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愛的母親<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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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總感到忐忑不安，常常在驟然間有一股內(nèi)疚之情激上心頭。這是我慈愛的母親堅毅的面容在我眼前閃過的時候。母親恩重如山。我欠她太多太多，而她的百歲人生至今對我還是無言的激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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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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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沈思芳，生于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農(nóng)歷五月二十五日，逝世于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我的慈母一生飽嘗甜酸苦辣。然而她一直以頑強的承受力戰(zhàn)勝命運之神的擺布，她的一生都是堅強地挺過來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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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出生在原江蘇省崇明縣（一九五八年劃歸上海市）南二條豎河一個農(nóng)村富裕之家，因為外祖父母只生了兩個女兒（我母親為老二），沒有生養(yǎng)兒子，外祖父死后，入殮時族宗輩為了爭其家產(chǎn)，將棺柩蓋子“搶”走；非把家產(chǎn)平分，不還棺柩蓋，使逝者不得入殮棺葬。我外祖父母的土地房產(chǎn)也一分而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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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時仍崇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社會制度，因而盡管當時家道殷實，卻沒有機會讓大姨和母親上學讀書。而且我母親一雙天足，六歲時就被纏成“三寸金蓮”。<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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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十六周歲時與父親祖慶馀（小東）成婚。父親同父異母兄弟四個，他最小。三位伯父都成家分立門戶。父親讀了多年私塾后，因祖父在江北外沙（即后來的啟東縣）有新墾地數(shù)萬畝，他為便于去外沙收租，在啟東縣東黃倉鎮(zhèn)租了個雙開間門面開了個銀匠店，作為收租時的落腳之地，所以他有了經(jīng)商意識。于是讓小兒子去縣城橋鎮(zhèn)東河沿大街一家綢布店當學徒，將來讓其去啟東經(jīng)商。當父母結(jié)婚生下大兒子瑞龍后，祖父就吩咐父親繼承父業(yè)去外沙東黃倉鎮(zhèn)的銀匠店做生意。于是，我的父母把祖家老宅上分內(nèi)的房屋田地悉數(shù)抵押給大伯父祖吉夫之后，舉家遷到啟東縣東黃倉鎮(zhèn)守店居住，經(jīng)營起祖?zhèn)骺諝さ乃�謂“乾元銀樓”來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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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料，大兒子（我的大哥瑞龍）剛到虛齡三歲，一次突然發(fā)病，連續(xù)數(shù)日高燒不退，后來剛好些，又連續(xù)復發(fā)兩次高燒，說是“驚厥”（俗稱“驚風”），雖然多方求醫(yī)，還是被高燒損壞了腦子，到了上學年齡，還不能數(shù)出一二三四的數(shù)字兒，連續(xù)上學多年，因不會認字，念不出書，斷定他為智障者，而被學校規(guī)勸停學。偏巧在這痛苦不堪的幾年里，母親又接連生養(yǎng)兩個孩子，都是女兒，而父親切盼有個聰明識字的男孩傳宗接代。街坊議論和家庭氛圍把我母親這個“弱女子”投進命運的低谷。那時人們認為，夫妻生男生女的因素都在女方。母親懷我那年已經(jīng)三十七歲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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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降生后，還有個是男是女的小插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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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農(nóng)歷閏五月，我是前五月十二日傍晚時分沖出母胎的，民間稱之為“日光接火光”之際，當我在昏黃而閃爍不定的煤油燈光下呱呱啼哭時，上了年紀的諢名“小白菜”的接生婆，透過老花眼鏡誤把我當作女嬰，就脫口而出說：“又是一個大白丫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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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站在房門外的父親聽了，仿佛又是一個閃雷擊頂，立即收起喜悅的笑臉，命令似的說：“照顧好大人（產(chǎn)婦）要緊，嬰孩不動她，放在盆里算了！”父親說著話，氣呼呼地往前邊店堂間走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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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聲“又是個大白丫頭”，對母親來說，又是一個多么沉重而無情的打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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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出母胎的我，這個嬰兒，卻頑強地在木盆里拼命掙扎著，哭得聲嘶力竭。這一聲聲激越高亢的啼哭聲，打動了正在母親身旁的十八歲的大姐祖秀英（乳名“桂蘭”）。大姐端起煤油燈走近安放我這個嬰兒的木盆，發(fā)現(xiàn)仰天掙扎的嬰兒竟然是個有“小雞雞”的男孩。大姐情不自禁地喊道：“是個男孩，是個男孩呀！”一邊喊一邊急忙奔往前面店堂報告。父親喜出望外奔進后房，對接生婆說：“‘小白菜’，趕快替我把孩子沐浴穿衣。差點被你誤了大事！男孩子我是要養(yǎng)他的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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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我猛力的哭聲，使大姐姐產(chǎn)生了惻隱之心，她的細心，救了我一條生命��！父親笑呵呵地給我起名為“金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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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過長達二十年的陰霾，此刻又集中表現(xiàn)在這場誤男為女的“有后”“無后”的曲折里，由于我這個男兒的誕生，籠罩在我家多少年的陰云似乎散去了。但是，又添了一張口，貧窮的日子并不好過。加上我出生后瘦弱的身子，經(jīng)常生病，三日兩頭就得請醫(yī)（郎中）治病、服藥。這樣生長到十歲以后，身體才漸壯起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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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所謂的“乾元銀樓”，實際上只是個“空殼落”，連這雙開間的門面房都是向黃錦昌這個東黃倉鎮(zhèn)的首富大老板租借的，我家是沒有產(chǎn)權(quán)也沒有資本的空頭店主；加上那時戰(zhàn)亂頻繁，土匪海盜出沒長江邊東黃倉鎮(zhèn)白港口，請工匠加工成的銀首飾的銷售與加工業(yè)務(wù)很不景氣。父親母親只得設(shè)法轉(zhuǎn)項經(jīng)營日用小商品，另在店門口擺個雜貨攤做小生意，維持生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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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農(nóng)歷正月初，我剛滿四周歲時，父親患了傷寒癥，當時雖經(jīng)多位郎中先生診斷處方服藥，還是沒有治愈，在農(nóng)歷正月十五日元宵節(jié)吃了碗湯內(nèi)放上豬油的餛飩，第二天正月十六日就撒手西歸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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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父親還不滿四十四周歲呢！我披麻戴孝，母親雇一木帆船把父親遺體運回長江南岸崇明老家，依祖家族宗的規(guī)定，平時早備有一口壽棺，我的父親正好趕上以黑漆棺柩殯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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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來愚頑，四周歲時沒有記性，父親的音容笑貌，很少記憶印象；至今仍無法追憶起來。如有人問起我父親長得高矮胖瘦、面容臉貌，一概說不起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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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英年早逝，我家這一不幸遭遇，對母親是有生以來最為沉重的打擊！然而，我的母親依靠堅韌的承受力，挺過了這一關(guān)。在崇明老家辦完了父親的喪葬后，擦干眼淚，依然回到啟東靠經(jīng)營小生意及紡紗織布度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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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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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出生成長在殷實富家，從小過的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好日子，據(jù)說當時府中有男傭女傭十多人，保姆奶媽也有幾個，母親小時什么都不做也不會做的。嫁到祖家后，從學會家務(wù)事到學會紡紗織布，長進不少，但畢竟不是“當家人”。父親去世后，家中失去了頂梁柱，一個五口之家的重擔全都落在母親瘦削的肩上，真是舉步艱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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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現(xiàn)實的一個問題，是沒有父親在世時外出進貨、策劃經(jīng)營小商品雜貨了。母親當機立斷，把力量用在手工紡織土布棉線上。東黃倉鎮(zhèn)地處白港口，船上漁民婦女棉布棉線的需求數(shù)量不少，一時生意興旺。那時母親帶著大姐、二姐日夜紡紗織布。鎮(zhèn)上附近居民流傳著這樣幾句話：“祖家孤兒寡母，從黃昏做到半夜；紡紗嗚嗚，織布吱嘎，從不停頓，從不閑歇；五更雞叫早起身，一日勞作又開始；勤勞刻苦創(chuàng)家業(yè)，闔家大小樂融融�！碑敃r大我二十年的大哥祖瑞龍，干力氣活從不偷懶，還是很能干的，他十八歲起就為鎮(zhèn)上住戶擔水上水缸。那時鎮(zhèn)上人家，都靠白港大河里的長江水活命，所以許多人家喜歡要他挑水，因擔得滿，每缸五擔水，給他三擔水的錢，他也不計較。那時一個銅板兩擔水。居民都要潮平時的水，這時水質(zhì)最好，最清潔。大哥就靠擔水、推小車的錢補貼家用。我母親就這樣辛苦經(jīng)營，省吃儉用，曾在鎮(zhèn)西市約半里路買了一塊稱之為二百五十步（即一畝地的三分之一）的熟地學著種地，如玉米、黃豆一類，一年中爭取在做生意閑時去這塊田地耕耘。母親可能當時考慮到將來總要回崇明老家種田的，買這塊地是為了實習實驗種田矣！后來，逐漸積累了些銀元，一心要把崇明老家的房屋田地贖回，以防“脫根”。母親說：“有了房屋土地，將來回到老家可以尋一條農(nóng)耕之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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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在啟東東黃倉鎮(zhèn)經(jīng)營小攤?cè)�十年后，長江邊大潮汛多，堤岸坍塌嚴重，看來不是長久居地。就是在父親逝世十周年的時候，母親實現(xiàn)了這一愿望，把三十年前抵押出去的房屋田地，從大伯父祖吉夫那里贖買回來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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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沈思芳，算是女中豪杰，真的了不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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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考慮到還是葉落歸根好。一九四七年年底前，居住地東黃倉鎮(zhèn)，已坍塌到后院籬笆邊了，這年冬令時節(jié)，正好母親的表弟張川郎從小靠在帆船上撐船、當老大生活的，于是我們兄弟姐都稱呼他“張家寄爺”的，他的一條木帆船，把我家的東西什物裝船遷運回崇明老家。自此，我家由原先每日買糧買菜生活的市鎮(zhèn)居民，一夜之間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要靠自己耕田種地來過日子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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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母親五十二歲。她仍帶著一股銳氣，一切從頭開始。雖然過去沒有耕種過土地，也沒有在烤人的烈日下和刺骨的寒風里，在野外長日勞作過，但她一雙“三寸金蓮”沒有后退半步。農(nóng)忙播種時她一方面雇一兩個熟練農(nóng)活的農(nóng)民翻地、挑擔、下種指導；一方面自己跟著耕田點種，一熟黃豆一熟麥地進行春種夏耘秋收。開始兩年遭水淹歉收，她也不氣餒，披星戴月帶領(lǐng)全家人改良土壤，為低地開溝排水，播種改良棉花種籽，終于連續(xù)兩年獲得了棉花好收成，換成了糧食、肥料，便擴大種植面積。農(nóng)忙時，還參加宅上人家的伴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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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從一個不熟悉農(nóng)活、不拿鐮刀鋤頭的中老年婦女，經(jīng)過兩三年“脫胎換骨”（這才是真正的脫胎換骨呢）的勞動鍛煉，很快成了干農(nóng)活的把式。那時我剛十五歲，上不起學就失學在家與母親一起下地干農(nóng)活，但母親見我體弱無力，不能干農(nóng)活，賣掉了數(shù)百斤黃豆作資本，讓我在一里外的長興鎮(zhèn)租塊場地，擺個雜貨攤，每天清晨五點叫我起床，挑上雜貨擔子抖悠抖悠地去鎮(zhèn)上出攤，上午九點清市收攤；下午步行近二十里路去橋鎮(zhèn)東河沿進貨（過去我父親也曾在這東河沿街上一家綢布店當過學徒），我就在那里的批發(fā)店進香煙、肥皂及紅糖、白糖、衛(wèi)生紙等雜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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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國共連年內(nèi)戰(zhàn)，民國政府的法幣、“金圓券”不值錢，通貨膨脹突出，物價狂漲，今天賣出一包香煙的錢，明日只能買進半包煙了。于是做小生意天天虧本，不到半年又賠進去幾百斤黃豆錢，不到兩年攤販生意虧了個精光，不能再做下去了，只能說白辛苦一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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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秋季，我重新考入崇明中學讀書。遇上了好班主任、語文教師施仲虞先生以及歷史女老師湯茂林（后來是上�！睹妊俊肺膶W雜志詩歌編輯，女詩人），他們是我以后寫作的啟蒙老師。<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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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母親已近六十歲了，已經(jīng)習慣了農(nóng)業(yè)勞動，所以后來參加互助組、合作社、公社后，她的勞動負荷更大，卻靠咬緊牙關(guān)挺過來了，冬耕夏鋤，春播秋收，從不歇工。七十歲以后，母親和我的老婆孫美琴一起，仍天天出工，堅持在“人民公社”里成了掙工分的農(nóng)民。雖然出工一天，得四五個工分，一年勞動下來卻換不回口糧錢。但母親總相信在毛澤東領(lǐng)導下只能這樣做一天活一天，也只有苦苦掙扎活下來；因而遇上頭疼腦熱，不休息不服藥，一挺又過來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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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本來對我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我十七歲參加工作，先是在南通地委黨校土改訓練班、啟東縣委土改工作隊、啟東縣委宣傳部，后調(diào)去揚州《蘇北日報》，接著又去南京《新華日報》當編輯、記者，擔任過總編室秘書、社長室秘書……二十三歲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我，就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自從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極右分子”后，一九五八年三月從省城南京押送去蘇北濱海東直農(nóng)場勞動教養(yǎng)，四年的農(nóng)場勞改生活，真是吃盡苦頭，經(jīng)歷了九死一生的考驗。至一九六一年春節(jié)前所謂“摘帽”和“解除勞教”回報社，體力勞動之余，仍不忘讀書寫作，并偷偷地寫了兩篇文，化名發(fā)表在《天津日報?文藝》及《中國青年報?青春寄語》欄。半年后又被下放去啟東當教師；一九六二年冬天，我已三十歲，與啟東師范的一位畢業(yè)生孫美琴結(jié)婚。婚后妻子沒有工作，去了我崇明老家，與我老母親一起在公社生產(chǎn)隊務(wù)農(nóng)，并生有女兒、兒子。不用說，母親在生產(chǎn)隊出工以外，回到家里還要幫媳婦忙家務(wù)，一雙小腳不停地在奔波，幫助拉扯大孫女祖紅耘、孫子祖洪彬（紅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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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遭遇給母親的打擊，比起父親去世，大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母親好強、自尊，本來是以小兒子當上省報記者而自豪的，現(xiàn)在不明不白地竟成了“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家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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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抒情0<br>
0行走在秋天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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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原先的滿頭黑發(fā)一夜之間熬白了。當然，她沒有被壓倒，而且用她不屈從于命運的“韌”勁給我以支持。當我在蘇北濱海東直農(nóng)場“勞改”時，當我在“文革”中被戴上“現(xiàn)行反革命”帽子時，年逾古稀的母親再三說：“我相信自己的兒子，他不會做對不起人民的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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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好母親對兒子的信任，給了我活下來的勇氣�！罢�帽”后，我又在啟東農(nóng)村當了十八年中小學教師，直到二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二月，我的“錯劃右派問題”得以所謂的“改正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公職，恢復工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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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聽到這個喜訊不久，頭發(fā)竟神奇地由白變黑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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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歷二十二年的苦難，好不容易得到平反。這所謂的“平反”，既沒有恢復我回到《新華日報》工作的權(quán)利，也沒有補發(fā)我二十二年應(yīng)得的工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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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母親支撐的我們這個家，百年滄桑變遷，經(jīng)歷了無數(shù)風霜雨雪，坎坎坷坷，用千言萬語、萬語千言也寫不完這部人間悲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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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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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在七八十歲高齡時，還堅持在崇明鄉(xiāng)下參加農(nóng)業(yè)勞動；進入九十歲了，仍包下四口人的自留地（我的妻子兒女當年都是農(nóng)業(yè)戶口），靠自己耕作還保證糧食蔬菜的自給自足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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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九十歲以后，才依依不舍地離開這片她深情耕耘、熱愛和眷戀著的家鄉(xiāng)土地！從商和手工業(yè)三十多年勞動后，母親五十二歲時不得不回故鄉(xiāng)務(wù)農(nóng)，學習農(nóng)事，算起來老人家在家鄉(xiāng)這塊土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長達四十多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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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母親看到經(jīng)過自己翻地、耕耙、施肥、下種，結(jié)出豐碩之果時，總是高興異常，笑哈哈地對我們子女們說：“不勞動，不流汗水，哪有收獲？人生就是做做（勞動）吃吃（享受勞動果實）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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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勞動已成了習慣，心理平衡，一生艱辛，無怨無悔。<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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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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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七九年底一九八零年初，從啟東的教師崗位調(diào)至南通市報社工作，從此就安家在南通了。但開初，家屬孩子仍是農(nóng)村戶口，在啟東最后當高中語文教師時，我是在萬安中學得到鄉(xiāng)黨委書記嚴尚許的支持照顧，讓妻子來萬安社中當代課教師，并在紅陽農(nóng)場劃給一塊“自留地”種蔬菜。到南通后好容易把妻子安排成臨時工，結(jié)束了長達十多年夫妻分居兩地的生活。兩個農(nóng)村戶口的孩子，進入南通上學也很難辦，只能寄讀。一九八四年只解決了妻子和兒子的戶口；我母親和女兒戶口仍在崇明農(nóng)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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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母親九十五歲了，終于愿意到南通來與兒孫們團聚了。一個苦難之家，歷經(jīng)磨難，現(xiàn)在得以生活在一起，大家格外珍惜。一家五口人住在兩間簡易平房里，也很滿足了。母親不僅整理家務(wù)，還為兒孫們上班上學而燒菜做飯。她先是學會在煤球爐灶上燒飯煮菜，后來又學會用電飯煲做飯；她像幾十年前學會紡紗織布、學會耕田下種一樣，又學會了現(xiàn)代炊具的使用，那股高興勁溢于言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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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隨兒孫們?yōu)槲７坎疬w租住郊區(qū)八廠鄉(xiāng)民房過渡兩年多。一九九四年六月，母親過完百歲生日后，同我們一起離開租房，遷入望江樓二號樓四○二室新居。這是我六十歲以后才住進的新樓房啊！我的母親和我們兒孫一同住入新樓房后，十分高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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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一百歲了，她站在高高的四樓陽臺上，俯瞰四周，看到那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欣喜地說：“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我活到百歲的今天，住進新樓房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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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老人家與兒子媳婦入住新樓房的日子里，母親每天都在自己房間的窗口或走到陽臺上向外眺望，看那周圍日新月異的變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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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春節(jié)了，母親說要請理發(fā)員剪頭發(fā)（平時大多由我和孫女祖紅耘替她剪的），要我扶她下樓去，我從右邊攙著，她左手扶著樓梯欄桿，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從四樓走到底層，走向新村理發(fā)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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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在這幢新樓房里整整生活了兩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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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終生遺憾負疚的是，一九九六年九月三日早上，我和母親健康幸福地一起吃早飯，她老人家喝了一大碗豆?jié){和吃了一根油條。哪知這是我和親愛的母親吃的最后一頓早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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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我離家去蘇南一個小鎮(zhèn)參加江蘇省雜文學會年會，會期三天，開會地點在鄉(xiāng)間，不便給家中打電話。哪知我離家當天下午，母親就發(fā)熱而且上吐下瀉，服用消炎藥后，仍高燒攝氏三十九度至四十度不退。第二天我妻子和兒子急忙雇車送母親去南通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沒有床位，只能在觀察室掛水（北京人稱“點滴”），高燒仍然不退，已燒得神志不清……我六日上午十一點回到家，得知母親在醫(yī)院，就直奔醫(yī)院觀察室守候，母親已雙目緊閉，不能說話，仍高燒攝氏三十九度，自此我守候并通過好友丁弘先生所熟悉的醫(yī)生找到床位，住進病房已近傍晚，我日夜陪護在母親身邊，但她只能睜眼看我，不能說話，一直掛水消炎，半夜里醫(yī)生開出冰袋退燒，要家屬去取冰，在半夜里難找到冰庫，折騰一個多小時才拿到冰塊，敷到天亮，仍不見效，直到七日中午十二點鐘，我見病中的母親口干舌燥，呼吸急促，我隨手拿起一個水蜜桃汁罐頭，向母親嘴里滴了幾點桃汁，她潤了潤喉嚨，隨即含笑歇氣了。我立即叫來醫(yī)生搶救，已經(jīng)無力回天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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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沒有痛苦，安詳?shù)仉x開了這個苦難而悲慘的世界。我這個兒子唯一的安慰是母親臨終前始終有我守護著，直到最后送終！<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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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走完了苦難的漫漫長途，在人生這條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經(jīng)歷了出生地崇明十八年，啟東東黃倉鎮(zhèn)三十二年，返回老家崇明祖家老宅四十年，在南通生活了比較幸福的十二年。走過了九十年，一百年，足足走了漫長而又匆匆的一個世紀多，這一天，是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農(nóng)歷七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時，母親沈思芳在南通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病房逝世，享年一百零二歲，走完了她漫長而又短暫的人生之路！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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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慈愛的母親大人，一個頑強的生命啊，走了，遠去了；永遠地走了，永遠地遠去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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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我慈愛的母親大人的音容笑貌、身影動作歷歷在目。她永遠活在我們子孫輩的心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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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早晨起床時，總要喊一聲“姆媽”！每當我走進母親生前住的房間，總要像以往一樣情不自禁地走到床前看望；每當我望著母親的照片時，仿佛有許多話要向母親訴說；每當我打開書房內(nèi)那個存放母親骨灰盒和遺像的書櫥門，總要默哀半分鐘，輕輕呼喚一聲：“姆媽，親愛的媽媽，您好！”（母親逝世后的骨灰盒存放在我書房的一框書櫥內(nèi)，準備再若干年后與我的骨灰一起處置。）每當我外出回來打開大門時，總希望像往常一樣，見到母親慢悠悠地前行的身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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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旬<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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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頭發(f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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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歲的老母親原先滿頭銀絲，現(xiàn)在竟逐漸由白變黑了。這十年里，母親那皺襞的臉上越發(fā)紅潤、飽滿；頭發(fā)由白變黑，仿佛在返老還童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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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朋友們贊嘆我母親的頭發(fā)時，老母親總是樂呵呵地說：“我的頭發(fā)由黑變白，是因為兒子；我的頭發(fā)由白變黑，也是因為兒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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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呵，慈愛的母親，中年時生下我不久，父親便在貧病中死去。她為我這個年僅四周歲的小兒子過分地操心，勞累漸漸熬白了她的秀發(f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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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初，我在《蘇北日報》當記者。不久，又去了南京，成為當年省報——《新華日報》最年輕的記者。幾年里，發(fā)表新聞、通訊、散文、特寫、報告文學二百多篇。那時我在南京，母親在崇明鄉(xiāng)下種地。我每次回家，見到母親生活安定，精神抖擻，覺得母親真不像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她見到唯一有希望的小兒子有了出息，歡愉的心情溢于言表。我覺得她頭上的白發(fā)似乎減少了許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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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血氣方剛，躊躇滿志，連續(xù)采寫一些反映人民真實生活的“內(nèi)參”與通訊報道、小荷剛露出尖尖角時，一九五七年的一場風暴，把我打成了“右派分子”。當年在鄉(xiāng)下的母親從報紙上、廣播中知道兒子遭厄運，幾次暈厥，痛不欲生。后來我被江蘇省公安廳遣送蘇北東直農(nóng)場勞改，漫長的四年時間，我不能回家探望，母親頭上的一綹綹白發(fā)經(jīng)常攪亂了我的夢魂……<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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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撲面的一九七九年二月，劃我為右派的原單位——江蘇新華日報社根據(jù)中央的文件精神，給我改正平反，恢復了我的黨籍。有關(guān)部門給我落實了政策，把我這個戶口在三處的五口之家（我在南通，妻在啟東，母親和兩個孩子在崇明）成一統(tǒng)，全家終于團聚了。老母親和我生活在一起，雖然三代人擠在狹小的兩間平房里，但一家老小確實心滿意足了，似乎團聚是我們?nèi)�家多少年來屢遭分離之苦的唯一夙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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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往往是一種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體驗，留戀和感傷，欣悅和追悔，激奮和迷惘，痛苦和歡樂……都會難分難舍地交織在一起的。其實，一個人的坎坷經(jīng)歷又算得了什么呢？個人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從來就是緊緊地拴在一起的。如果沒有“四人幫”的被粉碎和黨的撥亂反正及改革開放的政策，像我這樣的錯劃“右派”是無法想象，從《南通日報》工作后又調(diào)去南通市司法局、政法委、法學會當科長、秘書長，寫作也是沒有出路的；更談不上可以進入政法部門研究法律了。近來根據(jù)我的請求又被調(diào)去市政協(xié)文史辦公室，從新聞戰(zhàn)線寫作，走向“舊聞”（歷史）研究戰(zhàn)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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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十年，每年平均發(fā)表二十多篇文章，老母親知道了，總是笑逐顏開地鼓勵我，使我感到欣慰。每當我寫作倦怠之際，見到九十五歲的母親為我張羅生活，她那原先的白發(fā)日漸變黑，我似乎也感到年輕了十歲。是慈母的長壽給了我原動力，讓我更為奮發(fā)，把過去失去的二十二年時間追回來。是這十年的春光，使我重新認識了自己的人生價值，也使母親的頭發(fā)由白變黑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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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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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心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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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又是清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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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清明節(jié)，家家忙碌，人人盡一片孝心。活著的人祭奠逝去的先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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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杜牧有詩云：“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就是寫古人清明上墳祭祖的情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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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不孝的游子遠離家鄉(xiāng)幾十年，年年想在清明節(jié)回老家拜謁祖墳，為祖父母、父親的墳頭添一抔新土。尤其清明這一天，尋根思宗之情油然而生。每當目睹上墳祭祖人群，總禁不住潸然淚下，默默志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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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已經(jīng)沒有祖墳可以祭掃了。我家的祖墳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年的紅衛(wèi)兵、造反派們挖掉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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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母親多次攜著我的手去過祖墳上祭拜、掃墓、燒紙錢，以寄托哀思。我家家族大，人口多，上兩輩的祖父母以上一起葬在一座石板塊砌的老墳中。說是老墳，也是一方家族的共用墓地，祖祖輩輩有五六代人仙逝后葬入石板砌成的墓窟里，四周有一排排蒼松翠柏圍繞著，中間有一個一米多高的土冢，上面（即墳頭上）長滿了青綠的茅草；微風吹來，松濤陣陣，使這座祖墳顯得更加莊嚴肅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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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邊的另一塊土地上，有個新墓，離老墳垂直向南七八百米，周圍種植著幾十棵稀疏而蓬勃生長的青松翠柏，也已長得數(shù)丈高了，每年都有喜鵲和鷓鴣來筑巢。孩提時代，我和幾個小朋友一起爬上樹去掏過小喜鵲和鷓鴣蛋……據(jù)說這種青松翠柏生長得很是緩慢，但四季常青，看上去翠生生的卻十分茂盛，象征著后代子孫之繁衍發(fā)達。我的父親和二伯父等就埋葬在這座新墓之中，他們各自有個簡單的小土冢，沒有石板塊的構(gòu)筑。我是父母親最小的兒子，四周歲時父親就患傷寒病辭世了，那年父親才四十五歲，中年早逝，給家庭帶來多少的不幸！寡孀的母親含辛茹苦拉扯我們兄弟姊妹及一個童養(yǎng)媳王能珍共五個長大成人，實在是不易。<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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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歲那年，離開家鄉(xiāng)崇明島（現(xiàn)屬上海市的一個縣），經(jīng)過了學習，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后在南京《新華日報》當了七年記者和社長室及總編室秘書。那時，每年清明節(jié)前還能請假還鄉(xiāng)，祭掃祖墳，盡一份孝心。土改時，我們家是中農(nóng)，墳地還是分配給我們家族里幾家小輩種的，大家對祖墳很是敬重的；所以一直保持著完整的老墓和新墳，幾年里還增加了三伯父、大伯父夫婦的新葬，這塊新墳地上還是郁郁蔥蔥，一片綠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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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合作化，大躍進，公社化了，土地歸集體所有，相繼把墓地上生長了幾十年、上百年的蒼松翠柏砍掉了，但墳冢還依然保留著，唯清除了茅草，種上了稀稀拉拉的莊稼。每年的清明節(jié)，雖然不準燒紙錢了，但大家還是按當?shù)亓曀�，竹籃里盛了幾碗飯、幾個素菜悄悄地去上墳掃墓祭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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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夏季，我被一場猛烈的“擴大化”風暴沖擊，打成“右派分子”入了另冊，后又被逐出報社遣送去蘇北黃海灘的一個農(nóng)場“勞教”（其實，與判刑的犯人“勞動改造”并無二致）。從此以后，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去看望家鄉(xiāng)的新墳老墓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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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我的心破碎了。一九六七年，我家的祖墳也被紅衛(wèi)兵、造反派破“四舊”而挖掉了。那陣子家鄉(xiāng)造反派瘋狂，不管是貧下中農(nóng)還是地主富農(nóng)家的墳?zāi)�，都成了“四舊”，統(tǒng)統(tǒng)在挖地三尺丟尸拋骨之列。如果講成分，我們的家族里大多系中農(nóng)和貧農(nóng)，唯獨大伯父一家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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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祖墳被挖掘掉，當時骷髏尸骨遍地，據(jù)我當年七十三歲的母親說，她和我哥瑞龍及我的妻兒們趁月黑風高的夜晚，悄悄地把我父親的和伯父母們的被拋置田野的尸骨收拾起來，裝入壇罐里，在小河邊挖個深坑掩埋了。后來又開挖拓寬河道，我父親他們的尸骨壇罐又被拋到哪里去了？誰也不得而知。十多年以后，我從外地回家，去過原先的祖墳新墓地拜謁多次，早已沒有祖墳的痕跡，只是一片莊稼地了。我就在那里佇立、默哀；有時我總走向依稀的原先的墓地默默志哀，淚似雨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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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那幾個夜晚，我淚眼朦朧，確確實實在夢中看到了老墳新墓四周松柏依舊婆娑，月色朦朧，在月色里分明聽到了陣陣松濤聲；近處竹林在低低嗚咽；在我注視著原先新墓老墳的地方，我分明覺得我被一種凄楚的景象弄得淚眼迷蒙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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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實畢竟是事實，我再也尋覓不到老墓新墳的影跡了，再也找不到祖父母和父親的墳?zāi)沽�，我家的“根”——祖墳被挖掉了！嗚呼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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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今又清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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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羨慕人家披著陽光，浴著春風，攜兒帶女去踏青上墳掃墓，可是我們一家卻沒有了這個機緣。我的心格外的糾結(jié)、惆悵，只有把祭掃祖墳的哀思深深地埋在心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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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清明，可以慰藉的是我慈愛的母親活到一百零二歲時謝世，但逝世十三年后骨灰盒至今沒有送去老家，因為那兒沒有了祖墳，只好還停放在我書齋——“未晚齋”的書柜里，天天拜謁，可以了卻我對先祖?zhèn)兊男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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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今又清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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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四月清明前夕初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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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三月十日重新修改<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