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于《儀禮》書名

　　《儀禮》這個書名是后起的。先秦時期，《儀禮》只單稱《禮》。如《禮記?經(jīng)解》曰：“恭儉莊敬，《禮》教也�！薄肚f子?天運篇》記孔子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jīng)�！币陨弦�文中的《禮》，都是指的《儀禮》。

　　漢代《儀禮》亦單稱《禮》，又稱《士禮》，又稱《禮經(jīng)》。如《史記?儒林列傳》曰： 言《禮》自魯高堂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抖Y》固自孔子時而其經(jīng)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魯徐生善為容，……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jīng)》�！秲x禮》在漢代還有《禮記》的名稱（非同于大、小戴之《禮記》）。阮元曰：“按《禮經(jīng)》在漢只稱為《禮》，亦曰《禮記》；《熹平石經(jīng)》有《儀禮》，載洪適《隸釋》，而戴延之謂之《禮記》是也。無稱《儀禮》者。”（《儀禮注疏》卷一《�？庇洝罚┖闃I(yè)先生亦持此說，其主要根據(jù)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既曰“《禮記》出自孔氏”，在《儒林列傳》中又曰“于今獨有《士禮》”，是《世家》之《禮記》即《儒林》之《士禮》無疑（見《儀禮引得序》）。阮、洪二氏之說都不錯。我們還可以找出一些證據(jù)來。如鄭玄注《詩經(jīng)?采蘩》引《儀禮?少牢》經(jīng)文，而曰“《禮記》：‘主婦髲鬄�！�”郭璞注《爾雅?釋言》引《儀禮?有司》經(jīng)文，而曰“《禮記》曰：‘厞用席。’”郭璞是晉人，蓋襲用漢時書名。

　　漢代無《儀禮》之名，對此，古今學者皆無疑義。陳夢家說，兩《漢書》中，“從未出現(xiàn)《儀禮》的名目”，并由此推斷武威出土漢簡本《儀禮》，“若有大題應是《禮》”（《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頁）。

　　《儀禮》之名究竟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今已很難確考。《晉書?荀崧傳》記載荀崧上疏請求增立博士，其中有“鄭《儀禮》博士一人”。這說明最遲在東晉元帝時，已經(jīng)有《儀禮》之名了。

　　二、 《儀禮》的來源與孔子定《禮》

　　今本《儀禮》凡十七篇，其中第十三篇《既夕禮》是第十二篇《士喪禮》的下篇，第十七篇《有司》是第十六篇《少牢饋食禮》的下篇，所以實際上只記載了古代的十五種禮儀。但是中國古代的禮儀卻遠遠不止此十五種。

　　中國上古的人類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便逐漸建立起森嚴的等級制度。為了維護這種等級制度，使高高在上的貴族與庶民和奴隸相區(qū)別，并使貴族中的不同等級相區(qū)別，便制定出許許多多的禮，諸如朝覲、盟會、錫命、軍旅、蒐閱、巡狩、聘問、射御、賓客、祭祀、婚嫁、冠笄、喪葬等，后人把這些禮概括成吉、兇、賓、軍、嘉五大類（始見于《周禮?大宗伯》）。不同等級的貴族，行用不同的禮。即使在同一種典禮活動中，貴族的等級不同，其所使用的器物、所穿的衣服、所行的儀式等也各不相同。貴族統(tǒng)治者通過這許多的禮，來貫徹其政治意圖，維護其建立在等級制度基礎上的社會秩序，這就是所謂“禮以體政”（《左傳》桓公二年）。然而，這許許多多的禮究竟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據(jù)楊寬先生研究，有一些禮是從氏族社會時期沿襲下來的禮俗演變而來的。如籍禮來源于氏族社會時期由族長或長老所組織的鼓勵成員們進行集體勞動的儀式，蒐禮來源于軍事民主制時期的武裝“民眾大會”，冠禮來源于氏族社會的成丁禮，鄉(xiāng)飲酒禮來源于氏族社會的會食制度等（參見《古史新探》）。

　　然而由氏族社會的禮俗演變而來的禮，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為適應貴族統(tǒng)治者從各個方面維護其特權和統(tǒng)治秩序的需要，這些禮是遠遠不夠的，還需制定許多新的禮。邵懿辰說：“禮本非一時一世而成，積久服習，漸次修整而臻于大備�！保ā抖Y經(jīng)通論?論孔子定禮樂》）這話是說得很對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個人在制禮過程中的作用。中國古代有所謂“周公制禮”的傳說，說周禮都是周公制定出來的。如《左傳》魯文公十八年記魯國季文子的話說：“先君周公制禮�！薄渡袝�大傳》說得更具體，曰： 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wèi)，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四庫全書》本，卷三）。這種說法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很盛行，并不是沒有道理的。《論語?為政》說：“周因于殷禮，其損益可知也�！敝芄�作為周初的最高行政長官，根據(jù)當時的情況，拿了殷禮來斟酌取舍，做一番“損益”的工作，從而制定出一套適合新興的周王朝需要的禮，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不應該把這件事情加以神化，或者說把周公對于制定周禮所起的作用過于夸大。正如顧頡剛所說：“周公制禮這件事是應該肯定的，因為在開國的時候哪能不定出許多的制度和儀節(jié)來？……不過一件事情經(jīng)過了長期的傳說，往往變成了過分的夸大。周公制禮這件事常常說在人們的口頭，就好像周代的一切制度和禮儀都由他一手而定，而周公所定的禮是最高超的，因此在三千年來的封建社會里，只有小改而無大變化，甚至說男女婚姻制度也是由他創(chuàng)立，那顯然違反了歷史的真實�！保ā丁爸芄�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xiàn)》，載《文史》第六輯）

　　既然周公可以制禮，周公以后的執(zhí)政者就也可以制禮。他們或者根據(jù)當時的需要對周初的禮作一些必要的調(diào)整和修訂，或者再制定出一些新的禮來；他們可能親自做這件事，也可能命令當時統(tǒng)治階級中有關這方面的專家（相當于后來的禮家）來做這件事，就像后世朝廷的統(tǒng)治者經(jīng)常命其大臣們議禮、制禮一樣。這樣一來，禮的數(shù)量就不斷地增多，禮儀也隨之而日益繁縟起來。故《禮記?禮器》有所謂“經(jīng)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是極言其多而繁。這些不斷增多和日益繁縟起來的禮，統(tǒng)稱之為周禮。

　　這許許多多的周禮在當時是否形諸文字，或者說，在西周時代是否有類似后來的禮書一類的東西，因無確切的證據(jù)，尚不敢斷言。但以情理推之，周統(tǒng)治者既然如此重視禮，那么他們把所制定的禮用文字記載下來，以便貴族及其子弟們?nèi)�學習和實踐，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墩撜Z?八佾》記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边@里的“文獻”二字，據(jù)朱熹《集注》的解釋，“文”指典籍，“獻”指熟悉歷史典故的賢者�？鬃诱f“文獻不足”，是可見夏殷之禮，在當時還是多少有一些文字記載的（盡管可能出于傳說或后人的追記）。在《論語》的同一篇中孔子又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難道這“郁郁乎文哉”的周禮，反倒沒有文字的記載嗎？孔子又何從知其“郁郁乎文”呢？《莊子?天運》記老子曰：“夫六經(jīng)，先王之陳跡也。”此所謂“陳跡”，即指周的先王們遺留下來的文獻，當然也包括記載禮的文獻（參見《周予同經(jīng)學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0頁）。我們再看看下面的材料�！睹献�?萬章下》曰：“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班爵祿，既是周的一種行政制度，同時也是一種禮。周王室在給貴族功臣班爵祿時，無不舉行隆重的典禮）

　　《漢書?禮樂志》曰：“及其衰也，諸侯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也，去其篇籍�！�

　　《漢書?藝文志》曰：“帝王質(zhì)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jīng)三百，曲禮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鄙厦孢@些說法如果可信（其實我們今天也很難找到確切的證據(jù)來證明它們不可信），那就正可以說明，周禮原本是有“籍”的。這些記載周禮的“籍”，便是后來《儀禮》的源。

　　到了春秋時期，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新的階級力量開始崛起。與此同時，周王室衰落了，諸侯強大起來；公室衰落了，私門強大起來。這樣，舊的等級制度和等級關系開始動搖了，而維護舊的等級關系的一系列的禮，自然也就遭到破壞，于是就出現(xiàn)了諸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皆見《論語?八佾》）等“僭越”行為和所謂“禮崩樂壞”的局面。與此同時，強凌弱，大侵小，諸侯之間戰(zhàn)爭不斷，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深受其害。于是就有儒家出來，以拯救現(xiàn)實社會為己任，其最初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

　　孔子所提出的救世學說，核心就是仁和禮。仁以止殺伐，禮以救衰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這句話，概括了他全部的政治綱領。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回復到西周時期那種和諧安定的禮制社會，也就是他所謂的“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既然幻想建立一個禮制的社會，所以他就以維護和恢復周禮為己任。他對各種違反禮和破壞禮的行為都加以批評和斥責。如他指責魯國的季氏用“八佾舞于庭”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對于魯國的仲孫、叔孫、季孫三家祭祀時“以《雍》徹”，他批評說：“‘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對于季氏行祭泰山之禮，他批評說：“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對于魯國的國君行禘祭之禮，他說：“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睂τ谧迂暋坝�去告朔之餼羊”，他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保ń砸姟墩撜Z·八佾》）與此同時，他積極地宣傳禮、實踐禮，并把禮作為他教育學生的科目之一。在《論語》一書中，記載孔子關于禮的言論，占了很大比重，僅“禮”字就用了七十二次之多，此外還有許多雖未用“禮”字而實際是講禮的言論，如上舉《八佾》諸條，除批評子貢一條外，就都沒有用“禮”字。

　　孔子關于周禮的知識，其來源蓋有二途。一是勤問。如《論語?八佾》篇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二是閱讀有關周禮的文獻記載。盡管春秋時期諸侯因“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但各國的情況不一樣。例如魯國在當時就是保存有關周禮文獻較多的一個諸侯國，因此晉國的韓宣子在魯國“觀書”之后，有“周禮盡在魯矣”之贊嘆（《左傳》昭公二年）�？鬃邮囚攪�人，又曾仕魯，做過“能自通于國君”的官（崔述《洙泗考信錄》卷一）；大約在他五十二歲時，還做過魯國的司寇（同上卷二），因此他完全有條件、有可能讀到魯國的文獻，從中學習和研究周禮。他還曾周游列國，因此也可能接觸到其他一些諸侯國中所保存的文獻。勤問加上勤學，就使他成為當時最知名的有關周禮的專家，并且要拿周禮來拯就當時的社會。

　　孔子既然如此熱衷于周禮，那么他對周禮作一些加工修訂的工作，按照他的理想使之更加嚴密和完善，并把他認為重要的禮用文字記載下來，作為教育弟子的教材，就是很自然的事�！犊鬃邮兰摇份d晏嬰批評孔子說：“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jié)，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笨梢娭芏Y到了孔子手里，是被加工得更加細密繁瑣了。這里說“殫其學”，“究其禮”，可見孔子已經(jīng)有了一套自成體系的禮學。《史記?儒林列傳》曰：“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庇袑W者認為，這里上文用的是“論”，下文用的是“修”，措辭不同，說明所做的工作也不一樣。其實，這里的“論”和“修”，是用的“參互見義”的書例（參見江藩《經(jīng)解入門?古書疑例》），都說的是修訂編次的意思。《孔子世家》說：“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彼抉R遷在這里只用了一個“修”字，就是明證。我們再看《禮記?雜記下》中的一條材料：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孺悲所“書”的《士喪禮》，其內(nèi)容不只限于今本《儀禮》的《士喪禮》，而是包括全部有關士的喪禮。據(jù)沈文倬先生說，它應該包括《儀禮》中《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和《喪服》四篇的內(nèi)容（《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下，載《文史》第十六輯），這是說得很正確的�？梢娙姹�所書的這四篇喪禮是直接來自孔子�！峨s記下》的這條材料可以說明以下幾點。一、 孔子確曾用他關于禮的學問來教育學生，不過孺悲奉魯哀公之命只跟孔子學了士喪禮。二、 禮是很容易被忘記的，所以孺悲要乘學習的同時，或剛學之后印象深刻的時候，趕快把所學的內(nèi)容“書”下來，以備遺忘。“三年不為禮，禮必壞”（《論語?陽貨》）。喪禮不可能三年內(nèi)必有行用的機會，如果不用文字記載下來，那就必壞無疑了。三、 古代的書寫條件差，不像現(xiàn)在，學生學習都有教材。關于禮的教材，孔子那里只能有一份自編的底本，孔子給學生講授時，要靠學生用心記，再通過演習來加以鞏固，最后再整理記錄下來，就像孺悲那樣。這種情況，直到漢朝經(jīng)師們傳經(jīng)還是如此。所以這里說“《士喪禮》于是乎書”，決不能反證孔子那里就沒有書。

　　孔子所編定的用作教材的《禮》，就是《儀禮》的初本。至于當初孔子究竟選定了哪些禮來用作教材，今已不可得知。但可以肯定，它必包括今本《儀禮》而又遠不止今本《儀禮》的十七篇。

　　據(jù)《孔子世家》說，孔子在離開魯國十四年之后，又返回到魯國，然后“追跡三代之禮”，從事“編次”的工作，“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此處所謂《禮記》，就是指的《禮》，也就是《儀禮》，前已言之。這就是說，孔子最后編定《禮》，應當是在返魯之后、去世之前的這段時間里。據(jù)《左傳》記載，孔子返魯是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而去世是在哀公十六年（前479）。這個時候，正當春秋末期。

　　說今本《儀禮》最初是由孔子在春秋末期編定的，這個成書時間，我們還可從《儀禮》中找到一個內(nèi)證。

　　今本《儀禮》中所載器物名稱，有敦，也有簋。但是《儀禮》中的“敦”、“簋”二字是不分的，即都是指的敦�！镀付Y》、《公食大夫禮》有“簋”而無“敦”；《士昏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少牢饋食禮》有“敦”而無“簋”；《特牲饋食禮》“敦”字七見而“簋”字一見�！短厣�饋食禮》曰：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芼，設于豆南，南陳（見第7節(jié)）。又曰： 筵對席。佐食分簋、（見第20節(jié)）。此處所分之簋，即前所設之兩敦。故鄭《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對也。”關于這個問題，容庚在其所著《商周彝器通論》中，還做過專門的考證，并得出《儀禮》中“‘敦’‘簋’為一字”的結論（見臺灣通大書局1983年版，第32—34頁）。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敦”“簋”不分的情形呢？這就與這兩種器物本身的興衰有關了。簋的出現(xiàn)較早，主要盛行于西周，到春秋中晚期已經(jīng)不大行用了，到戰(zhàn)國時期，已基本退出了青銅禮器的系列。而敦的出現(xiàn)較晚，主要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時期（參見《商周彝器通論》第439、441頁，及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第二章第四節(jié)）。簋和敦都是食器，用以盛黍稷等。春秋晚期，正是這兩種器物興衰交替的時期： 簋已基本不見行用，而敦卻正盛行。如前所說，孔子修訂禮，是要用它來救世的，是要人們?nèi)�實行的，所以行禮中所用的器物，即所謂禮器，必須是當時盛行之物。西周時期盛行的簋在當時既已不甚行用，而敦正盛行，那么孔子在修訂禮的時候，把原來禮儀中規(guī)定用簋的地方改換成敦，就是很自然的事。但器物改了，而器物名稱的用字則可能改之未盡（《儀禮》中“敦”字凡二十三見，而“簋”字八見）。然而這種改之未盡的情況，卻正好留下了《禮》最初編定成書的時代的痕跡。

　　簋與敦雖然都是食器，但器形不同。敦之形如兩個半球相合而成，蓋與器造型全同，皆各有三足，故蓋可仰置于地。敦蓋在《儀禮》中叫做會，所以《儀禮》中凡設敦，皆有“啟會”（揭開敦蓋）而仰置于地的儀節(jié)，《特牲饋食禮》中更有用所啟之會來分取敦黍（即上所引“佐食分簋”）的儀節(jié)。簋的蓋則淺而無足，不可用以盛食物�？梢娫隗�盛行而敦尚未出現(xiàn)的西周，是不可能有啟會、分簋（敦）之類的儀節(jié)。由此也可以證明，《儀禮》中凡有關敦的使用的儀節(jié)，都是孔子修訂禮的時候增加進去的，此孔子修禮之可考者也。

　　三、 《儀禮》在漢代的流傳與鄭玄注《儀禮》

　　由孔子編定的《禮》，經(jīng)其弟子和后學者遞相傳授，經(jīng)戰(zhàn)國、秦，至漢，已非其原貌。這是因為： 一、 如前所說，孔子所傳授的《禮》，弟子們是靠記憶整理記錄下來的。這種整理記錄的工作有可能當時就做，也可能時隔很久才做，又由于各自記憶力的差異，他們所整理記錄的《禮》，在文字和儀節(jié)上，就必然會出現(xiàn)差異，所以雖得于同一孔子之傳，經(jīng)弟子記錄下來卻可能不一樣，這樣就可能有不同本子的《禮》流傳下來。二、 孔子的弟子和后學者，也可能對孔子所傳的《禮》又不斷有所修訂和變動（把孔子神圣化，認為孔子說過的話就句句是真理，千古不可改易，否則就是“非圣無法”，罪莫大焉，那是到了漢代以后的事）。由于以上原因所造成的《禮》書的變動，我們從先秦文獻所引《禮》文與今本的不同就可以看出來。茲舉數(shù)例如下（今本文在上，先秦文獻所引《禮》文在下）： 前言儀禮譯注《士相見禮》：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第13節(jié)）。

　　《孟子?萬章下》：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士冠禮》： （冠者）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第12節(jié)）。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第15節(jié)）。

　　《禮記?冠義》： 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 成人而與為禮也。

　　《士相見禮》：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第10節(jié)）。

　　《禮記?少儀》：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士喪禮》：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后，西榮（第1節(jié)）。

　　《禮記?喪大記》： 小臣復，復者朝服�！�…士以爵弁，……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士喪禮》： 鬠笄用桑，長四寸，中。布巾環(huán)幅不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櫽冒桌k。幎目用緇，方尺二寸，里，著，組后（第9節(jié)）。

　　《荀子?禮論》： 充耳而設瑱�！�…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這就說明，孔子所傳的《禮》，在其后學者手中，確實每每有所改易。既可改其文字、儀節(jié)，連篇目也可能有所刪并或析分。如今本關于士喪禮的四篇，在孺悲那里就只是一篇（已見前述），到底是孺悲合并了孔子原書的篇目，還是后世學者析分了孔子原書的篇目，已無從考知了。

　　孔子所編定的《禮》流傳到漢，其間還遭受了秦火之災�！妒酚�?儒林列傳》曰：“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記載。《禮》書經(jīng)秦火有兩大損失。其一是本子減少。如上所說，孔子所傳授的《禮》在戰(zhàn)國時期演變出了許多不同的本子，但許多本子都因未能逃脫秦火而滅絕了，流傳到漢代而立于學官的，只有高堂生所傳本。其二是篇目減少，即僥幸流傳下來的本子，也因秦火而殘缺不全，所以在漢代立于學官的《禮》，就只有十七篇。關于這一點，《逸禮》的發(fā)現(xiàn)就是明證。但邵懿辰在其所著《禮經(jīng)通論》中卻說《儀禮》十七篇并沒有殘缺，而所謂《逸禮》三十九篇，全是劉歆偽造的，這不過是從極端今文學家的立場來立論，并不可取。

　　本文的開頭曾引《史記?儒林列傳》，既曰“言《禮》自魯高堂生”，又曰“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是知先秦時期的《禮》傳到漢初，只有高堂生的《士禮》。《漢書?藝文志》亦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钡�高堂生所傳的《士禮》源于何人，又傳給何人，就都不清楚了�！妒酚�?儒林列傳》又曰： 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jīng)》；延頗能，未善也。此所謂襄不能通而延頗能而未善的《禮經(jīng)》，大概就是傳自高堂生的《士禮》。因為徐生與高堂生都是魯人，而徐氏家學本為禮容而無《禮經(jīng)》。然徐延、徐襄已是孫輩，可能已是高堂生的再傳或三傳弟子了�！度辶至袀鳌酚衷唬� 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nèi)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后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由此看來，蕭奮也是徐氏弟子，他和徐襄、徐延一樣，也同是高堂生的再傳或三傳弟子。正因為他們既從徐氏家學而善為容，又受有傳自高堂生的《禮經(jīng)》，所以說“是后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據(jù)《漢書?儒林傳》，蕭奮生所受的《禮經(jīng)》，又授給了東海人孟卿，孟卿授后倉，后倉授聞人通漢子方，以及戴德、戴圣和慶普。戴德當時號為大戴，戴圣號為小戴。至此，《禮》學分而為三家：“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據(jù)《漢書?藝文志》，三家在漢宣帝時都立了學官（但據(jù)《后漢書?儒林傳》，今文學十四家博士不數(shù)《禮》慶氏，而數(shù)《易》京氏，是慶氏《禮》在西漢是否立學官，還是個疑問）。

　　據(jù)《漢書?儒林傳》，大戴之《禮》學授給了徐良，于是大戴《禮》又分化出了徐氏學。小戴之《禮》學授給了橋仁和楊榮，于是小戴《禮》又分化出了橋氏學和楊氏學。慶氏之《禮》學授給了夏侯敬，以及族子慶咸。

　　到了東漢，大、小戴之《禮》學衰微了，朝廷所立二戴博士官雖相傳不絕，但影響已不大。只有慶氏《禮》較盛行。據(jù)《后漢書?儒林傳》，曹充習慶氏《禮》，傳其子曹褒。曹褒撰《漢禮》，有名當時。又有董鈞，亦習慶氏《禮》，甚受朝廷信用。但總的說來，東漢《禮》學已漸衰落。故《隋書?經(jīng)籍一》說：“三家雖存并微�！�

　　三家所傳《禮》都已亡佚。1959年7月，甘肅武威縣出土了比較完整的九篇《儀禮》，據(jù)陳夢家考證，可能就是失傳了的慶氏《禮》（見陳著《武威漢簡》）。

　　以上所述，是《禮》的今文學派。

　　《漢書?藝文志》又記載有《禮古經(jīng)》五十六卷（篇）。據(jù)班固說，“《禮古經(jīng)》出于魯淹中（里名）及孔氏（孔壁），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這多出的三十九篇，就是所謂《逸禮》。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說的“《逸禮》有三十九篇”，即指此。古文《禮》沒有流傳下來，什么時候亡佚的，亦無可確考。

　　到了東漢末年，鄭玄給《儀禮》作《注》。鄭玄在經(jīng)學上是一位混淆今古學派的通學者。他在給《儀禮》作《注》時，對《儀禮》原文也作了一番整理的工作。其整理的方法，就是把今古文兩個本子拿來互相參照，每逢兩個本子用字不同時，他就要作一番選擇，或采今文，或采古文，“取其義長者”（《后漢書?儒林傳》）。用今文字則必于《注》中注明古文該字作某，用古文字則必于《注》中注明今文該字作某，即《士喪禮》賈《疏》所說，從今文，則“于《注》內(nèi)疊出古文”，從古文，則“于《注》內(nèi)疊出今文”。這樣經(jīng)鄭玄雜采今古文并為之作《注》的《儀禮》，就是今本《儀禮》，也就是所謂《儀禮》鄭氏學。所以今本《儀禮》，已經(jīng)是一部混淆了今古文的《儀禮》。

　　鄭玄除給《儀禮》作《注》，還給《周禮》和《禮記》兩書作了《注》，于是《周禮》、《儀禮》、《禮記》，始“通為《三禮》焉”（《后漢書?儒林傳》）。這就是《三禮》名目的由來。

　　四、 關于《儀禮》的篇次

　　鄭《注》本《儀禮》（即今本《儀禮》）的篇次是： 《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xiāng)飲酒禮》第四，《鄉(xiāng)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第十七。據(jù)賈《疏》引鄭玄《儀禮目錄》說，這個篇次，是根據(jù)的劉向《別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