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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本土化是世界社會學運動的一部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與社會學從西方傳入中國是同步的，因此，社會學中國化亦即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是一個伴隨著中國社會學成長的經(jīng)久話題。理論自覺的學術取向與學術態(tài)度是中國社會學走向自覺本土化的良好學術心態(tài)。有助于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理論體系與學派，有助于中國社會學走出“邊陲”，逐步與歐美強勢社會學確立平等對話的互動地位，改變長期形成的“統(tǒng)制”格局，能夠最大程度地喚起社會學者的學術自信心和反思批判能力。

本書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歷程，以解放（批判）的視角提出理論自覺是社會學中國化并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指出秉持理論自覺的學術胸襟和理性態(tài)度是中國社會學處理古今中外關系的成熟表現(xiàn)，是中國社會學走向繁榮的不二選擇。本書賦予了理論自覺新的含義，并豐富了學科本土化理論的內(nèi)涵。

邊陲性與學術自覺

（自序）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已近四十年了，到底我們要恢復重建什么樣的社會學？對于這個問題卻并未展開全面的討論。西方社會學是英國工業(yè)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直接產(chǎn)物。吉登斯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探索與反思現(xiàn)代性的學問。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源于外部壓力，是對外部壓力的一種回應，同時又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特征。中國社會學的主要任務與功能應該完成對中國社會現(xiàn)代性的探索與反思。

近代以來，“百病纏身”的中國社會遭遇了西方學術的強勢入侵，面對一個陌生、異質(zhì)但卻強勢的學習對象，我們難免產(chǎn)生惶恐而又膜拜的心態(tài)。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往往會采用非理性反應，要么一味地抗拒，要么全盤接收。長期如此的話，整個學術界就會喪失獨立性，對外來事物抱有高度的依賴性——邊陲性。

鄭杭生先生在本世紀初提出理論自覺的學術命題，指出我們要知道自己理論的來龍去脈。無論何種自覺，總是意味著對自身規(guī)定性的覺悟與自律，而這種覺悟與自律又都是以將自身作為把握對象為條件的。學術自覺亦然。將自身作為把握對象的思維活動就是所謂的反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理論自覺就是對自身理論的不斷反思和重新認識。學術自覺意識的提升能在最大程度上克服邊陲心態(tài)，弱化邊陲思維，確立學術自信。最為關鍵的是，通過學術自覺能夠使“邊陲地帶”的人們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進而奮起改變這種“統(tǒng)制”局面，這種過程實為哈貝馬斯筆下社會學的解放旨趣。

回顧古典時期社會學的三位奠基人：馬克思、韋伯與迪爾凱姆。三大思想家從各自所處的社會背景出發(fā)，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發(fā)展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但三位思想家對現(xiàn)代性的分析所持的視角卻截然不同，形成了古典現(xiàn)代性理論的基本研究取向：實證的取向（迪爾凱姆）、解釋的取向（韋伯）和解放（批判）的取向（馬克思）。馬克思從資本主義角度對現(xiàn)代性作出解釋和展望。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無產(chǎn)階級的處境做了詮釋。在馬克思眼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是處于被剝削的不利“客觀”狀態(tài)，然而，事實上身處其境的工人卻未必對此境遇有如此的體認，乃至他們認為所接受的對待是相當合理而且公平的。

長期以來，中國學術在與西方強勢學術的碰撞中，一直處于回應性的劣勢之下，因此逐漸形成了當前這種被西方“統(tǒng)制”的狀態(tài)，并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本來的合理格局。馬克思理論與依附理論就是要求無產(chǎn)階級與發(fā)展中國家從這種看似合理的種種制約和限制中尋找自我解放的途徑。學術自覺亦即為要求邊陲中的學者通過反思，意識到自身的這種不利局面，進而尋求有效途徑改變格局，最終達到相互平等。而這種最佳途徑就是學術的本土化。因此，“解放旨趣”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旨意，原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而這正是啟蒙理性的精髓所在，也是西方社會學傳統(tǒng)的基本精神。故，本土化實為邊陲地區(qū)社會學的解放運動，它本身具有啟蒙作用，往往可以形成一股實際的社會力量來引導社會變遷，馬克思理論就是一典型例證。

理論自覺就是喚醒社會學的解放旨趣，擴大社會學的社會功能，長期以來的研究大都依附在實證和解釋的取向之下，而較少發(fā)揮社會學的解放功能，這是對社會學功能的嚴重窄化。因此，理論自覺取向下的社會學本土化能夠引導中國社會學走出迷思與困境，成為解放世界社會學的全新力量，通過對現(xiàn)有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反省與批判，達到世界社會學的普遍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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