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綜述：“東巴藝術”的凸顯 
    “關于東巴文化這份寶貴遺產(chǎn)，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引起了國內(nèi)外學者的關注，相繼有論文和專著問世”（和志武，1989），如李霖燦先生、陶云逵先生、方國瑜先生在滇西北的調(diào)查和研究；國外洛克等人的相關研究等①。 
    但是，對東巴文化的研究曾一度受挫。1949年納西族地區(qū)解放，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實行的民主改革和普及科學教育對東巴教沖擊很大，失去了傳承環(huán)境。特別是“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當中，東巴被視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東巴經(jīng)被焚毀。不能忘記的是1962年時任麗江縣委書記的徐振康高瞻遠矚，組織東巴和學者翻譯東巴經(jīng)，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郭大烈、楊一紅，2006）。 
    隨著社會的變化，后來對東巴文化的研究有了恢復，而且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日益受到國內(nèi)外有關人士的關注。1981年，麗江縣成立“麗江東巴文化研究室”（1991年改為“麗江東巴文化研究所”，2004年改為“麗江東巴文化研究院”）。當時，和萬寶先生任主任并率先提出對“東巴文化”的研究。當時，研究室還請來5位老東巴整理多方收集來的7000多冊經(jīng)書，后來出版的《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100卷也正是基于此的。 
    “‘東巴文化’一詞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納西族智者和萬寶等人促使東巴教向東巴文化轉型的標志”（郭大烈、楊一紅，2006）。從東巴教轉化而來的東巴文化，在新時期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空間，這樣從哲學、文學到美術、舞蹈和音樂的研究得到了廣泛開展。1983年麗江召開東巴、達巴座談會，有59個東巴出席，正式確認了他們的文化地位。“他們是納西族的民族知識分子，應肯定他們的社會地位，重視他們的作用�！�…這次座談會為開創(chuàng)東巴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創(chuàng)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施之厚，1983：114）。和志武先生的《納西東巴文化》一書就是這個時期研究的重要代表，是對“東巴文化”的專門性研究成果。 
    “如果說，東巴文化的研究，三四十年代側重于文字，五六十年代集中于神話，那么，八十年代的新課題卻是舞蹈”（和志武，1989）。這種局面的出現(xiàn)，與當時東巴經(jīng)書的整理以及東巴舞譜的“發(fā)現(xiàn)”和整理有關。我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親臨麗江出席1983年3月“第一次東巴座談會”，并查閱東巴舞譜，觀看東巴舞蹈表演。她認為東巴舞譜是我國用文字記錄的最早的舞譜，也是世界上唯一用象形文字寫成的舞譜，她把東巴舞譜贊譽為舞蹈藝術中的一件“國寶”①。由此，對東巴舞蹈的研究成了20個世紀80年代的重要課題之一，“對于東巴藝術的探討也出現(xiàn)了新格局”（楊世光，1999：8）。 
    由于“文化熱”的興起，一些專業(yè)人士特別是文化館的研究人員和歌舞團的舞蹈工作者紛紛對納西族民間舞蹈進行改編和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新的舞蹈形式。如1984—1985年根據(jù)東巴故事改編的納西族第一部大型舞劇《黑白爭戰(zhàn)》。1985年，該劇參加《云南省首屆民族舞蹈會演》榮獲三等獎。還有納西族東巴舞蹈《火與刀》（獨舞）和《東巴鈴、刀、鼓舞》等�！稏|巴鈴、刀、鼓舞》還參加了1992年第三屆中國藝術節(jié)中國56個民族文藝表演組合演出《九州奇葩》第一臺節(jié)目演出，并獲表演二等獎。①同時，民間有一大批人在學習東巴文和東巴文化，“八十年代初，有志于弘揚民族文化的納西族青壯年藝術家們，一頭扎進傳統(tǒng)的東巴書畫藝術的沃土之中。1988年，納西族青年畫家木基新、張云嶺、張春和、王榮昌四位同志，分別在麗江、昆明、北京、日本、韓國、法國、美國舉辦了帶有濃厚東巴文化特色的個人畫展，打出了‘現(xiàn)代東巴畫’這一旗號”（和品正，1991：73）。此后，“現(xiàn)代東巴畫研究會”成立。藝術不再是為宗教服務，而是為現(xiàn)代社會服務。1999年、2003年，麗江相繼召開了兩次國際東巴文化藝術節(jié)和學術討論會，使東巴文化的國際影響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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