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山富市傳的翻譯、肩扛小紅旗的王墨在與小泉和安倍晉三外交戰(zhàn)略顧問岡崎久彥及其周圍人的“較量”中，見證了國際形勢的變換對中日關系的影響，尤其是見證了中日關系從蜜月期到惡化期的變化。王墨因此見識了一個其他人無法了解的日本上層對中國、對中日關系的看法，更因此結識了日本的前首相村山富市，還因此對中日關系和中日之間的許多關鍵問題有了與眾不同的看法�；蛟S，這些來自與日本政治上層接觸得來的觀點對今后中日關系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參考作用。
每當東南亞文化友好協(xié)會召開理事會，如果提到中國，人們總會說：“那是一個我們旁邊的遙遠國家”，“我們完全不了解”。看得出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很是向往，也有去旅游過的，但都是觀山看景，對于重視別人看法的日本人來講，沒有中國的朋友，便很難產生具體的親近感，所以中國仍然是和他們無關的國家。因此，即便多次到中國旅游的人也始終覺得中國遙遠。因為文字的相同、長相相似、再加上日本人學習了一些中國的習慣等原因，中國人每講起日本，常常會說“同文同種”，以示親近并很容易互相理解（當然，也有人就此表示輕蔑，說日本完全沒有自己的東西）。然而，通過大野等人，我發(fā)現(xiàn)“同文同種”的說法完全是一個謬誤，這個謬誤對我們正確認識日本產生了很大的誤導作用，使得中國人在考慮日本時常常按照自己的臆測來想當然，并進而忽視了日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外國，在文化上存在巨大差異這一事實。但日本人不同，普通的日本人，從來沒有想過與中國同文同種。的確，日本人寫漢字，但那是因為沒有文字，所以將中國的文字拿來用，可表達的思想內容卻是日本式的；日本人也讀《論語》、學唐詩，但那仍然是拿來主義的一個具體表現(xiàn)。而這些，對于日本人來說都不過是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分享，如同引進西紅柿、茶葉的種子一般，算不得親近的理由。所以說，也許從人類史上看，中國和日本算作“同種”，但彼此絕不“同文”。？
作者王墨在日本生活近20年，接觸到的都是日本政治層面的上層人士，且作者曾為小泉和安倍晉三外交戰(zhàn)略家庭教師——岡崎久彥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村山富市、劉德有、岡崎久彥三人在中日關系的發(fā)展中有著很大的影響，作者王墨與他們三人都有交集。
作者的丈夫李春光也為中日關系做了相應的工作，“李春光事件”發(fā)生后，作者全家從日本回國定居。
圖書內容豐富，不僅有有關中日關系的內容，還有日本民眾、日本社會的相關內容。這些內容不同于教科書上死板的內容，都是作者親歷或者了解的內容。
作者提出了自己對中日關系的看法，即應當以戰(zhàn)略互惠代替友好關系發(fā)展中日關系。這或許對處理中日關系有些許參考作用。
人性的溫暖與理性的客觀
2011年5月北斗六星傳媒組織了450人的中日文化交流之旅。到達美麗東京灣的當晚，接待單位組織了隆重酒會。中國駐日使館公使牛建國先生及一秘李春光先生等參加酒會并致辭。
除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外，我們領隊一行5人與當時的日本國會議員安倍晉三，就書法文化進行了專題溝通。在其后的幾天里，我與一秘李春光多次交流，并成為朋友。
次年，李春光先生在日本政府約談、舉國報道所謂“李春光事件”之前，回到了國內工作。之后，我與他們全家成為好朋友。
本書作者王墨女士是李春光的夫人，認識以來就執(zhí)意稱呼我為大哥。我笑著問她：“是愿意讓春光變成我妹夫，還是你就堅持是我弟妹的關系？”她說：“我還是從著他吧！”作者因此成了我的弟妹。
對她文采的敬重，始自她寫的幾首舊體詩。格律我不大通，但是詩句的美妙我能略知一二，更關鍵的是她的詩作不寫一字空。厚實的內容中，有著一種熱烈的情懷。她以一種近乎本能的純潔，純子之心的率真和天真般的朝氣，讓我感染到一種文雅與清朗。
她的一切文字都不是小資式的個人感傷與惆悵。她奇妙地將政治、國家關系等“高大上”的深沉化作鄰里間的親密、糾葛。她是一個堅定愛國家愛人民的知識分子，但她更以一種人性溫暖的目光和情懷關注中日關系。尤其看到了她的譯作村山富市自傳《我的奮斗歷程》和一個日本侵略東南亞隨軍牧師的《現(xiàn)在，是我們贖罪的時候》后，我對日本領導人，對日本社會與文化，都有了一種更細致的了解。
她的20萬字最新著作《世事年年見滄�！罚运毺�、真切、客觀和具有知性的視角與筆觸，記錄了她所結識和了解的日本左、中、右政治家。我們不可能完全認可她的視角，但是她的角度或許能讓更多的國人“兼聽”到不同的聲響。其實，美妙的樂曲更需要和聲，更需要不同樂器配合才相得益彰。
本書具有很強的獨特吸引點，會是一種極有價值的讀物，不僅會對某些政治家有益，即使對一般讀者深入地了解日本也是益處良多。它還具有中日關系歷史重要檔案的價值，不僅僅會對中日關系進程有所助益，更會以一種人性的溫暖，讓我們兩國怎么樣知此知彼。
友好，不僅僅是表層的親近，我們需要感性與理性的更多信息。本書，具備這樣的價值。
呂洪明
2015年6月
王墨，本名王雅丹，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約眼劇院，孔子和平獎翻譯委員會主任；中國天津翻譯家協(xié)會會員；日本翻譯家協(xié)會華人會員；天津市寶坻區(qū)海外聯(lián)誼會理事；天津財經(jīng)大學珠江學院日語教師。中文譯著有《現(xiàn)在，是我們贖罪的時候》（加藤亮一著）；《我的奮斗歷程：村山富市傳》（村山富市著）。日本譯著有《時光之旅：日中關系秘史五十年》（劉德有著）。
岡崎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話是：“中國是我一生的敵人，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岡崎讓我明白什么是國家利益，以及為了國家利益怎樣與自己的敵人合作。在岡崎身邊的日子，肩膀上如同扛著小小五星紅旗的我交下了許多道不同但可以開懷暢飲的朋友。因為岡崎對我的認可，在滿是對中國充滿敵意或不理解的那群人中，我成了一個特殊而突兀的存在。這的確很特別，我想恐怕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中國人有這樣的經(jīng)歷了。我曾經(jīng)跟我的學生講過，影響我人生的是三個老頭兒：一個是村山富市，日本社會民主黨黨首、前首相，無論按中國的說法還是按日本的說法都是一個左派人物；一個是岡崎久彥，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的外交戰(zhàn)略顧問，曾經(jīng)是日本外務省情報局局長，有人說那是日本的FBI，中國政界、學界都稱岡崎是極右翼分子。這兩個人迥異的政治見解和價值觀，在我這個生長在紅旗下的紅孩子身上沖突、交融、沉淀，我由此學會了思考，學會了觀察，學會了判斷，也學會了愛國，并最終投身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一名研究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的博士研究生。我的愛國是立體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人們都說我一點兒也不似在燈紅酒綠的異國他鄉(xiāng)呆過，我的博士論文被許多專家評為觀點客觀、分析透徹，填補了國史相關研究的空白。我認為這與那兩個日本老頭的影響有關。另一個對我影響至深的老人是一位中國人，比起兩個日本人似乎名氣小些，但也是一個奇人，他是生于1931年的中華日本學會的會長劉德有先生。他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中國翻譯家協(xié)會會長，被稱為在世的中日交流的國寶級人物，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日文翻譯，見證了當代中日關系的起伏與變遷。因為將他60萬字的回憶錄翻譯成日文，我這個橫濱國立大學專攻熱流體力學的博士擺脫了對中日關系幾近無知的狀態(tài)，對新中國成立后的中日交往歷史有了一點兒粗略的認知。有趣的是，這三個老人都曾因為“功勛卓著”而獲得過日本天皇勛章。這一點真的是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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