理論的制度處理方法》一文。他強調，其為推行“制度經濟學”的呼吁，“并不意味著對其他經濟思想流派的真理性或者價值的攻擊，而是對其他思想體系以‘經濟理論’ 自居的否認”。他認為只有“制度經濟學”能算作“經濟理論”，因為只有它才能滿足“經濟理論”所應具備的五大特征： （１） 經濟理論應該統(tǒng)一經濟科學；（２）經濟理論應該與當代的控制問題相關； （３） 適宜的經濟理論論題（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是制度；（４）經濟理論關注過程；（５） 經濟理論必須基于一種有關人的行為的可接受的理論。

按照一般的、尚有缺陷的劃分，制度經濟學分為老制度經濟學（ｏｌ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和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說這種劃分有問題，是因為它是后向的，只代表對歷史的總結，但缺乏前瞻性，似乎框定了制度經濟學的發(fā)展。比如沃依格特教授的《制度經濟學》的主要框架屬于演化制度經濟學，屬于對老、新制度經濟學的超越，難以簡單歸屬到老制度經濟學或者新制度經濟學。

老制度經濟學主要發(fā)源于美國，或多或少為演化論者。其創(chuàng)始人是凡勃倫（Ｖｅｂｌｅｎ）、康芒斯（Ｃｏｍｍｏｎｓ）和米契爾（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等。比如，凡勃倫的經濟學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的。１８９８年，凡勃倫在美國《經濟學季刊》發(fā)表了《為什么經濟學不是一門演化科學》一文，系統(tǒng)闡述了他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他認為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tài)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只是運用一些靜止的和先驗的固定模式來研究，其結果只能是與實際社會生活相脫離。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一書，開了制度經濟學分析之先河。

舊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比較繁雜。主要存在兩大研究綱領：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研究綱領，以及以康芒斯為代表的研究綱領。凡勃倫的研究綱領強調區(qū)分制度和技術的兩分法，或者說禮儀與工具兩分法。該綱領聚焦于“考察新技術對制度安排的影響，考察既定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礙這種變遷的方式”。而且，制度無須完全適應現成的手段，判斷的標準通常是某種“工具價值” 觀念，而這種觀念又反過來以意義較寬泛的“服務共同體的能力” 為基礎。凡勃倫認為： “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 “制度必須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就其性質而言它就是對這類環(huán)境引起的刺激發(fā)生反應時的一種習慣方式。而這些制度的發(fā)展也就是社會的發(fā)展�！�

以康芒斯為代表的研究綱領，聚焦于研究法律、產權與組織，三者的演變以及對法律和經濟權力、經濟交易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具體見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等書�？得⑺棺畛醢� “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他在后來把“制度” 定義改寫為“控制、解放和擴展個人行動的集體行動”。按照該研究綱領，“制度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正式和非正式沖突解決過程的結果，其成功的標準在于制度是否產生了解決沖突的‘合理價值’或‘切合實際的相互關系’”。

康芒斯把“交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作為經濟活動的研究單位。“交易”涉及所有權的移轉。他把“交易” 分為“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其中， “買賣的交易” 涉及法律上平等的人討價還價的交易；“管理的交易”涉及上級對下級的管理關系（比如工頭對工友），表現為用法律上的上級的命令創(chuàng)造財富；“限額的交易”涉及有權力的那幾個參加者之間達成協議的談判，這幾個人有權力把聯合企業(yè)的利益和負擔分派給企業(yè)的各個成員，因此這種“交易” 表現為由法律上的上級指定、分派財富創(chuàng)造的負擔和利益。康芒斯在其１９３１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制度經濟學關心的最小分析單位就是“交易”，而不是商品或者個人。在他看來，個人行為實際上是交易，而不是單個的行為或者商品“交換”行為。上述朝著“交易” 的分析單位轉換實際上就意味著一場革命，為此后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為芝加哥大學羅納德· 科斯教授。他因其１９３７年的論文《企業(yè)的性質》和１９６０年的《社會成本的問題》而獲得１９９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兩者均采取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范式。在《企業(yè)的性質》一文中，科斯想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企業(yè)產生的原因，二是企業(yè)的邊界問題。對于第一個問題，科斯的回答是：在一個專業(yè)化的交換經濟中，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一個“企業(yè)家”） 來支配資源，就能節(jié)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當存在企業(yè)時，某一生產要素（或它的所有者）與企業(yè)內部同他合作的其他一些生產要素簽訂一系列的契約的數目大大減少了，一系列的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了。對于第二個問題，科斯的回答是：企業(yè)的擴大必須達到這一點，即在企業(yè)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這筆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

另一個企業(yè)家來組織這筆交易的成本。

科斯本人并沒有在其１９３７年論文中提到“交易成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這樣一個新制度經濟學核心概念，但已經闡明了這樣一類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的存在，這些成本是“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fā)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市場上發(fā)生的每一筆交易的談判和簽約的費用” 及利用價格機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也沒有證據表明科斯在其后首次使用“交易成本” 概念。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家當中誰最先使用該術語，仍無定論。不過科斯在其１９６０年的論文里提到了“市場交易的成本”（ｃｏｓｔ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無論如何，老制度經濟學家康芒斯所引入的“交易” 概念，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也作為核心概念被接受。

新制度經濟學的內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范式，以此區(qū)別于老制度經濟學。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家當中也有兩位經濟學家對后來發(fā)展壯大的演化制度經濟學做出了貢獻：其一為新制度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阿爾欽（Ａｌｃｈｉａｎ），其二為道格拉斯·諾思。

阿爾欽于１９５０年發(fā)表的著名論文《不確定性、演化與經濟理論》用演化的視角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利潤最大化理論辯護。該文認為，也許不是所有的廠商有意最大化利潤，但是市場中的競爭性的價格機制會淘汰那些不這樣做的廠商。這樣一來，作為演化的優(yōu)勝劣汰過程的結果，在長期只有利潤最大化者會存續(xù)。

諾思的著作以及沃依格特教授一書中所展示的演化制度經濟學及其分析應用，很難被老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范疇所概括。簡單地把它們歸入舊制度經濟學是錯誤的，也無法將其歸入新制度經濟學。正是這個原因，我們需要把諾思這種新的研究范式稱作演化制度經濟學，而不是簡單歸入老制度經濟學。在國際上，一些凡勃倫和康芒斯的追隨者在１９５８年成立了“沃德曼小組”，１９６５年該小組改名為“演化經濟學學會”（ＡＦＥＥ）。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歐洲的經濟學家成立了“歐洲演化經濟學會”（ＥＡＥＰＥ），會員人數不斷增加。之所以如此，也是為了強化有別于老、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綱領認同。

沃依格特的《制度經濟學》一書反映了演化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演化制度經濟學屬于演化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或維度。作者放棄了“理性人”假設，而取而代之以“有限理性”假設�！袄硇匀恕� 假設也叫“經濟人”假設。在此假設下， “理性人” 或“經濟人” 均為“個人效用最大化者”�！坝邢蘩硇哉摺� 則不一樣，追求滿意目標。該書第一章把制度定義為“眾所周知的規(guī)則，借助于它不斷重復的互動行為得以結構化，它帶有實施機制，在違反規(guī)則的情況下可以實施制裁或威脅制裁”。作者把德國國家文獻中比較成熟的制度分析成果也納入書中，比如在定義規(guī)則時強

調規(guī)則的一般性，從而認為這種規(guī)則是“人的行為的結果，但不一定是人為設計的結果”。這與１９７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有關自發(fā)秩序的思想一脈相承。哈耶克把自發(fā)秩序（包括自發(fā)演化的規(guī)則） 定義為“人的行為的結果，而非人為設計的結果”。比如市場就屬于一種自發(fā)秩序。沃依格特把制度分為內部制度和外部制度。其中內部制度包括傳統(tǒng)、道義規(guī)則、風俗，以及正式的私人規(guī)則，而外部制度涉及實體法規(guī)則。沃依格特還在書中采用了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方法論。批判理性主義認為，真理不能絕對把握，但可以通過試錯接近。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相信不同背景的讀者，能從沃依格特教授的《制度經濟學》一書中找到自己的興趣點和興奮點。也希望有更多的演化制度經濟學新作能夠面世�？扑菇淌谏�前常常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創(chuàng)造一種“中國經濟學”。也許演化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進路更容易接近甚至實現這一愿景！

為了簡化版面，本書在中文版中刪去了原版中的邊注。有些表格的數據已根據作者的意見進行了更新。比如世界經濟自由指數得分數據更新到２００８年。全書由史世偉教授、鐘誠、黃莎莉和劉斌翻譯，馮興元和史世偉負責校對。馮興元、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zhí)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以及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黃愛麗博士為全書的翻譯和出版做了大量協調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李慶紅、李�，摰韧�仁也為編輯出版與版權聯系等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在此對以上所有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

馮興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

２０１６年１月３日于北京頤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