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證據(jù)采集不科學，遺漏或者遺失了重要證據(jù)的搜集。例如，在河南平頂山李懷亮案件中，偵查階段對于案發(fā)現(xiàn)場第三人的血跡來源始終沒有進行核實，從而導致這一重大疑問無法解決。而在趙作海案件中，由于“受害人”趙振晌沒有子女，父母又已死亡多年，但辦案人員卻忽視了通過趙振裳的姐姐、侄兒、外甥女等多位旁系血親進行DNA鑒定的可能性，而是用其已故的母親的腿骨進行鑒定，結果導致一直無法確定無名尸的身份，最終也因此錯過了避免造成冤錯案件的時機。
　�。�3）證據(jù)鏈條不完整，對重要疑點不作排查。仍以趙作海冤案為例，在本案中，偵查人員曾試圖根據(jù)無名尸的身長推算被害人的身份，結果是算出無名尸死者身高1.70米，而趙振晌只有1.65米，因此，無名尸顯然不是趙振晌。但偵查人員對這一點依然置之不理。在杜培武冤案中，與杜培武為同一戒毒所警察的趙坤生、黃建忠均證明杜培武在案發(fā)當晚一直沒有離開單位，沒有作案時間，但這些重要的證據(jù)材料絲毫沒有被查實或采納。
　　從表面上來看，上述后兩種情形大多屬于技術原因，而第一種情形則屬于人為原因。而事實上，近年來隨著公安經(jīng)費的投入和偵查技術的發(fā)展，單純因為技術原因而無法解決的問題相對來說在刑事案件中的概率越來越小。從目前發(fā)生的案件來看，技術原因的背后更多地應該歸納為人為主觀的因素。比如疑點的遺漏，證據(jù)搜集的片面性，都與偵查人員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密不可分。而進一步從根源上分析，則在于我國的法律制度將偵查活動設置于一個密閉的空間之內(nèi)，難以受到外部的監(jiān)督和制約。這種偵查活動的密閉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偵查人員在有罪推定的思維下開展偵查活動，并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尋求案件證據(jù)。因此，從根源上來講，雖然我們贊同進一步加大偵查技術投入，為刑事案件辦理提供科技支持；但是，最主要的對策還是應當打破偵查活動的封閉性系統(tǒng)，使其接受外部必要的監(jiān)督和約束，確保偵查活動的客觀和公正�；�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偵查階段冤錯案件的防范機制，應當以完善偵查活動的監(jiān)督和制約為主要目標。
　　2.偵查階段要完善和保障律師的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大法官正確地指出，不管從防范冤錯案件角度而言，還是從確保所有刑事案件審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來說，辯護律師都是法庭最可信賴和應當依靠的力量。①同樣的道理，辯護律師也是公安機關可以而且值得依賴的法律共同體的成員。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實行刑訊逼供時，監(jiān)督機制往往處在“弱控”乃至“失控”狀態(tài)，這是刑訊逼供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基本原因。②而偵查機關的有罪推定理念在短時間內(nèi)不可能根除干凈，因此仍然會注重有罪證據(jù)的搜集，有意無意地忽視無罪證據(jù)的存在。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作用則與此相反。律師就是要打破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無人監(jiān)督或監(jiān)督薄弱的“黑箱”環(huán)境，通過律師的作用，對偵查活動予以相應的監(jiān)督和約束，同時，也能夠保證無罪的證據(jù)及時為偵查部門所了解。因此，在偵查階段防范冤錯案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進一步完善和保障律師權利。
　　首先，需要完善律師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是指在偵查階段，辯護律師可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的權利。①賦予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并不單單是迎合刑事訴訟的發(fā)展趨勢，而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的。比如，調查取證權能夠使辯護律師積極、準確、高效地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在享有調查取證權的情況下，辯護律師可以及時搜集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jù)，為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變更強制措施提供依據(jù)，同時也為以后充分發(fā)揮辯護機能打下基礎，進而降低訴訟成本，節(jié)約司法資源。此外，調查取證權還可以強化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的激烈對抗，促進刑事追訴的客觀真實。只有享有調查取證權的辯護律師，才能有權利充分獲取強有力的證據(jù)；也只有擁有強有力證據(jù)的辯護方，在審判過程中才能對抗強勢的控訴機關，而這種激烈的對抗必將促使案件真相愈發(fā)明朗，至少能有助于實現(xiàn)法律真實而避免冤錯案件的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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