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前十五年一月（公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業(yè)于上海。先設印刷所于寶山路。
　　時在甲午對日首次戰(zhàn)爭挫敗后三年，戊戌維新前一年，中國在創(chuàng)深病巨之際，蘊釀革新運動。此一運動以辦理新學堂，從事新教育為中心。新學堂之最早開辦者為設于北京之同文館（時在公元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次則為沒于上海之廣方言館（時在公元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國文為主。隨后各省先后開辦各種學堂，如福建之船政學堂（公元一八六九），上海之正蒙書院（公元一八七八年張煥綸所創(chuàng)辦），天津之電報學堂（公元一八七九年），天津之水師學堂（公元一八八0年李鴻章奏辦），上海之電報學堂（公元一八八二年），天津之武備學堂（公元一八八五年李鴻章奏辦），廣東之水陸師學堂（公元一八八七年張之洞奏辦），南京之水師學堂（公元一八九。年南洋大臣奏辦），武昌之自強學堂（公元一八九三年張之洞奏辦），天津之中西學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辦），南京之陸軍學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張之洞奏辦）。凡此或為專業(yè)，或為普通，皆按需要而設，初無整個系統(tǒng)。及公元一八九六，即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菜疏請于京師設大學堂，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并設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等，始為整個新式學堂系統(tǒng)之濫觴，然猶待六年后之公元一九。二年張百熙奏進學堂章程，新學堂系統(tǒng)方具體化。商務印書館則于此六年間之第二年應運而起，期以新式印刷業(yè)贊助此革新運動。然此新式印刷業(yè)之興起，實亦有賴于初步出版事業(yè)予以支持。
　　商務印書館之發(fā)起人四名，皆為服務于教會所設之上海美華書館之職工。其中夏瑞方、高鳳池二人從事業(yè)務，鮑咸亨、鮑咸昌昆弟二人則從事工務；因鑒于上海讀英文者眾多，其所用課本大多數(shù)系英人為印度學生編輯之英文教科書一套，共五六冊，其流行名稱為Indian Readers（印度讀本）。是書并無中文注釋，讀者與教者多感不便。發(fā)起諸人靈機一動，認為如能附人中文注釋，即便教學，營業(yè)定佳。于是商請一位牧師名謝洪賚者代為譯注，并將該書訂定中文名稱為華英進階，其首冊則稱華英初階。譯注將競，先以華英初階一冊試探市場，初版先印二千冊，由夏瑞方君親向各學校推銷，甫二旬，即全部售罄。得此鼓勵，于是集資本四千元，由發(fā)起四人，各投資一千元，最先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賃所謂三樓三底房屋一幢，購印刷機數(shù)架，創(chuàng)辦一家印刷所，兼營小規(guī)模之出版事業(yè)，先由夏瑞方及鮑成亨咸昌昆弟共同主持，二鮑主持印刷，夏氏則出外推銷自印之華英初階進階全書，并接受外間委托印件。三君既獨立經(jīng)營，即辭去美華書館原職，及營業(yè)漸發(fā)達，高鳳池君亦辭職加入。最初一二年獲利頗厚，因上述之英文讀本，附有漢文注釋，為當時創(chuàng)舉，極受英文教師與學生之歡迎，銷數(shù)甚廣，同時接受之外間印件，因鮑氏昆弟，有多年技術經(jīng)驗，親自主持，亦甚發(fā)達。故開辦未及兩年，已覺原租之印刷所房屋不敷應用，乃于次年，即光緒二十四年遷居于北京路順慶里，共占房屋十二楹，等于原有三樓三底房屋之四倍，并添購印刷機若干，一面擴充排版設備，此外又沒一個小規(guī)模的營業(yè)所。自是外來印件雖與日并增，出版則僅限于一部英文讀本，尚嫌不足，卻以無適當人才棋以主持編譯，于是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來書稿，大都由日文翻譯而成，龐雜不精，且多由于直譯，難免措詞生硬，印刷發(fā)行以后，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僅有一部流傳至民國時期之日文譯本，即所說日本法規(guī)大全，余尚及親見，為書百冊，合裝一木箱。此為彼時最大規(guī)模之出版物，而亦成本最巨，耗去資本不少。于是商務印書館由獲利豐厚之成立初期一二年，漸因開支日巨，其他出版物，虧多于盈，財務周轉(zhuǎn)，亦漸感困難，乃增招外股，以資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