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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zhàn)早已為世人耳熟能詳，但藝術概括的故事卻往往簡化了歷史的本來所具有的豐富與多元性，也難以全景展示這個戰(zhàn)爭史上堪為奇觀的戰(zhàn)略大機動的復雜演進過程。作者在充分依據(jù)史料的基礎上，以獨特的視角、洗練的文字，揭示了那段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歷史，對其間的重要戰(zhàn)役戰(zhàn)斗和行動部署都有精彩的客觀評述，并配有作者根據(jù)有關史料和實地考察基礎上精心繪制的詳圖，既有史料價值，又極具可讀性，是軍事歷史研究人員、軍事院校師生及軍事歷史愛好者不可不讀的軍事文學佳作。

　　后記

　　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的故事人們早已耳熟能詳，“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也早已被編成了歌曲到處傳唱。然而藝術化的概括終究還是不能替代對歷史本原的考量，而那個在戰(zhàn)爭史上蔚為奇觀的戰(zhàn)略大機動之神奇魅力又絕非藝術作品所能傳神盡述。所以筆者很久以來就一直有一個宏愿，要弄出一篇既有史料價值又具可讀性的文字來把這段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歷史活劇逐一再現(xiàn)，以使更多的人更多地了解當年那些為了崇高理想而浴血轉戰(zhàn)的先賢們艱難跋涉的坎坷歷程，以及他們在極為嚴峻艱險的環(huán)境中把人類的勇敢和智慧發(fā)揮到了極致的精彩表演。

　　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和領袖人物那是一種歷史的選擇，這種選擇其實完全可以詮釋為一系列條件苛刻的高難度考試。在這種置于戰(zhàn)爭舞臺的考場上，赴考者面臨的不僅僅是環(huán)境的重壓和對手的鍛擊，還必須通過自己戰(zhàn)友和同志們各種挑剔眼光的考量，受到如此關照的赴考者幾無從中作弊弄巧行“弓弦”走捷徑之可能。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戰(zhàn)，在毛澤東此前此后所經歷的“一系列條件苛刻的高難度考試”中，屬于難度系數(shù)最高的一檔。也正是從這里開始，他才開始被他的戰(zhàn)友和同志們更深刻地認識、接受且心悅誠服地予以擁戴，最終成了全黨領袖和全軍的最高統(tǒng)帥。

　　歷史是一個不規(guī)則的多面體，位于不同的視角或許會產生不同的觀察效果。作者在本書中著重從當時最為緊要迫切的軍事斗爭角度來對這段歷史作近距考量，當然也必然會帶有作者自己的視角局限。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之戰(zhàn)雖然已為世人所熟聞，但其原始歷史資料仍有發(fā)掘整理和開放不夠之嫌，這也給作者寫作帶來了諸多困難。為保證本書的嚴肅性和嚴謹性，作者在引述敵我雙方有關歷史文獻和回憶文字時均注明引證出處，對有明顯錯訛之處或存疑待查的資料也在腳注中予以標注。缺乏原始證據(jù)和證言的雙方有關活動，作者都作為“一家之言”以“推測”方式向讀者闡明，而且盡可能地通過實地踏勘和調查的方式予以補充。

　　作者在每一章都繪有雙方角逐路線的詳圖，但因條件局限，無法找到當年的大比例尺詳圖。只能在現(xiàn)有的四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一邊作校正一邊進行繪制。中央紅軍長征距今已逾70個年頭，其間行政區(qū)域多有更動，當年地名與現(xiàn)在地名也有很大差異，還多有遷徙、更名、分治、合并等變故，加上紅軍長征時在相當一段時間也沒有大比例尺詳圖，只能靠略圖和偵察情況來決定行動路線，故而當年部署和電文中許多地名都是根據(jù)當?shù)厝罕娍陬^提供的地名譯音而標注的，與現(xiàn)在的地名差異很大，作者考據(jù)訂正頗費功夫，卻依然無法保證沒有錯訛和遺漏，全部進行實地考察又受各種原因的限制無法在近期內完成。對此，作者懇請讀者予以諒解，并希望提供更正意見，以在本書再版時予以訂正。

　　作者謹向四川凱旅摩托車俱樂部的唐皓、張林、王旭、胡旭輝、王藝森、馮光瑞、楊立、胡逸飛、張吉、裴紅信、葉光偉、張曉龍、恒鑫、李力、楊亮、孟傳淦等摩友表示感謝。凱旋摩托車俱樂部可以說是全國率先開展“紅色旅游”的摩友團體，作者自駕摩托考察長征路線時得到了他們毫無保留的支持與幫助。作者作為凱旋摩托車俱樂部的會員，為有他們這樣的隊友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作者在實地考察過程中還得到了中共赤水市委宣傳部、赤水市旅游局、中共習水縣委宣傳部、習水縣土城鎮(zhèn)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赤水市委宣傳部的何世燦同志、赤水市旅游局的袁長江局長還陪同作者徒步踏勘了黃陂洞、復興場、青杠坡、箭灘等戰(zhàn)斗的舊戰(zhàn)場，習水縣土城鎮(zhèn)羅永賦書記也為作者在土城青杠坡戰(zhàn)場的考察活動提供了諸多方便，在此向他們謹致謝意。

　　作者的老同學姚平、王建西、杜紅、梁鳴、何啟躍和廣州賽格科技發(fā)展有限公司為作者的寫作和出版提供了不少支持，在此也謹致謝意。引子

　　毛澤東生前曾對詩友陳毅言，四渡赤水，乃平生得意之筆。

　　毛氏乃世界級的兵家泰斗，平生直接指揮或間接指揮過的戰(zhàn)役戰(zhàn)斗難以數(shù)計，萬人以上的戰(zhàn)役就有上百之多，且不論數(shù)月之間就讓百余萬大軍灰飛煙滅的三大戰(zhàn)役，兵出國門轉瞬之間就讓氣勢洶洶的“聯(lián)合國軍”狼奔豕突的朝北反攻，就憑那遙控全國戰(zhàn)局的戰(zhàn)略統(tǒng)帥部本身又作為戰(zhàn)役誘餌，牽著對手數(shù)十萬人馬武裝大游行，而最終還將其逐一圖之的陜北蘑菇戰(zhàn)，就足以讓同時代的軍事家們狠狠地嫉妒一把了！那么，這位經常都處在弱勢地位而在強者面前從來都是勝利者的戰(zhàn)爭藝術大師，為什么會對一次實際人頭收支賬并不豐盈，且看似“走麥城”般的“奔逃”行動，會如此垂青，而以“平生得意之筆”冠之呢？

　　很簡單，背景不同，環(huán)境不同，意義不同。

　　四渡赤水，作為一次起死回生的戰(zhàn)略大機動，以其所在時間、所處環(huán)境、所襯背景，在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頭所產生的重大轉折作用，以及對于毛澤東本人的杰出政治軍事才華在這種背景下被其同志、戰(zhàn)友和對手的再一次確認，使之在群雄會聚的紅軍領袖群中再一次脫穎而出，都具有至關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意義。在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乃至20世紀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戰(zhàn)爭歷史進程中，這是一段穿行于時空中的非常軌跡，與后來那些“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勝利，實難同日而語、相提并論。

　　一次本屬被動敗走的戰(zhàn)略大遷徙，自四渡赤水之后，才被真正賦予積極主動的內涵。而且這個長期以來為政治家們稱道，為軍事家們折服、為藝術家們傳唱、為文學家們演繹的“用兵真如神”的故事，并非如許多人所想象或許多作品渲染的那樣，是一張設計精密按部就班施工的藍圖，或未卜先知附耳過來私相授受的錦囊，而是一種“因敵變化而制勝”、“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出色表演。唯其如此，才尤顯其精彩異常之內涵，從而在戰(zhàn)爭史上長褒無窮之魅力。

　　得意之筆，亦神來之筆。在彼時彼刻彼地，尤顯其精彩之狀、繽紛之色。

　　因為，彼時彼刻，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們所面臨的處境，實在是艱險萬分、萬分艱險。

　　引子

　　毛澤東生前曾對詩友陳毅言，四渡赤水，乃平生得意之筆。

　　很簡單，背景不同，環(huán)境不同，意義不同。

　　得意之筆，亦神來之筆。在彼時彼刻彼地，尤顯其精彩之狀、繽紛之色。

　　因為，彼時彼刻，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們所面臨的處境，實在是艱險萬分、萬分艱險。

　　第一章　生死

　　血染湘江，中央紅軍元氣大傷/“贛匪”要出湘西，蔣公洞若觀火/西進西進，轉兵前的轉兵/不當菩薩，毛澤東要“討論失敗原因”/飛行會議，“洋顧問”空前孤立/各有盤算，“老虎仔”要與“小諸葛”賽跑/黎平轉兵，周恩來跟洋顧問拍了桌子/求人求己，“王主席”要“團結自救”/還要回頭，總書記是個睜眼瞎/首渡失利，生機系于時機/天佑紅軍，楊得志首傳捷報/薛岳進貴陽，朱毛過烏江，毛澤東走通了一根鋼絲

　　一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紅軍由湘桂黔邊進入黔東南。

　　此舉原本并不在這次后來逐漸展露出非凡意義的遠征計劃之中，人貧地瘠的貴州原本也不是當時中共中央決策層所垂青的轉戰(zhàn)地域。就是這次遠征，原本也不是一次策劃周密準備充分的戰(zhàn)略轉移，而實在是一種被動倉促的匆忙出行——稱之為“逃跑”，實在是不能算作過分，其目的地也是距江西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并不算太遙遠的紅二、六軍團開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jù)地，戰(zhàn)略意圖和目的既直接又簡單——會合紅二、六軍團，實施戰(zhàn)略反攻，恢復中央蘇區(qū)。

　　為達此目的，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堅定而執(zhí)著地率領著這支已為打破這次“圍剿”而苦戰(zhàn)經年的大軍，帶著中央蘇區(qū)的壇壇罐罐，晝夜兼程而步履蹣跚，跌跌撞撞且踉踉蹌蹌，在一個多月艱難地行進中，以損失過半的代價，先后沖破國民黨中央軍、粵軍、湘軍、桂軍等組成的四道封鎖線。尤其是在突破湘江防線時，中革軍委不惜以中央紅軍戰(zhàn)力最強的幾大主力兵團前推后擁，以無數(shù)紅色戰(zhàn)士血肉之軀筑成的血墻甬道，護衛(wèi)著龐大而笨重的中央縱隊（軍委第一、第二野戰(zhàn)縱隊）緩慢艱難地向既定的目的地前進。湘江一役，慘烈無比，尸橫遍野，血流成河。9天血戰(zhàn)，全軍即減員數(shù)萬，出發(fā)時兵員數(shù)量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轄各區(qū)紅軍主力之冠的8.6萬多人的主力兵團，僅余3.7萬余人。這是中央紅軍1935年1月到達遵義時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轉引自《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267頁。

　　中央紅軍元氣大傷。

　　然而這一切似乎還沒有畫上句號，血染的湘江并沒有使黨中央決策核心得以警醒�！叭藞F”實際決策核心、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進入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意志仍然不屈不撓。按中革軍委當時部署，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后在西延山區(qū)集結休整數(shù)日后，即由大埠頭（今廣西壯族自治區(qū)資源縣城）出湖南城步縣。然而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后即將去會合紅二、六軍團的這個意圖實在是過于明顯，明顯得只要是個穿過二尺半的丘八一眼便能瞅出，更何況中央紅軍一出蘇區(qū)，那步子就幾乎步步都踩在幾個月前任弼時、蕭克所率紅六軍團西征路線的腳印上。所以蔣公也好，手下各路諸侯也好，都對“贛匪”去湘西“會合賀蕭匪部”的意圖洞若觀火。

　　應該說，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轉進至桂北西延山區(qū)，蔣公并不意外而且依然成竹在胸。蔣公能在20世紀初中國大地各路諸侯的角逐中常執(zhí)牛耳且最終脫穎而出，那至少說明他是一位下棋總比人多看一步的高段位棋手，更何況他初出道時，那些個諸侯哪個不比他腰粗腿壯？早在湘江血戰(zhàn)前半個月的1934年11月17日，也就是他任命的“湘粵桂邊追剿軍總司令”何鍵要將中央紅軍主力于“湘水、漓水以東地區(qū)聚而殲之”《追剿軍總司令何鍵頒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轉引自《紅軍長征過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542頁。的《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頒布幾天后，蔣公就對“……該匪一部或殘部萬一漏網，突竄湘、漓水以西，不能預為殲滅”《南昌行營筱戌電》，《紅軍長征過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537頁。的局面有了預見——其實是對“小諸葛”白崇禧只想驅“贛匪”出桂境而不為“聚殲”付血本的預見。而且最為不凡的是，蔣公預見之后還有預案，他授意擬就的《湘水以西地區(qū)剿匪計劃大綱》，就基于他的這個預見，作了“不使該匪能長驅入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蕭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于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qū)以消滅之”《南昌行營筱戌電》，《紅軍長征過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537頁。的進一步鋪排，從而相當縝密地完善了何鍵那個《第一次追剿計劃及命令》。

　　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一進入桂北西延山區(qū)，蔣公的對案馬上就出來了，追堵重點迅速確定在防止中央紅軍主力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上。而由于中央紅軍的下一步去向與湘、桂兩省實力派都有著切身的利害關系，所以兩省頭面人物何鍵、白崇禧也分外上心——就是沒有蔣公那個鋪排，他們肯定也還是要分外上心，也很快作出了與蔣公相似的研判：中央紅軍主力將經大埠頭（今廣西資源縣城）經車田出城步，前往湘西與“賀蕭匪部”會合。對此，他們心中自然也就生出了各自的一番計較。

　　12月1日，就在中央紅軍主力陸續(xù)進入西延山區(qū)前，何鍵的“追剿”總部也從衡陽移駐邵陽，同時對各路“追剿”部隊進行重新編組，將所屬17個師1個支隊又1個旅的兵力分為第一兵團、第二兵團和預備兵團《追剿軍何總司令健東申衡參機電令》，《紅軍長征過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561頁。，以劉建緒為第一兵團總指揮（劉原任第一路“追剿”軍司令官），指揮原第一、第四、第五各部“追剿”軍7個師兵力，迅速轉移至湘西的武岡、城步、綏寧（今寨布鎮(zhèn)）、靖縣（今靖州）、會同一帶，遮斷中央紅軍北去湘西的道路，并在追擊的桂軍配合下對中央紅軍實施合擊，其部署為：以1個師尾隨紅軍主力“追剿”，兩個師進駐武岡，3個師沿梅溪口經新寧至城步“堵截”，1個師則前出洪江預做準備；以薛岳為第二兵團總指揮（薛原任第二路“追剿”軍司令官），指揮原第二、第三兩路“追剿”軍共8個師又1個支隊的兵力，向武岡一帶集結作為機動。該兩兵團計15個師又1個支隊，俱按蔣公半月前的那個“剿匪計劃大綱”，督修所在地區(qū)的堡壘線。而白崇禧的桂軍也將所部兩個軍共5個師兵力編作兩個“追擊隊”和一個預備隊，做出向中央紅軍“追擊”的姿態(tài)。

　　湘、桂兩省實力派對“追剿”中央紅軍雖然都很上心，但實質內涵卻有所不同。白崇禧“追”是真心，“剿”卻含有假意，以將紅軍逐出桂境為原則，“剿”若能得便宜不耗本錢也可以“剿”一把，要出血本則堅決不干。何鍵則不同，賀、蕭在湘西的鬧騰已經夠他傷腦筋了，再與朱、毛會合，那他從此就休想再有好日子過。再說他在蔣公戰(zhàn)車上綁得也比川、桂、滇、黔、粵各路諸侯都要結實一些，于公于私，他都跟共產黨結下過血仇！甭說前幾天剛跟共產黨打得頭破血流的這場“湘江之戰(zhàn)”，就是算起“馬日事變”等歷史老賬來，他手上所沾共產黨人的鮮血也是排名靠前的——比如“朱毛”里面那個“毛”，其妻“驕楊”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何鍵這當口的排兵布陣，為的就是在中央紅軍去湘西的路上擺下一個從新寧、城步、綏寧（今寨布鎮(zhèn)）、靖縣并向北延伸至會同、洪江的彎弧形狀且含有縱深的堡壘群，如果中央紅軍出城步方向去湘西，面對的是新寧—城步、梅溪口—長鋪子（今綏寧縣城）和武岡以北的花園——瓦屋塘的三道碉堡封鎖線，以及薛岳8個師的強大機動兵團。這也說明，無論是“追”還是“剿”，從何鍵擁有的空間時間和兵力上，以及他個人的利害關系和得失盤算上，他都有足夠的本錢也有足夠的心勁兒，豁出血本來與剛經歷過重挫的“贛匪”們誠心誠意地進行一番計較。

　　如果中央紅軍這當口就這么著不管不顧地朝這條道上去了，是不是能撞開這羅網姑且不論，就算是撞開了，這隊伍是個啥模樣啥成色，也實在是不敢有太樂觀的估計。數(shù)十年后改革開放解放思想之際，就有人把思想放開“解放”了一把，著書立說認定這條道未必就走不通。然而這種以沒法兌現(xiàn)的假設為參照的豪言實在是發(fā)得太滯后，遠不如諸多當事人以剛身臨其境的湘江之戰(zhàn)為現(xiàn)實比照來得直截了當：從蘇區(qū)出發(fā)時的86859人的中央紅軍西征大軍中，軍委第一、第二縱隊的人數(shù)竟然就有14536人，加上各軍團的伕子擔子轎子，全軍非戰(zhàn)斗人員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兑皯�(zhàn)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tǒng)計表》，《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82頁。湘江之役，戰(zhàn)斗部隊完全成了伕子擔子轎子的掩護隊，戰(zhàn)斗中損失的近半數(shù)人員中，又多數(shù)是戰(zhàn)斗人員。要是就這么著去撞何鍵的那張羅網，是個什么結果恐怕是個穿過兩天二尺半的丘八都不難想象出來的。

　　時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將軍回憶：“當時整個部隊連新兵、老兵、民伕、擔架加在一起，有七八萬人，其中戰(zhàn)斗部隊加上直屬隊還不到一半。這樣沒有辦法打仗，結果所有的戰(zhàn)斗部隊都成了掩護部隊。一碰到敵人，也不是想辦法積極進攻，只是打掩護，只是跑。跑也應該跑得快，在戰(zhàn)術上必須脫離敵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領陣地，抵御敵人，但沒有做到。戰(zhàn)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沒有做到。那時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敵人前面了。”陳伯鈞：《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遵義會議》，《中共黨史資料》第13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90頁。

　　然而當時軍委第一、第二野戰(zhàn)縱隊的日行軍速度只有40里甚至二三十里。

　　當然，中央紅軍主力進入西延山區(qū)這兩三天內，如果確實想沖破何鍵這幾道封鎖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當口何鍵正在緊急調整部署，各路“追剿”部隊尚在重組和調動中，他所設計的那幾道封鎖線要么尚未形成，要么也是剛擺開攤子，如果中央紅軍具有后來四渡赤水時那種扔了伕子挑子轎子的精氣神兒，這也是沖破羅網的一個機會。換一種思路和套路，游龍戲水地把正在躊躇滿志的何蕓樵玩耍玩耍，應該也屬情理中事。

　　然而現(xiàn)在的中央紅軍缺的就是這般精氣神兒，而思路和套路也依然如舊。

　　所幸，中央紅軍出色的偵察和情報工作，使中革軍委很快就掌握了這個敵情變化的動態(tài)。

　　再所幸，中革軍委馬上根據(jù)變化的敵情對原擬路線作出了初步修正。12月3日，中革軍委明智地做出決定，脫離敵人繼續(xù)西進，放棄從西延地域向湖南城步前進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嶺山區(qū)。《我野戰(zhàn)軍決脫離敵人繼續(xù)西進的部署》，《紅軍長征過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87頁。次日又決定，繼續(xù)向西，進至通道（當時縣城在今通道縣縣溪鎮(zhèn)）以南及播陽所、長安堡地域�！吨斓玛P于我軍向通道以南西進至各軍團、縱隊電》，中央檔案館《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學習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黨史中對某個轉折的文學渲染之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現(xiàn)如今已經被用濫了，可能不少人也聽煩了。然而我們不帶偏見客觀而言的話，中革軍委這當口的這兩個決定，其實在相當程度上真還當?shù)闷疬@個渲染之句——盡管這個決定并不徹底也不具根本性，而且總的來說還思路、套路依舊。要不然，這一頭朝南墻撞將上去，頭破血流不說，后面的種種轉折，恐怕就連登臺亮相的機會都沒有了。

　　更所幸，從不幸中生出的萬幸，被人“封存”已久的毛澤東，既偶然又必然地，出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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