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黨史學家石仲泉從65歲開始重走紅軍長征之路，經過十幾年的實地考察和學術思考，在紅軍長征勝利會師80周年之際，推出《紅軍長征熱點面對面》。
《紅軍長征熱點面對面》將鮮活的歷史畫卷、深刻的哲學思辨、通俗的語言表達有機統(tǒng)一，展現紅軍長征的悲壯歷程，探析紅軍長征的歷史謎團，揭示紅軍長征的偉大精神。
這是一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書。作者自2000年起，沿紅軍長征的各條路線，逐步進行實地考察，從實地考察中獲得了許多不同于現有書本上的鮮活材料。作者將采訪和實地考察得來的史料做了扎實考辨，將它們與該領域的傳統(tǒng)史料進行相互對照和補充，并進行了嚴格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加工和通俗化加工。
本書以紅軍長征的時間為序，以長征的各條路線為線索，通過一些感人肺腑的人物與事件，再現了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以及長征精神對沿途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深遠影響。作品夾敘夾議，有敘述，有考證，有分析研究，還有重要的點評，充分展示了其思想魅力。
本書對紅軍長征史作了全景式又十分具體敘述和分析，這些敘述和分析新意迭現。其中許多具有較大創(chuàng)新性和學術意義，例如：
作者認為，長征是“3+1”(三個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長征的目的地是不斷變化的動態(tài)過程，先后經歷了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搏斗、共產黨內部正確與錯誤思想的對立、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與紅軍克服艱難險阻的相互矛盾。這三方面斗爭的交錯發(fā)展，貫穿于整個長征歷程。
作者認為，要將長征的原因同作出長征的決策加以區(qū)別。進行戰(zhàn)略轉移是錯誤路線指導的結果，但不能說戰(zhàn)略轉移的決策是錯誤的。要將紅軍長征有無準備同準備的充分與否加以區(qū)別，說長征沒有準備是倉皇逃跑沒有歷史根據。
作者認為，長征出發(fā)地是多元的。就中央紅軍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腦機關的出發(fā)地，于都是中央首腦機關和紅軍主力四個軍團的集結出發(fā)地。各部隊接到中革軍委命令時所撤離的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fā)地。長征出發(fā)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作者認為，紅軍長征精神是永存的，是我們黨取之不竭的寶貴的精神資源，也是我們黨之魂、軍之魂、民族之魂的體現。無論歲月如何更替，條件如何變化，都要發(fā)揚光大。
本書將學術性和通俗性有機結合，熔見聞、知識、論理于一爐，既有科學理性的學術底蘊，又有文采斐然的閱讀快感。敘述的部分生動鮮活，有些地方令人動情；議論的部分冷靜理性，發(fā)人深思。因此，這是一部宣傳、弘揚長征精神，進行革命傳統(tǒng)教育的好教材。
我到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比較注重到地方做黨史調研考察。2001年11月上旬到江西瑞金參加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chuàng)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理論研討會后，對中央蘇區(qū)的黨史產生了深厚感情，逐漸形成了要“走走黨史”的想法，并對中央蘇區(qū)的黨史陸續(xù)做了些考察。2003年1月從領導崗位退下后，有了比較多的時間，于是開始對紅軍長征歷史進行考察。先是在2003年春天和秋天集中地主要考察了中央紅軍的長征，2004年夏秋比較集中地考察了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長征。2005年以后的幾年間將此前沒有考察的地方特別是紅二十五軍的長征路做了些彌補性考察。2013年10月又考察了西路軍遠征河西走廊的歷史。這樣，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全過程，我大體都做了實地考察，不僅有了豐富的感性印象，而且掌握了許多第1手資料，在宏觀上構建起了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情景。
2006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時，我將對紅軍長征的史料研究和實際考察結合起來，出版了帶有明顯個人特點的《長征行》一書。由于這本書不僅僅是單純的梳理資料講長征，而是有許多個人的實際體驗和新的認知，并糾正了過去史料上的一些錯誤，因而獲得了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fā)的首屆“三個一百”原創(chuàng)圖書出版工程獎。今年是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我除了要出版《長征行》增訂本外，還擬將中國工農紅軍三個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即“3+1”長征的若干重大熱點問題集中起來做通俗性解讀，供廣大對紅軍長征有興趣的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閱讀參考。這就是我出版本書的初衷。
為什么取這個書名？不是為了湊熱鬧。從2003年始，我就陸續(xù)將我個人的著作進行整合，按書名分類，計劃梳理成三個系列：一是屬于理論學術類的，統(tǒng)冠《我觀×××》之名，為“我觀”系列；二是屬于考察研究類的，統(tǒng)冠《××行》之名，為“走走黨史”系列；三是屬于普及通俗類的，基本冠《××熱點面對面》之名，為“面對面”系列。第1類已有《我觀毛澤東》（上下兩冊）、《我觀周恩來》、《我觀鄧小平》（上下兩冊）和《我觀黨史》（四卷六冊）等。第二類有《長征行》，還擬寫《蘇區(qū)行》等。第三類有2012年10月由濟南出版社出版的《黨史熱點面對面》，還擬出版若干本《××熱點面對面》。對于這個系列是否改名，如本書之名，盡管也考慮過，但最后還是決定不改了，將情況講清楚，讀者會理解的。
拙作內容的篇章框架設計，是將紅軍長征熱點問題分成了七組。熱點一組是從總體上講的，介紹一些宏觀情況，有助于不了解長征歷史的讀者確立一些基本概念。其后六組熱點問題是分專題來論述長征各段歷史的，比較深入地回答各組熱點問題。先有總論，后做分論，這樣由宏觀到中觀再到各組具體問題的微觀，層次比較分明，有利于讀者全面把握長征史上的重要問題。我想通過這樣的布局和講述形式，通俗簡明地介紹我體驗過的紅軍長征的基本歷程。
承蒙廣東教育出版社對該書的青睞，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編輯出版，不勝感謝。也要感謝我的博士生鄭寧波，作為本書特約編輯，幫我做了許多編輯、校訂和聯系工作，使我免去了許多繁雜瑣細的具體事務。他對工作的認真和細心，讓我很放心。
丙申猴年，我們國家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zhàn)決勝階段。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要繼續(xù)弘揚偉大的紅軍長征精神，不畏艱險，排除萬難，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
石仲泉，中共黨史學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紅安人。1956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61年本科畢業(yè)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1964年畢業(yè)后分配至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調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5年調入中央黨史研究室。學術職稱為研究員，享受國務院頒發(fā)的專家特殊津貼，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首席專家。其他社會兼職有：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會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黨史黨建學科組副組長；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黨校、軍校兼職教授。
石仲泉長期在中央機關從事理論和黨史的研究，曾參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組等工作；直接主持編修《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主持編修《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八年。個人主要專著有：《我觀毛澤東》、《我觀周恩來》、《我觀鄧小平》、《我觀黨史》、《我觀黨史二集》、《長征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論》、《艱辛的開拓：石仲泉自選集》等。合著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毛澤東思想新論大綱》、《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新論大綱》《我觀黨史》(三卷本)、《黨史熱點面對面》等。主編的著作有：《毛澤東思想方法導論》、《鄧小平論中共黨史》、《中共八大史》、《中國共產黨簡明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上下冊）等。新近出版《我觀毛澤東》（增訂本）《我觀鄧小平》（增訂本）。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論文榮獲圖書獎和優(yōu)秀論文獎。
《紅軍長征熱點面對面》：
二是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他第一個發(fā)言對博古“開炮”，做“反報告”，提出讓毛澤東回到軍隊領導崗位，并且，遵義會議的決議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來。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張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了決定性作用。對王、張兩位，過去講遵義會議無不充分肯定他們的貢獻，大家比較清楚。對周恩來也會講到，但對他在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貢獻，一般講得不充分。這里，我想根據一些新的史料，來重點講講周恩來對遵義會議的貢獻。
第一，周恩來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參加，周便通知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前來參加會議，這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
第二，周恩來在會議上的主持和發(fā)言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天會議博古做報告，由周主持。博古剛講沒多久，張聞天便加以打斷，搶先做了代表毛澤東、王稼祥和他三人的發(fā)言，周恩來沒予制止，讓其“開炮”；毛澤東對李德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進行嚴厲批判后，李德想反駁，又被周恩來制止。這個導向對會議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周恩來的“副報告”，著重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主動承擔責任，請求免去自己的軍事領導職務，并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他的這個表態(tài)和提議得到了與會多數人的肯定和擁護。由于他的身份和影響比張、王要大，他的這個態(tài)度對于遵義會議作出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參與軍事領導的決定，無疑發(fā)揮了最重要的影響。
第四，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與博古有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對于順利實現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最高領導權力的交接起了決定性作用。情況是這樣的：遵義會議改變原定議題和程序，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的情況，博古在會前一點都不知道，對會議批他也沒有思想準備。會后，博古對遵義會議上一些發(fā)言一直想不通。在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村子改組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時，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zhàn)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tǒng)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yè)務的人，不適合做領袖、當統(tǒng)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zhàn)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zhàn)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當然，人無完人，但戰(zhàn)爭需要他率領紅軍打敗蔣介石，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蘇區(qū)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軍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里。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招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會議發(fā)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對毛澤東，你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yè)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博洛交權。此后，黨中央就由張聞天負總責，成為“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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