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黃坤明

　　讀諸子百家書，發(fā)覺古賢的思維模式有一個顯著特點：善于提問。

　　“孔子入太廟，每事問。 ”（《論語?八佾（yi）》）這個典故是人們熟知的。說孔子來到祭祀周公的太廟，提問頻率之高，問題觸及面之廣，使親歷其境的人們感到驚異：都說孔子知禮，怎么還提問不斷呢？面對發(fā)問，孔子的回答既簡潔又精彩：”善于“是禮也！ 其意是講，我是個善于提問的人，提問才使我真正知禮啊！這是發(fā)生在孔子早年的事�！叭�十而立”后的數(shù)十年間，無論是教學弟子，還是答問友朋，或者與列國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歡用提問的方式來探求真知。在諸子中，孔子的影響是最大的，用司馬遷的話說，是“學者宗之”的。正因為如此，孔子倡導的提問式思維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為中華文化的好傳統(tǒng)。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于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fā)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我們常說，理論始于問題，科學始于問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學習始于問題呢？我們常說，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還要難，其價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問，敢于提問，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給我們的一份極為珍貴的遺產。我們著手策劃這套有關前賢先哲的叢書的時候，孔子等先哲倡導的“提問”思維模式一下激活了我們這些后學的思維。先哲們的思想是不朽的。為何不把先哲請到“前臺”進行訪談呢？他們的身世如何？他們是怎么生活和學習的？為了傳播學說，他們又是怎樣遠行千里的？說是學習，他們有沒有實際意義上的課堂？他們手里捧著的又是何種意義上的“書本”？他們四處游說的學術主旨是什么？……甚至他們穿的服飾、吃的食品、駕的車輛都會在我們的心頭形成一個個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問題。

　　有鑒于此，我們將這套叢書取名為“提問諸子叢書”。這里有跨越時空的對話、通俗流暢的語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見解獨特的解說、圖文并茂的裝幀、考之有據(jù)的典章、實地拍攝的文物圖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讀者能喜歡這套獨具特色的圖書。

　　2010年春于杭州

　　前　言

　　呂不韋，在先秦歷史上，以至于整部中國文明史上，應該是個極為亮麗的生命符號。

　　在先秦，有諸多被冠之以“集大成者”的大師級人物，而最配得上這一稱號的，看來就是呂不韋了。“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 ”（《漢書?藝文志》）他不只把春秋戰(zhàn)國期間數(shù)百年間諸子百家的精華采集起來，熔會于一爐，還加以提煉，成之為“王者之治”的精品。說他所著的《呂氏春秋》是一部“古典的王政全書”，毫不為過。

　　在呂不韋之前，百家人物或力主法治，或倡言德治，呂不韋站了出來，說：“你們說的都對，又都不全對！ 他，呂不韋，想奉行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霸王道雜之”。呂不韋把法治與德治糅合起來的治國方略，一用就是兩千年。

　　呂不韋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說：“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 ”（《呂氏春秋?有始覽》）其意是，天地萬物雖各異，但像人的身體一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有著“大”的“同一”性。從此，中國文化中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夢一般美好的、“天下引人前瞻的語匯：大同”。作為一種夢境，《禮記》中描述過它，太平天國的英雄好漢們踐行過它，康有為在《大同書》的名義下追尋過它，連中國共產黨人也認同它。中共領袖毛澤東說過“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如今建設的是“小康社會”，而“大同之世”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 ”而《呂氏春秋》在子書中率先征引《孝經》一書，并大加張揚。說呂不韋開了有漢一代“以孝治天下”的先河，并不過譽。

　　就文化領域來說，呂不韋也功不可沒。稱司馬遷是中國的“史學之父”，他的皇皇巨著《史記》穩(wěn)踞“二十四史之首”，那是誰都不會懷疑的�？墒牵�又有誰知道，司馬遷的鴻篇巨制卻是取法于呂氏《春秋》的。清代文史大家章學誠明確而肯定地說：蓋司馬遷之所法也。

　　“呂氏之書，十二本紀仿十二月紀，八書仿八覽，七十列傳仿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是也。 ”“折衷”云云，變通也�！胺ā迸c“仿”是基本的，“折衷”只是“微有”而已。

　　偉哉呂子，歷史是不會忘記這樣一位兩千多年前的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