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t民國職業(yè)外交家群體比起他們的先輩來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他們是在封閉的“大中華帝國”被迫打開國門后，逐步走向現(xiàn)代、走向世界的過渡時期應運而生的。中國的外交家曾經(jīng)歷了三個時代。筆者在研究中著意于將民國職業(yè)外交家與他們的前輩進行比較，說明和論證民國職業(yè)外交家新的歷史特征。
\\t中國歷史悠久，地域廣闊，早在秦漢以前就與周邊鄰邦及中亞細亞地區(qū)進行經(jīng)濟和文化交流。秦漢以后，中國的對外聯(lián)系遠及西方，相傳曾橫跨太平洋到達美洲。盛唐時代，中外交往進入鼎盛階段，遠近前來通好的國家多達４０余國。宋元時代，中外關系再次形成高潮，元蒙帝國橫跨歐亞大陸，海陸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時代，中國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馭八荒，懷柔萬國”“四夷賓服，萬方來朝”，鄭和七下西洋，交往國家之多，航行規(guī)模之大，對外聲勢之壯，開創(chuàng)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跡。中國古代外交家是中國天子的代表，“天朝上國主義”是他們處理外交問題的總原則，“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他們觀察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馭外” 是他們對于國際政治格局的基本觀念，“夷夏大防”“王者無外”是他們處理涉外問題的基本準則。在以“朝貢”為主要特征的古代中外關系史上，為炫耀封建王朝的權威和盛世，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和發(fā)展作出過貢獻，但他們除了“朝貢”關系外，幾乎不承認其他任何形式的外交關系，已明顯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
\\t進入晚清時代，帝國主義用大炮和鴉片轟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然而，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者卻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國”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與古代外交家一樣，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面對外國殖民勢力的東來和中外交往中出現(xiàn)的新局面，不能適時提出新的外交戰(zhàn)略和應對方策，依然是滿腦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觀念，視所有的外國人為“蠻夷戎狄”，把外國來訪的使節(jié)當作“向化來朝”的“貢使”，甚至為了堅持外國使節(jié)不得進京、謁見皇帝須行三叩九拜大禮等陳腐的禮儀，與西方國家為此發(fā)生嚴重爭執(zhí)，時間長達150年，不惜犧牲重大外交權益。他們在對外事務中的昏庸無知和在國際舞臺上的丑態(tài)百出，使他們的名字與近代中國外交喪權辱國的恥辱共存于世。
\\t他們中只有少數(shù)人較快地從中國外交失敗的痛苦經(jīng)歷中覺醒，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華，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識結構，曾經(jīng)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張，在近代中國的對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戲。如郭嵩燾出使英倫三島，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使臣；曾紀澤虎口奪食，索回已為崇厚割讓給沙俄的新疆伊犁領土；楊儒在對俄交涉中拒簽賣國條約，以身殉職；薛福成有智有謀，索還滇緬邊境大批國土；黃遵憲盡忠職守，對外交涉成績卓著等等，盡管他們在整個晚清的外交家中數(shù)量十分有限，但他們畢竟為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xiàn)中國近代外交與國際社會的逐步接軌，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他們的某些外交思想和主張也為他們的后繼者所繼承。
\\t民國時期的職業(yè)外交家群體是伴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和民國的誕生而逐步形成的，他們是一個職業(yè)外交家的群體，是新時代的產(chǎn)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他們與他們的前輩相比，面臨著不同的國際背景，背負不同的民族使命，具備不同的知識結構，也有著不同的歷史貢獻，因而他們是一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多彩的個性形象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