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鐘為誰而鳴——間諜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
　　
　　對一些明星和名人來說，重慶是一塊極具吸引力的地方。當然如果不是戰(zhàn)爭，他們絕不會踏入重慶半步。毫無疑問，海明威是去到過重慶的最知名的文學偶像級人物。他是和他的記者妻子——32歲的煙鬼瑪莎·葛爾紅一起去的重慶。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年近70的葛爾紅決定在她的自傳《我和別人的旅行》中記錄下她長期記者生活中的旅行經歷。顯然，這本書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她與她那“不情愿的伴侶”的遠東之行�！安磺樵傅陌閭H”是對海明威的昵稱，因為他不愿意來中國。這位美國文學巨頭剛和葛爾紅結婚就開始了遠東之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遠東之行就是他們的蜜月旅行，同時也是他們短暫喧鬧的婚姻開始走向終點的標志。情緒高昂的葛爾紅與毫無興致的海明威一路上吵吵鬧鬧、分分合合，穿越戰(zhàn)火紛飛的中國內陸，歷經3個月才抵達重慶。
　　應發(fā)行量約300萬份的周刊《柯里爾》雜志的請求，他們開始了遠東之旅，該周刊請求葛爾紅去中國、香港、新加坡、荷屬東印度和緬甸報道中國前線戰(zhàn)爭、遠東的英軍狀態(tài)以及日軍的侵略規(guī)模，并要求她穿越重慶至關重要的物資供應路線——滇緬公路。當時，對勇敢的記者來說，這條路線很有吸引力。勇敢的女記者愛麗絲·L·B·莫茨已經應《柯里爾》雜志之請，沿滇緬公路一路開車直達重慶；卡爾·克勞和伊恩·莫理森（G.
E.
莫理森的兒子）也都穿越過這條著名的公路。葛爾紅從沒有到過亞洲，但她很想報道戰(zhàn)爭。她是美國對華援助政策的熱烈支持者，同時堅持經濟獨立。她并不滿足于僅僅作為海明威的妻子和追隨者，因為對她而言，這些身份都太過簡單。盡管海明威最敬愛的叔叔曾是陜西的一名傳教士醫(yī)生，還被孫中山授予過獎章，但海明威自己卻對中國之行并不感興趣。然而，在葛爾紅的一再堅持下，他不得不做出讓步。于是，他接受了紐約小報《午報》的工作安排，報道亞洲的戰(zhàn)爭，重點關注新近通過的租借法案如何幫助同盟國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
　　盡管海明威之前意圖效仿杰克·倫敦，去遠東看看，但他還是更愿意待在家里或者至少待在哈瓦那享受生活。那時，他剛剛因《喪鐘為誰而鳴》的電影版權得到10萬美元的支票，這在當時是筆極大的財富。他已經一夜暴富并且出名，沒有必要去亞洲受苦。時年41歲的海明威，從旅行一開始就不停地抱怨，情緒大起大落——在現(xiàn)在這或許可以確診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海上航行也令其沮喪：嚴峻的戰(zhàn)時條件下，船上服務不復存在，他們在波濤洶涌的海上度過了大半旅程。暈船的海明威在火奴魯魯掙扎上岸，當地的人們瘋狂獻花，聚集圍觀，這位好斗的小說家對此非常惱火，他甚至對葛爾紅說：“哪個狗娘養(yǎng)的再敢碰我，我就宰了他�！笨偠�言之，這段旅程從一開始就不那么順利。
　　到達香港后，海明威夫婦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這令葛爾紅想起了薩默塞特·毛姆對東方殖民生活的描述。《南華早報》曾刊文表達了對海明威到訪的熱烈期盼之情，在香港早就有一群人等著奉承他，贊賞他的著作，在他下榻的香港飯店的酒吧為他倒酒，海明威對此感到十分愜意。在日軍入侵香港前，他們確實有條件及時行樂。在此期間，葛爾紅寫了一些精彩的報道，同時雇用了著名攝影師宋徳和以及王海升為她拍攝相關照片。然而，出于工作要求，1941年3月她還是飛往重慶，為了躲避日軍飛機，她選擇了在夜間乘坐高空飛行的飛機。海明威則選擇留在香港，享受著眾人追捧和獵殺雉雞，而且忙得不亦樂乎。在香港遇見他的項美麗回憶說是海明威將“血腥瑪麗”引進了這塊殖民地。葛爾紅帶著日記本遠赴重慶記錄“這個國家的脈搏”，而海明威卻在“雙槍”科恩的陪同下，忙于尋找更多可以獵殺的野生動物�！半p槍”莫里斯·科恩是倫敦東區(qū)人，曾是孫中山的保鏢，當時恰在香港休假。
　　葛爾紅的重慶之行異常堅決，但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煩。途中，飛機的空氣測速表被凍住，飛行員不得不打開窗戶估測速度，結果發(fā)現(xiàn)如果飛行時速低于63英里/時，飛機就會從空中墜落。最終他們在昆明成功著陸。葛爾紅從昆明——滇緬公路中國段的終點開始報道戰(zhàn)爭，之后又返回香港。此時，海明威正在旅館房間里喝酒、打拳、斗蟋蟀，糟蹋身體，揮霍時光，這就是他為《午報》所做的工作。葛爾紅發(fā)現(xiàn)海明威自己一個人過得很好，于是又開始探究香港及其居民、香港的妓院、舞廳以及中國的難民。
　　最終，海明威再也沒有借口拖延重慶之行，于是在有輕微潔癖的葛爾紅備足了虱子粉后，他們就出發(fā)了。盡管海明威并不喜歡演講，他還是接受請求向前線軍隊發(fā)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然而，正如西班牙內戰(zhàn)中的海明威一樣，他一直是個兩面派——他是一個作家，冷酷、憤世嫉俗，同時卻又對戰(zhàn)爭深深著迷。旅行途中，海明威可以騎馬代步，但這并沒有改善他的心情，因為當這位大作家騎在矮壯的蒙古馬背上時，他的腳總是拖在地上。當馬走累了，海明威總是說要把馬扛起來走一會兒，這令葛爾紅非常尷尬。他們住宿的小旅館也全是床虱和破裂的水管，這使得海明威心情更加惡劣。至此，就連葛爾紅也開始對波折不斷的中國之行感到疲憊異常。
　　他們最終成功抵達重慶。在那里，海明威展現(xiàn)了他具有同情心的一面。然而葛爾紅卻發(fā)現(xiàn)自己手指縫處的皮膚開始潰膿，就是記者們所指的“中國式腐爛”。她不得不使用一種很難聞的乳膏，戴手套，這本來已經很不容易了，她卻又患上痢疾。對于妻子的痛苦，海明威的反應是：“你是自作自受。我告訴過你不要清洗�！庇袧嶑钡母馉柤t幾近發(fā)狂，她后來回憶道：“50年的旅途，所經之地，唯有中國令人在長久之后仍感恐懼�！�
海明威因暫時不用洗澡而相當開心，但也沒發(fā)現(xiàn)重慶有什么讓他喜歡的地方。當地報紙重慶《中央日報》將葛爾紅描述成有著深棕色皮膚的女人，她對此感到惱火，因為之前香港的報紙都夸她是個美人——《南華早報》的“鳥瞰”八卦專欄甚至稱她為“最美麗的女人”。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倆駐留重慶期間，重慶并沒有遭到日軍轟炸。他們見到了沒有戴假牙的蔣介石，這明顯是一種榮耀；還見到了蔣夫人，海明威戲稱她為“中國女皇”，這個綽號一直伴隨她直到逝世，甚至還出現(xiàn)在她的幾篇訃聞中。他們還見到了周恩來，雖然他們同戰(zhàn)時大多數記者一樣覺得他極具魅力，還寫信給朋友贊揚他的俊朗友善，但是他們都不知道這位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究竟是誰，也不知道問些什么。當葛爾紅再也無法忍受重慶的臟亂和皮膚感染時，她用法語訪問了周恩來，寫道：
　　
　　如果他說牽起我的手，帶我去體驗世外桃源的樂趣，那么我就會收起牙刷，做好離開的準備，因為我確定——世外桃源并不在中國。
　　
　　離開重慶后海明威夫婦去了仰光，并在那里分手。海明威返回香港繼續(xù)享受打獵和喝酒的樂趣，或許還曾（同時）與3個中國妓女鬼混，他后來不斷講述的一個故事里提及過此事。海明威還與項美麗的男友查爾斯·博克瑟享受雞尾酒晚會，博克瑟說項美麗因為胃潰瘍不能參加晚會，實際上是因為她偷偷懷上了博克瑟的孩子。葛爾紅則發(fā)現(xiàn)仰光“比蒸汽機還要熱”，那時，海明威在寫給她的信中說沒有她，他感到迷茫，這也證實了海明威在紙上比在生活中更浪漫。最后二人返回了美國，卻與《柯里爾》的主編發(fā)生了爭執(zhí)，因為該報主編指責海明威在給《午報》的稿子中抄襲了葛爾紅的文章。被惹怒的海明威宣稱：“我跟著去的唯一原因就是照顧瑪莎，誰讓她在那個“骯臟的國家”做著危險的狗屁工作�！�
海明威對中國并不感興趣，因為編輯不想和憤怒的海明威就“骯臟的國家”爭論不休，這場爭論也就不了了之。葛爾紅的文章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盡管她后來承認因為受戰(zhàn)時中國人愛國熱情的感染，她掩蓋了真相，并沒有披露在蔣總司令管轄的重慶所見到的腐敗現(xiàn)象。而為了支持國共聯(lián)合抗戰(zhàn)，海明威也對腐敗問題避而不談。同所有新記者一樣，到訪重慶的這兩位超級明星無疑對周恩來的魅力、蔣總司令的事業(yè)和蔣夫人的美貌更感興趣。
　　當時人們并不知道報道戰(zhàn)爭只是海明威中國之行的次要任務，他的首要身份是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間諜。這個任務來自于財政部而不是總統(tǒng)或陸軍部，也許讓人有點驚訝。在美國仍然保持中立之際，這位低調內斂的學者正試圖用一種安靜的方式抵制法西斯主義。摩根索為人嚴苛，但據說他對海明威的簡報相當滿意且印象深刻。如果海明威所有的報道都沒有經過摩根索的親信——哈利·德克斯特·白修德之手，這一切將會堪稱完美，因為白修德后來被證實是一名蘇聯(lián)間諜。所以除了摩根索（甚至羅斯福），斯大林也讀了海明威的簡報。中國之行也是海明威和葛爾紅的婚姻走向結束的起點。一起旅行時他們爭吵打架，分開后卻又互相思念。這段感情火藥味十足，到二戰(zhàn)后期，倆人的婚姻終于在倫敦宣告徹底破裂。總之，海明威和葛爾紅這段旅居中國的經歷相當復雜：兩人后來都承認對中國懷有崇拜、熱愛之意，同時卻也對那里充滿絕望和厭惡之情�；蛟S海明威所謂“揮之不去的記憶”，就是對這段旅行最為恰當的總結。
　　
　　黑色星期六——日本來襲
　　
　　1937年8月14日，黑色星期六，大批外國記者正在上海市中心附近，炸彈就落了下來。為了阻止日軍空襲，中國空軍的戰(zhàn)機飛越上海，去轟炸黃浦江上的日軍巡洋艦，然而他們誤投了。一枚250公斤的炸彈落在南京路和外灘的人流交匯處，另兩枚落在了繁華的愛德華七世大街。炸彈擊中了正在仰視天空的圍觀人群，共造成1740人喪生，1873人受傷。真正的黑色星期六。
　　卡爾·克勞當時正在辦公室起草一份給大廣告客戶的報告，窗戶就被炸飛了；南非記者亨利·約翰·梅爾當時距西藏路“大世界”娛樂城不過46米開外，炸彈落下來，許多在娛樂城避難的難民被炸死，亨利也被炸翻到街上。哈里特·艾本德性格堅忍的蘇格蘭助手，人稱“羅比”的道格拉斯·羅伯森當時正在南京路用餐，餐廳的窗戶飛進來將他砸成重傷，好友只得將他送回美國接受長期治療。做艾本德的助手的確危險：差不多一周之后又一枚炸彈鬼使神差地落在市中心，南京路永安百貨商場的一臺下行電梯被炸，羅伯森的繼任者安東尼·比靈漢姆就在里面。電梯中的11個人除比靈漢姆和12歲的電梯男孩重傷外，其余9人全部喪生。
　　英國自由傳教士，《教務雜志》的編輯弗蘭克·杰·羅林森還沒這么走運，當時他正站在妻子和女兒的身邊，就被日軍人的機槍子彈打穿了心臟；落在大華飯店前門外的炸彈則炸死了《字林西報》的英國會計A.
D.
威廉姆斯。日軍“出云號”戰(zhàn)艦炮擊閘北和浦東的碼頭和工廠時，蘭德爾·古爾德正在辦公室里，他拿出相機拍下了從浦東漫過黃浦江飄向外灘的硝煙。和馬爾科姆·羅肖特以及新聞界其他一些敏銳的業(yè)余攝影師一樣，古爾德隨時都做好了拍照的準備。幾個月后，他拍到從虹口和閘北通過外白渡大橋涌向相對安全的公共租界的洶涌人潮。他在緊挨大橋的百老匯大廈九樓的上海外國記者俱樂部里，從窗戶對涌過大橋的人群進行俯拍——得到的那張名為“飛離虹口”的照片極其震撼，以后大量被翻印。
　　黑色星期六過后，情況變得越來越糟。到1937年10月，中國軍隊已呈全線潰敗之勢。上海及其周邊的許多民眾都逃入公共租界或鄰近的法租界，躲避日軍的屠殺。法新社記者、《世界報》撰稿人羅伯特·吉蘭有點消化不良，他在法租界里看到國民黨軍隊寧愿向法軍而非日軍投降：“他們扔掉手上的德制武器和印著國民黨青天白日標志的頭盔，臉上閃著淚光，有些因情緒激動而顫抖，有些像受傷的動物一樣發(fā)出奇怪的哀嚎。”
　　1937年8月，吉蘭一直在上海徘徊。1938年他啟程去日本報道戰(zhàn)爭的進展，見證了東京轟炸，并一直待到廣島原子彈事件之后。在日期間，珍珠港事件后，吉蘭就失去了自由，直到1946年才獲準返回法國。
　　其他記者紛紛走上街頭展開實地報道。巴德·艾金在外報道戰(zhàn)況時，一枚機槍子彈命中了他，幸虧有他的錫制頭盔給擋開了。此事迫使合眾社發(fā)布備忘錄，告誡記者不得輕易涉險暴露自己。埃德加·斯諾此時在為英國工黨的喉舌《每日先驅報》報道上海淪陷的情況，由于事務繁重，他招募友人路易·艾黎過來幫忙。作為一名一戰(zhàn)時新西蘭遠征軍的老兵，艾黎1927年來到上海，起先當消防員，后在工部局的工廠里任檢查總長。以毛利人酋長命名的路易，矮小健壯，有著出名的“羅馬式”的鼻子，在做這份臨時記者工作時表現(xiàn)出堅忍不拔的精神。
　　第二次淞滬會戰(zhàn)中有許多新聞記者死傷，上海更成了一個危險的去處。1938年11月，倫敦《每日電訊報》通訊員菲利普·佩姆布羅克·斯蒂芬斯在南島被日軍步槍子彈擊中身亡。哈里森·福曼目睹了斯蒂芬斯被射的過程，當時斯蒂芬斯翻過一堵分隔中國城區(qū)和法租界舊墻上的缺口，爬上一座水塔的平臺想更好地觀察戰(zhàn)斗，一名日軍狙擊手開槍射中他的頭部，致其當場身亡。斯蒂芬斯是一名廣受喜愛的記者，他放棄了倫敦和律師界的工作，先后為《每日快報》和《電訊報》報道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和西班牙內戰(zhàn)；黑色星期六之后不久他來到上海。大部分還留在城內的記者參加了斯蒂芬斯的葬禮，紀念這位逝去的友人，同時討論日漸惡化的時局。蘭道·古爾德、饒世合、詹姆斯·米爾斯和哈雷特·阿班都參加了葬禮，阿班和“紅頭發(fā)”尼克波克還為斯蒂芬斯扶靈。
　　斯蒂芬斯之死使得日本政府及其報社與各國媒體間的關系徹底破裂。哈雷特·阿班出席的一場充滿火藥味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日方拒絕對射殺斯蒂芬斯一事負責。日方翻譯、日本記者羅伯特·堀口曾與阿班于1928年一起報道過濟南慘案并認識許多外國記者，但此時他卻與往日的同事朋友成了死對頭。此后堀口被派駐華盛頓，在珍珠港事件后又被派往法國的維希工作，而他的美國籍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則留在美國艱難度日。就在將斯蒂芬斯下葬于靜安寺公墓的同一天，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發(fā)表了一篇無恥的報道，聲稱斯蒂芬斯并非日軍所殺，而是死于和其他外國記者的爭斗。
　　見證南京浩劫
　　
　　至此發(fā)生在上海的殺戮還不算最駭人聽聞，當侵華日軍涌入南京打敗了中國守軍后，更可怕的事情發(fā)生了——日軍在全城進行了一場為期六周、令人發(fā)指的屠城行動，史稱“南京大屠殺”。大部分南京淪陷前來到此地的外國記者聚集在城里破敗的國際俱樂部里，事實上許多人來俱樂部是為了參加一次社交聚會，聽取外交部宣傳和情報部門主管T.
T.李博士的發(fā)言。
　　由于失去了長期助手道格拉斯·羅伯森，哈雷特·阿班沒法離開上海，于是他請《紐約時報》派阿爾伯特·克里夫頓·丹尼爾趕赴南京。丹尼爾沒干多久就返回美國又被派往俄羅斯和巴黎，最終成為《紐約時報》在華盛頓的總編和執(zhí)行編輯——可能是因為娶了杜魯門總統(tǒng)的女兒瑪格麗特·杜魯門，他的事業(yè)才如此順利。丹尼爾走后，可靠而機智的蒂爾曼·竇奠安辭去了《大陸報》的職務，填補了這個空缺，竇奠安來得非常及時，他報道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路透社的萊斯利·史密斯、派拉蒙的新聞短片攝影師阿瑟·門肯、《芝加哥日報》的阿契·斯蒂爾以及合眾社的伊爾·里夫等外國記者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報道。南京慘案觸目驚心，竇奠安在1937年12月17日《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寫道：“這是徹頭徹尾的劫難——他們強奸婦女，驅逐屠殺平民，成批成批地處死戰(zhàn)俘，這一切使得南京成為了一座恐怖之城。” 
兩天后，他登上停泊在長江上疏散外國人的 “瓦胡號”美國軍艦逃離了大屠殺中的南京。
　　斯蒂爾以《地獄里的四天》為題自南京發(fā)出了的最后一篇報道，刊登在《芝加哥日報》上，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因為讀者和報界同仁普遍認為他是一位較中立且見多識廣的人。出生在蘇州的傳教士子女、聯(lián)合通訊社的C.葉芝·丹尼爾寫道：“關于南京，我最后記得的是：慘死的中國人，慘死的中國人，還是慘死的中國人�！�
他后來因在僥幸逃離新加坡之前報道了新加坡的淪陷而名噪一時。
　　出生在上海的澳大利亞籍中國通人稱“H.
J.”的哈羅德·約翰·田伯烈，很快同亞歷山大·巴克曼一起編寫了一本最早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書，書中引用了來自受害人和在國際安全區(qū)工作的外國人的目擊證據。田伯烈1928年來到中國，在為《曼徹斯特衛(wèi)報》工作的同時，還開設了一家事務所，翻譯中國報社的文章。他還是太平洋學會的本地代表，這家機構負責在中國召開會議，在記者中有很高知名度。優(yōu)雅而具有貴族氣質的田伯烈在記者隊伍中相當受歡迎，艾洛娜·拉爾天·蘇斯形容他“好似一位路易十五宮廷中的侯爵”
。富有愛心的他還利用空余時間，為上海血汗工廠中數百名辛勤勞作但沒有報酬的學徒工提供醫(yī)療援助。田伯烈在南京的生活非常繁忙，但他仍然利用空襲的間隙娶了個美國女人并堅持報道新聞。盡管有日本新聞審查官的干預，他的文章還是由他的新婚妻子從封鎖一切消息的南京悄悄帶到上海，刊登在《曼徹斯特衛(wèi)報》上，并在英國引起了強烈反響，震動了外交界。為了詆毀他，日本歷史學家稱他被中國情報部門買通了。不過據《衛(wèi)報》檔案記載，是南京安全區(qū)國際特別委員會成員發(fā)表的田伯烈的文章。
　　另外，田伯烈指責英國駐南京外交官瀆職，在危機臨近時跑去度假，從而開罪了英國權貴。不屈不撓的田伯烈在1942年出版的《日本：一個世界性問題》中再次對日本的暴行提出質問。據稱1997年，在安徽合肥某處的一張床下面發(fā)現(xiàn)了一份更完整的材料，內中都是田伯烈收集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證據。1939年，田伯烈離開新聞界，成為中國情報部的一名顧問，不過《曼徹斯特衛(wèi)報》的長期編輯
W. P. 科洛奇爾仍定期向他咨詢相關事宜。
　　日本方面堅稱從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殺。來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讀賣新聞》、《國民新聞》、《東京日日新聞》、《上海日日新聞》（該報每日發(fā)行中文版，在上海發(fā)行量為6000份）以及同盟社的120名日本隨軍記者不遺余力地否認大屠殺事件，并全部堅決支持日本侵華。然而有一些日軍士兵認為屠殺是神圣的，居然將暴行拍攝了下來，結果成了不容置疑的鐵證。大屠殺后，許多日軍士兵回到上海，他們拍攝的照片膠卷被當成了大屠殺的紀念品。沖洗照片的中國技師震驚了，將沖洗出來的照片傳到外國記者手里，更多的人因此得以了解真相。日本極力打壓對真相的報道，記者的文章遭到新聞審查官的大量刪減。日本下達了《禁止散播流言令》和執(zhí)行《出版監(jiān)督法》的命令，東京和日本軍官迅速實行封口令，一些新聞記者受到了牽連。原定在《中央公論》月刊上連載，由石川達三撰寫的《活著的士兵》被視為反戰(zhàn)言論，1938年3月第一次刊載后就依據《禁止散播流言令》停止刊載了。石川在1937~1938年間在上海和南京工作，對日軍不分軍民的屠殺、劫掠和無以計數的強奸等行為進行了記錄，但均遭日本官方否認，然而掩蓋屠殺真相的企圖最終證明是徒勞的。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下面一些人在最初返回日本時也對大屠殺予以否認，他們包括《東京日日新聞》的攝影師佐藤新住、同盟社影視部短片攝影師淺井達三、《和氣新聞》戰(zhàn)地記者田口俊介、《東京朝日新聞》特邀記者今井正剛以及《都新聞》記者村田周陽。他們知道日本的新聞控制極為嚴密，那些敢于說真話的人會受到惡毒的控告。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人開始承認他們看到的真相。淺井達三回憶、講述了大屠殺的情形。在30年代后期曾撰寫一系列激情洋溢愛國文章的今井正剛，在50年代承認曾目睹400~500名中國人在《東京朝日新聞》駐南京辦事處附近被殘忍殺害，還看到過南京碼頭堆積如山的死尸。另外一些人的供認則晚得多：《東京朝日新聞》記者安達和夫與森山義夫最終于1975年回憶一次發(fā)生在報社附近的大屠殺：“一群身著便服的中國士兵，就在他們嚎咷痛哭的妻兒子女面前一個接一個被槍殺”
。后來還有人提供了書面回憶，如《東京日日新聞》的鈴木次郎記下了屠殺的目擊證據；同盟社上�？偩幩杀局刂尾稍L了一些日本記者，他們承認在南京街頭隨處可見被燒焦的尸體。
　　即使是在數十年后，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仍被極力掩蓋和打壓�！稏|京日日新聞》記者后藤耕作整個60年代都否認大屠殺；80年代仍在世的前《讀賣新聞》駐上海記者原士郎堅決否認曾看到過任何非人道行徑；盡管石川此前曾就目擊事件出書，后來他卻再一次對此予以否認；《朝日新聞》上海分部的橋本登美三郎是個有趣的人，他對大屠殺全盤否認，并且據他稱會說英語、穿著得體、舉止禮貌的同事森山隆也從未聽說任何有關大屠殺的傳聞。盡管如此，同社的另一名記者今井野口卻承認大屠殺一事并作了回憶。顯然，在毋庸置疑的事實過去多年以后，日本新聞官員仍不愿面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幾乎所有日本記者都對此予以否認。在對待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件上，記者們如此公開且高度一致地否認事實實屬罕見。
　　南京的混亂局面仍在繼續(xù)。12月初，《東京朝日新聞》攝影師天野義夫和日本一家通訊社記者肯尼羅·足沢被中國軍隊打死。1937年12月，美國和其他一些中立國人員乘美國“帕奈號”軍艦從南京撤離一事吸引了多家媒體的注意，許多記者趕赴南京。軍艦撤離過程中日本人再次自毀形象，當時“帕奈號”和附近三艘標準石油公司的運輸船遭到日軍飛機的掃射和轟炸，艦上的士兵和一些岸上的人因此受傷。
　　幾名登上“帕奈號”準備撤離的記者經歷了這場災難。倫敦《泰晤士報》駐遠東記者科林·麥克·端納乘小船幫忙將受傷士兵運送上岸，他撕碎手帕和破舊衣物堵住船上的彈孔，然后抄起手中唯一可用的工具——一頂破損的頭盔，拼命舀出船里的水。合眾社駐南京總編威爾頓·詹姆斯扔掉手中的筆記本救助傷員，為此榮獲海軍“遠征”獎章�！犊吕餇栔芸�》駐遠東記者詹姆斯·馬紹爾在日軍飛機掃射時頸部、肩膀、腹部和胸部多處被彈片擊傷，盡管如此，他還是設法步行20多英里，直到被日軍發(fā)現(xiàn)并經水路帶到上海。
　　“帕奈號”上的被困人員最終上了岸。被稱為“意大利的弗洛伊德·吉本”的意大利《新聞報》記者桑德羅·桑德瑞腹部受了致命傷，藏在岸上10尺高的蘆葦叢中。他臨死前，曾報道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記者老路吉·巴茲尼的兒子小路吉·巴茲尼試著用香煙緩解他的痛苦。
　　環(huán)球影業(yè)的諾曼·阿里和喬治·克雷努科夫以及福斯電影公司的埃里克·梅耶拍下了日軍攻擊“帕奈號”的畫面。膠片由驅逐艦迅速送至馬尼拉，然后由快艇運至美國西海岸，再搭乘一架包機轉往紐約，最后由裝甲車直接送到布魯克林的實驗室，全程共花費25000美元。除了這些新聞短片，夏威夷出生的華裔《紐約時報》記者諾曼·宋拍攝的照片也讓美國觀眾了解了“帕奈號”遭日軍攻擊的過程。阿里、梅耶和宋的照片證明，日軍飛機曾不止一次低空接近“帕奈號”，以確認對方屬美國船只。哈雷特·阿班的獨家報道配上宋的照片，揭示了開火命令是由反動會道門成員橋本欣五郎個人下達的。橋本后來因其在中國的血腥暴行而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jiān)禁。
　　從黑色星期六到1937年12月“帕奈號”遭攻擊止，在華外國記者的遇難人數比此前從1827年《廣州周報》創(chuàng)刊起的一百多年間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