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未來經濟新方向

雖然“供給側改革”這個字眼早已為大眾所熟悉，2016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著墨不少。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長視野觀察，中國宏觀調控經過了“釋放需求”和“激發(fā)需求”兩個階段，現(xiàn)階段顯然是強調供需匹配的結構調整階段。本屆政府上臺以來，“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更是被明確為“創(chuàng)新調控方式”，“供給側改革”被中國政府賦予了未來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不過，盡管在解釋和宣傳方面做了諸多鋪墊，但政府與市場溝通還是不夠，市場對其還是存在諸多誤解，甚至有資本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將其與西方的“里根主義”等同。筆者認為，“供給側改革”是中國政府根據國情選擇的創(chuàng)新調控方式，它以結構性改革為主要內容，目的是“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并非西方的“供給主義”。

供給側改革仍強調發(fā)揮政府調控功能

2015年5月25日，人民日報刊文《五問中國經濟——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形勢》，全面闡述了“怎么看”經濟；2016年1月4日，人民日報再刊文《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怎么看怎么干》，系統(tǒng)論述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要“怎么干”，明確了經濟發(fā)展短期、長期間的關系和處理。由“怎么看”到“怎么做”，歷時半年有余，政府將經濟發(fā)展和未來改革的一攬子框架向社會、市場做了詳細闡述。這對引導預期、形成合力，有著重要作用。相對于過去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調控，中國政府就經濟發(fā)展與公眾的溝通，顯然有一個飛躍！

從歷程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經歷了“經濟新常態(tài)”——“供給側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三個認識階段，說明這一新提法是中國政府對經濟發(fā)展深思熟慮后的結果，自然也將引領未來經濟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雖然《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中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要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放手”是最大的“抓手”，等等對政府行為邊界的重新界定。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要推行“供給主義經濟學”。

供給經濟學是相對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經濟學說而言的。需求管理經濟學的政策理論核心是“菲利浦曲線”——經濟冷熱引起的需求波動將引起通脹變化，財政、貨幣政策將圍繞此展開；供給經濟學的政策理論核心是“拉弗曲線”——政府減稅將提高經濟內生活力。供給主義是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政治主張，實質是要政府對經濟管理“甩手”，顯然這并非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張。

中國“供給側”改革前因后果

伴隨出境游的興起，中國游客海外購物的“生猛”態(tài)勢為世界所矚目。日本馬桶蓋、韓國化妝品、歐美奢侈品、澳新洋奶粉……中國人購買力之強似一股“龍卷風”，所到之處很多地方貨架被一掃而空，以至于有港人抗議和海外限購的反�，F(xiàn)象。當國人的出境游變購物游時，國內消費增長卻一路走低，名義增速從2010年的18.3%一路下滑到2014年的12%；2015年，國內消費增長仍然延續(xù)了平穩(wěn)、緩步下滑的態(tài)勢！

面對投資持續(xù)下降和過剩產能突出狀況，中國經濟維穩(wěn)對消費增長寄予了厚望。消費的穩(wěn)中偏降格局，使得中國宏觀經濟中的總需求一直處于疲弱狀態(tài)，進而導致了增長的疲軟。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進入了明顯的“底部徘徊”階段，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一直不能消除；微觀上，企業(yè)經營效益或繼續(xù)下降。因此，筆者一直主張中國經濟格局是“宏觀穩(wěn)、微觀差”。筆者一直認為，中國投資型經濟的特征不會改變，這是由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所決定。“去杠桿”壓力和債務問題，使得中國經濟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難以恢復投資的中高速增長，故中國經濟的第一增長動力——投資，將延續(xù)低位，經濟增速也將延續(xù)低位徘徊狀態(tài)。

顯然，“入世”以來中國經濟需求導向的管理和發(fā)展思路，碰到了極大困難！依靠需求刺激，中國曾率先走出了2008年的危機沖擊，并對制止全球經濟崩潰做出了貢獻！但隨之邇來的是，需求管理也走到了盡頭。經濟增長階段變化帶來的內在動力轉換（由要素擴張到效率提升），導致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應明顯下降。此外，對中國當前經濟困境來說，寬松財政政策本身運用空間有限——中國經濟當前運行中的一大問題是政府債務處理，債務困境制約了刺激政策的運用。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也讓政府直接主導的投資舊有扶持模式，難以延續(xù)。對經濟增長平穩(wěn)力度的調控，轉而更多地依賴投融資體制的改革！雖然經濟增長持續(xù)低迷，但政策也將持續(xù)觀望。

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周期性的“出清”，不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出清”都不可避免！在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階段，政府對經濟周期有著超強的控制力。改革開放已近40年，中國經濟體系的市場化程度已達相當程度。但是，基于傳統(tǒng)和習慣的差異，中國政府對市場“出清”天然地反感，總是以政府的“計劃”出清來代替市場的“自然”出清。面對產能過剩和經濟轉型的困境，在需求調控政策“無招”的情況下，采取了以產能調整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改革。

供給主義的前世今生

被經濟學現(xiàn)代供應學派公認為理論鼻祖的是薩伊的供給定律。法國學者讓?巴蒂斯特?薩伊于1803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概論》的不朽著作，書中觀點“生產給產品創(chuàng)造需求”被后人總結為薩伊定理，并簡述為“生產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實際上薩伊描述的“生產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僅是資本主義發(fā)展早期階段，市場均衡時的一種狀態(tài)，薩伊定律的前提是產品以產品購買，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顯然，薩伊定律只和當時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現(xiàn)實相吻合；在商品經濟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社會需求也發(fā)展到了“馬斯洛需求”的高級階段，單純價格調節(jié)已不再能“出清”供求失衡！

在政策實施層面，供應學派成為宏觀政策的理論和思想基礎，是在20世紀80年代。上世紀70年代，在政策層面實施了20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正被現(xiàn)實問題所困，凱恩斯主義倡導下政府干預和需求管理思想，令西方世界陷入了嚴重的“滯脹”狀態(tài)。面對新問題，需求管理的思想束手無策，難以有效應對。1979年和1980年分別當選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總統(tǒng)，都不約而同地采納和實施了供給學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哲學。這個政策層面供給學派的思想核心，是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政府最少限度的干預市場，最少限度的涉入經濟：太多的稅收和監(jiān)管，太高的公共開支，壓榨了企業(yè)精神。供應學派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是，繁榮經濟最好通過減少行業(yè)管制和企業(yè)稅收，鼓勵經營者提供更多廉價商品來實現(xiàn)，不能像凱恩斯思想那樣靠增加公共開支，通過“需求管理”來實現(xiàn)。供應學派認為，減稅和取消管制，能夠釋放市場的根本建設性力量，激發(fā)企業(yè)內在活力，從而提升經濟活力。

不過，正如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長期實施帶來 “滯脹”副產品一樣，作為應對“滯脹”問題而產生的供給主義經濟政策，長期實施的結果，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并將供給主義帶入難解困境——不平等的極端擴大，并最終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全球經濟目前仍然沒有走出此輪危機，2016年很可能演化成新興市場危機。

供給側改革≠供給主義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上存在著一種錯誤看法：供給側改革=供給主義。這顯然是犯了“望文生義”的毛病。將西方供給主義經濟政策的成功經驗，當作中國供給側改革的前景，則又犯了食“洋”不化的毛病，實則是先有主觀方向判斷、再找論證邏輯的“忽悠”！

西方作為政策層面上的“供給主義”，并不與學術層面上的“供給主義”思想等同。作為學術思想的“供給主義”，核心是“供給自動創(chuàng)造需求”，其具體含義是在價格機制充分發(fā)揮作用前提下，供需雙方通過價格調節(jié)可自動達到均衡，這顯然只能是理論上的分析；政策實踐層面上的“供給主義”，其核心是自由主義，即政府最大限度減少干預，包括稅收、管制能，企業(yè)在不受干擾情況下會發(fā)揮最大活力，市場會自動調節(jié)失衡，不會長時間處于不能“出清”狀態(tài)。作為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政策實踐的“供給主義”，是針對凱恩斯需求管理思想下政府對經濟干預的行為，作為對立面而提出的學術思想；同時，也是被當作為解決因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帶來的“滯脹”問題的解決方案。

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目的，是為了打贏“四個經濟遷滅戰(zhàn)”（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yè)經營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和防范金融風險），是為了加速產業(yè)調整，是基于產業(yè)過剩問題長期懸而未決而提出的新解決方案，實質是要政府加深對經濟運營行為的干預�！肮┙o側改革”，會使政府進一步涉入經濟領域，強化政府對產業(yè)的調控，與西方曾經的“供給主義”，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雖然中國政府在“供給側改革”綱領中也提高要放松對行業(yè)管制，但只是對“應該按市場原則進行運作的領域”，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廣大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國民經濟重點命脈的產業(yè)，政府主導的國有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更為重要的是，上述政府管控經濟的標準，僅是模糊的論述，實踐中并無明確標準，從而經常導致了松而不放的局面。在意識形態(tài)上，自由主義仍然是中國的敏感和忌諱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