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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難民危機專題研究報告
2015年歐洲出現(xiàn)的難民危機引發(fā)全世界的關注,本書作者曾身臨其境,直面難民危機對歐洲社會和國際關系的沖擊。本書首先論述了歐洲難民危機的嚴重性及其特點,從歐盟法的角度探討難民與移民的區(qū)別及關聯(lián)性。從歷史、地緣、經濟、政治等不同的視角和全球戰(zhàn)略維度,深入分析難民潮的成因,回答誰將為難民危機承擔主要責任的問題。面對來勢洶涌的難民潮,歐洲陷入良心與能力的糾結、道義與利益的矛盾困境。由此提出了這樣的命題———安置難民:歐盟能否充當救世主?本書側重強調難民危機暴露出歐洲一體化制度設計的缺陷,但面對安置難民的諸多難題和障礙,歐盟仍然在行動,試圖通過歐洲治理和全球治理來化解危機,提升自己的軟實力。本書還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關系層面,深入探討這場危機對歐洲社會乃至大國關系的影響,涉及諸多理論及重大現(xiàn)實問題,諸如:當今歐洲政治思潮是否右傾化、保守化?英國是否會加速脫離歐盟?歐洲社會若干年后是否面臨全面“伊斯蘭化”危險?等等。最后,從學術的視角觀察歐美官方及學者對歐洲難民危機的看法與反思,介紹他們都有什么觀點和評論,并對這場難民危機表達了作者的看法和建言。
聚焦當今全球受關注的歐洲難民危機,系統(tǒng)論述歐洲難民危機的嚴重程度和顯著特點,深入分析難民危機產生的根源及其復雜成因,側重描述歐盟及其成員國面對難民大潮沖擊時的矛盾心態(tài)及其困境,從法律程序、決策動機、歐盟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視角,介紹歐盟應對難民危機的政策和做法。在此基礎上,對難民危機給歐洲社會造成的全方位影響作了理論探討,從學術維度介紹歐美知名智庫對難民問題的觀點,以及作者本人對歐洲難民危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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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俊杰,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歐洲系教授。美國伯克利加大、比利時歐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1981—1991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1991年獲法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國際問題、尤其是歐洲問題和中歐關系的研究,近年來到加拿大、德國、法國、丹麥及港澳臺等地,參加過若干重要的國內外學術交流。
從事科研工作以來,承擔或主持過一批國家的、部委級、研究所級的重大課題,已發(fā)表研究成果280多萬字,其中學術專著2部,合著8部,論文、文章及調研報告200余篇。代表作有:《科技復興——歐洲的夢想與現(xiàn)實》(獨著),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21世紀歐盟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獨著),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出版,獲中國—歐盟高等教育合作項目資助;《北狼動地來——北約戰(zhàn)略調整與歐盟共同防務及其對中國安全環(huán)境的影響》(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科研項目A類課題成果。 自1999年以來,以國際問題專家身份經常接受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等媒體的采訪,還應邀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中農業(yè)大學、廈門大學及福建師大等單位做專題形勢講座。
前言(1)
一 歐洲難民危機的嚴重性及其特點(6) (一)歐洲難民危機的嚴重性(7) (二)歐洲難民危機的顯著特點(11) (三)難民和移民有何不同(20) 二 造成歐洲難民潮的原因探究(24) (一)歷史因素及地緣因素(24) (二)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26) (三)救助差異與政策差異(29) (四)誰應該為此次難民危機承擔主要責任(33) 三 面對危機:歐盟陷入道義觀與現(xiàn)實差異的 悖論(39) (一)歐洲有難民庇護的歷史傳統(tǒng)(39) (二)歐洲向來標榜人權道義(41) (三)救助難民———歐洲面臨道義觀與現(xiàn)實 利益相悖的困境(42) 四 安置難民:歐盟能否充當救世主(49) (一)歐盟各國面對難民潮的表現(xiàn)(49) (二)難民危機暴露歐洲一體化制度設計 缺陷(61) (三)應對危機———歐盟在行動(66) (四)難民安置的難點問題(80) 五 難民危機將給歐洲社會帶來深遠影響(86) (一)歐洲難民危機的政治影響(86) (二)歐洲難民危機的經濟效應(96) (三)歐洲難民危機的觀念碰撞(109) (四)歐洲難民危機的外交博弈(121) 2 國家智庫報告 六 歐美官方及學者對這場危機的看法與反思(127) (一)歐美官方及主流媒體的觀點(127) (二)CEPS知名學者對難民危機的深刻 反思(133) (三)歐洲難民危機的前景分析(143) (四)對歐洲難民危機的看法和結論(148) 縮略語及相關名詞(158) 英文參考資料(161) 后記(163)
二、多重因素造成歐洲難民潮
這次歐洲難民危機的爆發(fā)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并且經歷了一個矛盾積累的過程。多方面因素既包含歷史因素和地緣因素,又包含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 1、歷史因素及地緣因素 從此次歐洲難民潮的主流來看,敘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尼日尼亞、索馬里及厄立特里亞這些亞非國家,在近代歐洲對外殖民掠奪的歷史上,都曾經是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像敘利亞就是法國的殖民地,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則是英國的殖民地。英法殖民主義的一個結果,就是造就了諸多講英語和法語的第三世界國家,二戰(zhàn)后他們雖然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但貧窮落后、政局動蕩常常如影隨形。每當國家出現(xiàn)戰(zhàn)亂,這些無語言障礙的難民首先便涌向前歐洲宗主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年歐洲老殖民者在這些殖民地造的孽、欠的債終究是要還的,今天以難民潮的形式報到其后代身上。 再從地緣因素來看,歐洲地勢平坦、緊鄰亞非,而上述國家大多靠近歐洲,無論從海上還是陸上進入歐洲都比較容易,加上地中海又是偷渡歐洲的最佳捷徑,因而才有了近年來一浪高過一浪的難民偷渡潮。另外還有兩個歐洲因素也加劇了歐洲難民潮的嚴重程度。第一個歐洲因素就是來自西巴爾干地區(qū)的經濟移民和俄烏沖突造成的戰(zhàn)爭難民,對他們來說本身就身處歐洲,只不過從歐洲的一側遷徙到歐洲的另一側,因此,當數(shù)以萬計的他們同亞非國家難民摻和到一起時,就匯成了一股洶涌澎湃的難民大潮。第二個歐洲因素就是歐盟一些成員國對待這些難民態(tài)度熱情、敞開胸懷,讓他們有賓至如歸、出乎意料之感。比如德國和瑞典,無論國家大小,對這些移民都大開綠燈、盡其所能、妥善安置。從一組數(shù)據中就能看出德國和瑞典對待難民的誠意。 2、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 如果說貧窮滋生經濟難民,那么戰(zhàn)亂或暴政則制造戰(zhàn)爭難民和政治難民,由此可見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與難民潮的關聯(lián)性。從經濟因素來看,這次歐洲難民潮中的一部分難民,其成分就屬于經濟難民或移民,比如來自西巴爾干地區(qū)的難民以及來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貧窮國家的難民。 從政治因素來看,難民輸出國家即便過去經濟曾經繁榮過,老百姓曾經過上安穩(wěn)的日子,但后來國家出現(xiàn)了政治動蕩,甚至爆發(fā)了戰(zhàn)亂,當戰(zhàn)爭和死神的陰影長期籠罩在老百姓的頭上時,四處逃命或流亡異國他鄉(xiāng)或許是他們唯一的生路,因此,他們就變成了戰(zhàn)爭難民。這樣的難民輸出國最典型的就是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了,它們有幾個共同之處:第一,這幾個國家都曾經繁榮過,老百姓都曾過上安穩(wěn)的日子。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上世紀90年代,敘利亞屬中等收入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則屬中上收入的國家。第二,它們都曾經歷過強權時代或獨裁時代。伊拉克長期由薩達姆·侯賽因統(tǒng)治(1979年-2003年);敘利亞長期由阿薩德家族統(tǒng)治(1963年至今);利比亞長期由卡扎菲統(tǒng)治(1969年-2011年)。第三,當強人政治一終結,國內便出現(xiàn)政治動蕩乃至內戰(zhàn)。薩達姆政權一倒塌,伊拉克表面實行了多黨制,但政局不穩(wěn)定,宗教矛盾、黨派之爭、族群沖突四起。敘利亞強人時代已經過去,現(xiàn)任總統(tǒng)巴沙爾·阿薩德無力掌控大局,國內反政府武裝和伊斯蘭極端勢力ISIS日漸坐大,至使敘利亞戰(zhàn)火越燒越旺,老百姓越來越遭殃。第四,都是外部勢力干涉,導致這些國家政局動蕩,最終爆發(fā)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直接武裝干涉而引發(fā)的,同樣,利比亞戰(zhàn)爭也是美國及法國等西方勢力聯(lián)手發(fā)動的。敘利亞戰(zhàn)爭從表象上看是國內政府武裝與反政府武裝直接的沖突,其實也是西方勢力插手敘利亞內政的結果。而且西方勢力干涉這些國家時,往往號稱它們使用了化學武器,必須要國際社會強力介入才能解決問題。但當西方勢力把伊拉克和利比亞的獨裁者推翻且要了他們的命后,才“發(fā)現(xiàn)”這些國家根本就沒有什么化學武器。敘利亞、利比亞和伊拉克的情況極為相同,而阿富汗和西巴爾干地區(qū)的遭遇也很類似,當所謂暴政、獨裁體制被西方勢力武裝干涉而終結后,換來的并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和平安寧,反而是內戰(zhàn)不斷、經濟凋敝和民不聊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暴政、獨裁并不是導致大多數(shù)難民流離失所的直接原因,充其量會產生一些政治難民,相反,戰(zhàn)爭才是難民的催生劑。 3、救助差異和政策差異 前述幾方面因素構成了難民危機的諸多根源,但仍不足以說明這次歐洲難民潮爆發(fā)的動因,因為前年至去年歐洲難民問題日漸突出,偷渡歐洲的難民和移民越來越多,但都不如今年形成的難民大潮。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加速了這場難民危機的爆發(fā)?綜合觀察,還有兩個重要因素最終促使難民潮的到來。 第一個因素是不同地區(qū)在救助難民隊伍時有較大的實力差異。 第二個因素是接收國對待難民的政策差異,導致難民出現(xiàn)“避難挑選”現(xiàn)象。 從前述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造成今夏歐洲難民潮大爆發(fā)的因素很多,既有救助差異和政策差異,又有歐洲開放邊境難得的歷史機遇;既有人蛇組織誘惑性的宣傳和“專業(yè)化”的輸送,也有已在歐盟富裕國家定居的難民鼓勵、期盼其親友來歐洲團聚享福而傳遞的“福音”;既有近年來敘利亞、伊拉克、也門和阿富汗極端宗教勢力“伊斯蘭國”及塔利班威脅越來越大,引發(fā)這些國家的百姓恐慌而四處逃命,又有像敘利亞青壯年難民為了逃避“抓壯丁”而踏上保命逃難之途。此外,季節(jié)和氣候選擇也是逃難時必須要充分考慮的一個要素。夏季的地中海相對平靜,對走海路的偷渡者來說比較安全;而夏季陽光燦爛,對走陸路的偷渡者來說,可以在野外露宿,行動較為方便。正是諸多的因素疊加在一起,才造成了今年夏季歐洲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難民潮和難民危機。 4、誰應該為此次難民危機承擔主要責任 戰(zhàn)爭是制造難民的罪魁禍首,沒有戰(zhàn)爭就不會有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難民。遠的歷史不說,僅冷戰(zhàn)后世界出現(xiàn)的一系列局部戰(zhàn)爭,哪一次沒有制造難民?西方社會普遍認為,戰(zhàn)亂與沖突、暴政與獨裁、貪腐與迫害等,都是造成難民潮的直接因素,這種觀點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但實際上還未觸及造成難民潮的深層次根源。 真正應該為這場歐洲難民危機承擔主要責任的是美國及其歐洲盟友英國及法國等。為什么得出這樣的結論?回顧一下冷戰(zhàn)后爆發(fā)的幾場地區(qū)熱戰(zhàn),哪一場戰(zhàn)爭沒有美英的影子和西方奉行的新干涉主義?科索沃戰(zhàn)爭和北約轟炸南聯(lián)盟事件,體現(xiàn)出美國欲通過北約控制歐洲的政治意圖!9·11”事件后美國在阿富汗發(fā)動的反恐戰(zhàn)爭表面上看有其正義之處,但實際上卻給阿富汗政局帶來了長期的動蕩。伊拉克戰(zhàn)爭更是美國以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伊拉克人民的,不但要了薩達姆的命,而且導致伊拉克各派政治勢力爭權奪利、相互傾軋。后來的利比亞戰(zhàn)爭也如此,今天還在與法國稱兄道弟的卡扎菲,明天卻被法國武裝干涉、命喪黃泉。至今戰(zhàn)火還在燃燒的敘利亞,百姓流離失所,這個擁有2200多萬人口的國家,幾乎有一半人逃難到國外,并成為今年歐洲難民潮的主角。 從本質上講,冷戰(zhàn)后美國一超獨大,為維護其霸主地位和全球核心利益,美國一貫奉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干涉主義和單邊主義,動輒就對別國的內政橫加干涉。當然,美國的干涉手法有直接與間接之分,胡蘿卜和大棒交替使用。比如,在除掉其強權政敵薩達姆和卡扎菲時,采用的是北約打頭陣的直接清除戰(zhàn)術及干涉手法,然后用所謂美式民主的新政權替代舊的“獨裁”政權。當美國想扶持反對派奪權時,往往則采用“顏色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和平演變戰(zhàn)略,西亞北非一些政權的倒臺以及敘利亞、烏克蘭內戰(zhàn)的爆發(fā),同美國間接干涉他國內政有很大關系。美國在干涉別國內政時,常常借口推廣西方“民主”、“人權”,反對“獨裁”、“暴政”,或要求核查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等等。美國前任總統(tǒng)小布什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認為美式民主、價值觀及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他肩負著上帝的重任,有責任在全世界推廣美式民主政體和價值觀。而他把推廣或改造的對象首先選擇在阿拉伯世界,像伊拉克和伊朗這類國家在他看來就是“邪惡軸心”,必須加以根除。 美國在冷戰(zhàn)后對全球事務和阿拉伯世界的干預,推行的霸權主義,直接導致敘利亞等國發(fā)生戰(zhàn)亂,最終引發(fā)一場又一場的難民危機,因此,美國應該為戰(zhàn)亂及難民潮承擔主要責任,這一點是有根有據、毋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一些大國(如英國和法國)在美國制造戰(zhàn)亂和難民潮的過程中,往往也充當了“幫兇”和配角的角色。比如英國,其外交政策長期追隨美國,自認為是美國在大西洋彼岸最忠實的盟友,美國發(fā)動的一系列戰(zhàn)爭中英國總是形影相隨,以至于伊拉克戰(zhàn)爭時英國首相布萊爾被媒體戲稱為是小布什的哈巴狗。法國有時與美國保持外交上的距離,由于法德兩國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的反戰(zhàn)立場,他們曾被美國劃分為“老歐洲”。但有時候法國也站在美國一邊,尤其是發(fā)動利比亞戰(zhàn)爭時法國還充當了急先鋒?傊,英法等一些歐洲國家在外交上追隨美國干涉別國內政,一是出于對歐美普世價值觀的認同及推廣;二是利用與美國的盟友關系,提升并體現(xiàn)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大國地位及影響力;三是自身也想謀求其在中東北非地區(qū)的國家利益或小霸權,畢竟他們曾經是那里的殖民者。 三、救助難民,歐洲面臨道義觀與現(xiàn)實利益相悖的困境 對人權的關注,對難民人道主義的救助,對暴政和獨裁的譴責,一向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發(fā)力點和亮點,因此當歐盟面對這次前所未有的難民危機時,它別無選擇,只能義無反顧地出臺救助政策,敦促其成員國盡全力安置難民。然而,歐盟在解決難民問題的過程中卻深陷歐洲道義觀與現(xiàn)實利益相悖的困境。 第一個困境是良心與能力的糾結。說歐洲人普遍有良知,是因為他們曾飽經戰(zhàn)爭的蹂躪和納粹政權對人權的踐踏,深知人權與自由、生命與尊嚴的可貴,因此他們愿意救助甚至接收難民,覺得這么做是上帝賦予他們的神圣使命,按中國人的理解就是行善積德。但僅憑良心和熱情做事未必圓滿,當歐洲社會向戰(zhàn)爭難民敞開胸懷時才發(fā)現(xiàn),他們需要救助的對象實在太多了,姑且不論逃難者的身份是否屬實,僅2015年8月份就有15萬難民涌入歐洲,一時間讓處于難民入境“前線國家”(FrontStates)的匈牙利、奧地利、希臘及意大利等難以招架、苦不堪言。設想一下,再有錢的富豪他們對窮人的施舍也是會挑選對象及有限度的,當無數(shù)的窮人都趕來“吃大戶”時,這些富豪恐怕也得關大門了。當今歐洲社會面對的難民潮,比“吃大戶”還洶涌可怕,歐盟各國不僅要救濟安置難民,而且還要對他們終生負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從難民身份轉變成為合法移民后,還會留在歐洲,享受歐洲社會福利一輩子。所以,當數(shù)以百萬計的難民大軍紛至沓來時,歐洲人深感良心無限與自身能力有限的糾結。 第二個困境是道義與體制的差異。歐洲人弘揚人權道義沒有錯,接收大量戰(zhàn)爭難民更是贏得國際社會的贊譽,但問題是,在人權道義觀與歐洲現(xiàn)實法律體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導致歐盟在救助難民時往往感到此路不通、措施無力。例如,歐盟救助難民有一套法律制度和體系,包括從難民進入歐洲開始登記到就地安置,從難民遞交庇護申請到其身份是否合法“準奏”,再從難民安置費用的來源到各成員國如何分配難民數(shù)量等方方面面,表面上看這套救助體系條款明確、完整有序且按部就班,但實際上,歐盟在接收和救助難民的實踐過程中卻遇到各種難題,致使辦事效率低下或者根本就行不通。最典型的實例就是“都柏林體系”(Dublinsystem)①,按照其規(guī)定,難民首先進入的歐盟成員國,必須擔負起責任對難民進行登記、受理申請、審批及救助安置等。對那些東歐一線成員國如匈牙利和克羅地亞來說,它們的接收能力本來就有限,一旦出現(xiàn)難民潮,要求其對進入本國的難民實施一條龍式的救助服務,完全是不現(xiàn)實的。其結果就是促使這些國家開閘放洪,把難民潮引向地處二三線的歐盟成員國,從而違背了都柏林體系的法律初衷。意大利作為歐盟的一個大國,同樣也扛不住難民潮的重壓,政府情愿給每個非法入境者500歐元,鼓勵他們去德、法等國謀生,也不愿 嚴格執(zhí)行《都柏林公約》。另外,歐盟對其成員國頒發(fā)的指令往往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加上歐洲各國缺乏統(tǒng)一的難民政策,因而我們才能看到各成員國面對難民潮時的不同態(tài)度及應對之道。像德國和瑞典,其難民政策比較寬松,批準的難民庇護申請數(shù)較多;而避難法最為苛刻的荷蘭,至少2/3的難民申請被駁回,并且要求申請被拒者必須在28天之內離開該國。 再一個困境就是東西歐實力的鴻溝。西歐國家指的是發(fā)達的或較為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歐盟28國范圍內,它們包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瑞典、比利時、奧地利、丹麥、芬蘭、愛爾蘭、希臘、葡萄牙及盧森堡15個老成員國。其他的中東歐、南歐國家基本都屬東歐欠發(fā)達國家范疇,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塞浦路斯等13個新入盟成員國。從歐盟28個成員國的綜合國力來看,東西歐之間的實力鴻溝是十分明顯的。 四、難民安置困難重重 通過歐盟及其成員國的不懈努力,目前歐洲的難民危機有所緩和,16萬難民重新轉移安置的計劃開始付諸實施。9月23日,英國政府承諾今后五年接收兩萬敘利亞難民中的第一批人已經進入英國。但從總體來看,歐盟取得的成果有限,達成的共識還亟待落實。隨著秋天歐洲天氣轉涼,難民加快進入歐洲的步子,僅10月份就有21萬人涌入,迫使一些成員國暫時關閉邊界,以此阻止難民潮,卻危及申根協(xié)定自由流動的法律原則。歐盟通過指令在希臘和巴爾干半島沿線增設難民和移民收容中心,為難民和移民提供庇護、登記,協(xié)助管理難民?梢哉f,歐盟轉移安置難民的工作才剛剛開始,面臨諸多的問題,任重而道遠。 難民安置的難點問題不少,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難民政策協(xié)調起來不易。由于歐盟的一部分政策及指令不具有強制性法律約束力,致使在貫徹落實中被成員國打折扣或拒不執(zhí)行。這種現(xiàn)象既說明成員國與歐盟的政策意見不一,往往奉行國家利益至上主義,同時又表明歐盟的權威性和權力有限。即便歐盟的難民“配額”方案,是依據各成員國人口規(guī)模、經濟總量、生活水平、就業(yè)率及失業(yè)率等諸多指標權衡計算的結果,相對比較科學和公平,但照樣受到東歐一些國家的質疑和指責,它們認為歐盟強制性攤派的“配額”方案是一種“道德帝國主義”,違背了歐盟法的精神及“自愿原則”。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四國在“配額”方案表決時投了反對票。由于該方案并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各成員國能否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還是個問題。難民政策如果不能協(xié)調一致地實施,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幕幕歐洲難民潮亂象:有的國家敞開大門迎接,有的國家卻高筑圍墻;有的國家開閘放水,把難民潮引向他國,有的國家則關閉邊界、嚴格管控;有的國家給予難民優(yōu)厚的待遇,有的國家卻對難民缺乏關愛。即便是邊境管控方式,也僅僅是延緩了難民潮涌入歐洲的時間和步子,但卻無法減少難民的數(shù)量。 二是東西歐國家接納難民的態(tài)度及能力差異大。西歐國家有接納難民和移民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且經濟發(fā)展水平高,綜合實力強,因此它們對待難民的態(tài)度比較熱情,給予的關愛和幫助比較多。雖說英國和法國在這次難民危機中的表現(xiàn)不盡如人意,但從傳統(tǒng)上來看,它們過去也曾接納了數(shù)以萬計的難民和移民。僅德國和瑞典這兩個國家,2015年上半年就接納了41.71%的歐洲難民,說明西歐國家是接納難民隊伍的主力軍。東歐國家由于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國家實力遠不及西歐國家,不具備大規(guī)模接納難民的硬件設施,加之缺乏如何與大量難民融合的社會文化傳統(tǒng),在難民潮襲來時往往視其為洪水猛獸,要么高筑防洪堤壩,要么把洪水引向別國。當然,少數(shù)東歐國家(如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在難民潮中的確負擔過重、苦不堪言,但大多數(shù)國家(如波蘭這樣的大 國)表現(xiàn)卻令人失望,未能承擔重擔不說,反而找各種借口堂而皇之地拒絕接納更多的難民。東西歐國家接納難民的態(tài)度和做法,不單反映出歐洲發(fā)達與欠發(fā)達地區(qū)綜合實力的差距,更反映出新老歐洲社會之間深刻的思想鴻溝和觀念差異。 三是大國擔責乃是解決難民問題的關鍵所在。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懸殊,在難民潮面前就需要像德國這樣的大國主動擔責。德國僅憑一家之力,就承擔起1/3的難民總數(shù)。如果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及波蘭等大國能像德國一樣勇挑重擔,加上瑞典這樣的小國鼎力相助,何愁難民問題解決不了?然而,歐盟大國在難民潮面前普遍表現(xiàn)欠佳。特別是英國,近年來經濟發(fā)展勢頭好于其他大國,但就是不愿意接納太多的難民,即便是卡梅倫政府宣布英國將接收2萬敘利亞難民,也顯不出英國有多少誠意和大國風范。歐洲一體化已走到一個關鍵時刻,難民問題又是個長期且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工程,如果大國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擔責,而是相互推諉、隔岸觀火,那么難民問題不但不能有效化解,反而會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四是難民間存在挑肥揀瘦、“避難選購”問題。東西歐經濟實力和社會福利的差異,歐洲發(fā)達國家與欠發(fā)達國家難民政策及態(tài)度的差異,導致難民群體也存在“避難選購”問題。 五是歐盟邊境管控威脅申根協(xié)定。申根協(xié)定的實施是歐洲一體化的一大成果,它取消對歐洲內部邊界的管控,允許簽約國公民自由流動,對降低歐洲國家邊界管理成本,促進人員往來和貨物流通,優(yōu)化生產資源的配置,都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但當歐洲難民危機最嚴重時,歐盟一些成員國恢復對邊境的管控,甚至關閉邊界的做法,暫時緩解了本國難民潮,卻違背了歐盟法規(guī)定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威脅到申根協(xié)定,讓歐洲人最引以為傲的人員和貨物自由流動受到限制,引發(fā)歐洲社會的普遍擔憂。 六是安置難民成本核算高。難民問題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同樣,安置難民也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因為難民的成本核算非常高,接收國政府需要投入巨額資金。歐盟目前已根據歐洲難民危機的嚴重程度,計劃未來兩年內投入100億歐元用于難民安置工作。德國作為歐盟難民接收大國,2015年接納難民的花費就已超過100億歐元,政府表示在2016年還將花費100億歐元應對難民問題。德國每安置一個難民,在衣食住行及管理等方面的成本開支,一年就需要花費約13000歐元。瑞典政府為安置難民,包機將第一批來自意大利的難民轉移至瑞典,并耗巨資將過去的監(jiān)獄裝修一新,改造成為世界上最豪華的難民中心。 五、難民危機將給歐洲社會帶來深遠影響 評估難民危機給歐洲社會帶來什么樣的深遠影響為時過早,因為危機還未結束,來年是否還會掀起另一波難民潮很難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百萬大軍逃奔歐洲的難民危機,在不久的將來給歐洲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會逐漸顯現(xiàn),并體現(xiàn)在歐洲政治、經濟、社會及外交四個方面。 歐洲難民危機的政治影響。首先,難民危機助長了歐洲極右翼勢力和歐洲社會反移民的思潮。其次,難民危機的持續(xù)發(fā)酵有可能引發(fā)英國加速脫離歐盟。再次,難民危機凸顯東西歐國家的矛盾分歧,挑戰(zhàn)歐盟的核心價值觀,考驗歐盟的政治凝聚力。 歐洲難民危機的經濟效應。其一,難民危機使歐洲社會不堪重負,歐盟財政面臨短缺,拖累歐洲經濟的復蘇和增長。其二,難民危機使歐洲社會福利制度深受挑戰(zhàn),有可能迫使不少成員國修改福利政策,引發(fā)社會的動蕩。其三,難民危機一旦過去,從長遠看有助于為老齡化的歐洲增添充滿活力的勞動力大軍,解決歐洲勞動力老化的問題。 歐洲難民危機的觀念碰撞。首先,難民危機暴露出東西歐國家及政治家在如何對待難民和移民問題上的文化認同分歧。其次,難民危機預示著兩大宗教文化觀在歐洲社會面對面碰撞,異教徒難民群體能否最終融入歐洲社會,或是威脅歐洲社會穩(wěn)定,這才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再次,難民大潮對歐洲的沖擊是否意味著歐洲社會全面伊斯蘭化時代的到來。 歐洲難民危機的外交博弈。面對突如其來的難民大潮,歐盟及德法等國在接納安置難民的同時,還從外交層面展開攻勢,試圖通過標本兼治從源頭上遏制住難民潮。在展開外交攻勢的同時,歐美國家還采取軍事手段來介入敘利亞事務,試圖控制住敘利亞混亂的局面。 雖然俄羅斯、法國及美國等軍事干預敘利亞的目標、手段及程度有所不同,有時甚至還暗戰(zhàn)較勁,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西方任何一個大國都不能容忍“伊斯蘭國”做大做強,都不能對“伊斯蘭國”在歐洲制造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坐視不管。因此,在共同的敵人面前他們能夠拋棄成見和私利,聯(lián)手打壓西方及國際社會最危險的敵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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