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保ā栋谆⑼ā氛Z）《管子》強調(diào)“地者，政之本也，是知地可以正政也”。故我國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時期就設(shè)有職官掌管輿地�！吨芏Y》謂：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shù)，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shù)。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在“百家之鳴”的戰(zhàn)國時期，就創(chuàng)作出《山海經(jīng)》《禹貢》兩部地理名著，開辟了輿地學(xué)之先河。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將“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大海，北過大夏”的廣袤版圖，劃分為三十六郡（后增為四十郡），郡轄縣若干。為銘刻“大一統(tǒng)”之偉業(yè)，御史編撰了圖文并茂的《秦地圖》。當漢軍攻入咸陽時，為蕭何所獲，使劉邦“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終于打敗項羽，建立了漢朝。
　　漢承郡縣制。武帝時，令郡縣上報“計書”于太史公，進而編就《漢輿地圖》。元狩六年（前１１７）立劉閎為齊王時，御史即“奏《輿地圖》”。何以稱《輿地圖》呢？《史記正義》謂：“天地有覆載之德，天為蓋，地為輿，故云《輿地圖》。”
　　東漢班固繼承其父班彪未竟之業(yè)，撰寫《漢書》。其中《地理志》，以政區(qū)為綱目，記郡縣建置沿革、戶籍、人口及山川、關(guān)隘、古跡、聚落、風(fēng)俗、民情等�！霸敹�有法，約而能該”，是為地理總志的濫觴。由于具有“明天下，察郡邑、振紀綱，固社稷”之功能，不僅后世正史多設(shè)《地理志》，而且官修、私撰眾多獨立成書的地理總志。
　　公元２８０年，晉武帝滅吳，結(jié)束六十多年三國紛爭，再次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遂命秘書監(jiān)摯虞撰集規(guī)�？涨昂甏�、涵蓋更為廣博的《畿服經(jīng)》一百七十卷。由于政區(qū)、人口、田土不斷有所變化，故在太康年間（２８１－２８９）又三次編撰《郡國志》和《地志》。
　　西晉“八王之亂”后，招致十六國紛爭與南北朝的對峙。即使在分裂割據(jù)狀態(tài)下，北魏闞骃、南朝陳顧野王，仍心系神州，突破其供職政權(quán)疆域，編撰大一統(tǒng)的《十三州志》《輿地志》。他們不愧為杰出的炎黃子孫。
　　隋朝代周滅陳后，我國出現(xiàn)了第三次的統(tǒng)一安定局面。為順應(yīng)民意，鞏固社稷，在短短三十七年間，便修纂《區(qū)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jīng)集》一百卷，《諸郡土俗物產(chǎn)》一百一十卷。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輿地之作極為耀目。李世民勵精圖治，批準其四子李泰修纂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清儒劉汝賢評其為“經(jīng)天緯地之輔翼”。德宗李適即位后，起用精于史地的賈耽為宰相。賈先后呈送《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地圖》《貞元十道錄》《皇華四達記》《海內(nèi)華夷圖》等。德宗以“熟諳疆土之廣大、山川之壯麗而欣喜”，多次給予獎賞。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深感“成當今之務(wù)，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故先后撰《元和郡縣圖志》《元和國計簿》等。元和年間之所以“清明安定，得以中興”，和李吉甫之貢獻大有關(guān)系。
　　據(jù)史書《藝文志》和歷代文獻目錄學(xué)家統(tǒng)計，漢唐時期地理總志約近二百種、三千余卷。但遺憾的是除了漢唐正史中九種《地理志》和殘缺不全的《元和郡縣志》《貞元十道錄》之外，絕大多數(shù)皆在歷代的“十二厄”和保管不善中毀滅了，筆者在《宋遼金元方志輯佚·前言》中寫到：
　　包括方志遺產(chǎn)在內(nèi)的文獻古籍，歷史上卻屢遭嚴重毀壞。隋代牛弘列舉“五厄”：一為秦皇焚書，二為王莽燔宮，三為董卓禍亂，四為劉淵陷洛，五為蕭繹毀書。明代胡應(yīng)麟歷數(shù)隋唐至宋末又經(jīng)歷五次大的災(zāi)厄：一為隋煬帝被殺，一時大亂，圖書被焚；二為安史之亂，文獻損失殆盡；三為黃巢入京，書籍被焚；四為靖康之難，圖籍散佚無算；五為伯顏攻入臨安，圖書禮器洗劫一空。其后李自成、太平天國造反時，不僅官府所藏書籍遭嚴重毀壞，連私人藏書也難于幸免。如吳偉業(yè)私藏古籍就被焚于一旦，其作詩以記其事：“金元圖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記中山玉印在，一般烽火竟消沉�！痹偃缣�平軍所到之處，凡遇儒家典籍文獻，“不投之于溷廁，則置于水火”（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xué)》）。因而加上前述的“十厄”，當為“十二厄”。此外由于保管不善，如蟲蛀、鼠嚙、濕霉、火患等，也是圖書散佚的重要原因。致使?jié)h唐宋元古籍存世者不及百分之一。
　　不幸之中值得慶幸的是，古代一些類書、史注、地志、文集中征引當時存世、而后亡佚典籍中的文字，后世嗜學(xué)者視為遺珍予以鉤沉，遂產(chǎn)生了輯佚之學(xué)。歷來人們多據(jù)章學(xué)誠《校讎通義》，謂輯佚始于南宋王應(yīng)麟之《三家詩考》。然近世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則稱北宋已有輯佚之書。其《書林清話》卷八《輯刻古書不始于王應(yīng)麟》謂：“古書散佚，復(fù)從他書所引搜輯成書，世皆以為自宋末王應(yīng)麟輯《三家詩》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黃伯思《東觀余論》中，有《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jīng)》后》云：‘按《隋經(jīng)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jīng)》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從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鮑照《舞鶴賦》抄出大略，今真靜陳尊師所書即此也。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fēng)概，殊可珍也�！瘬�(jù)此，則輯佚之書，當以此經(jīng)為鼻祖�！秉S伯思所謂的“真靜陳尊師”，就是北宋道士陳景元。景元，南城（今屬江西）人，讀書到老不倦，宋神宗嘗召對天章閣，賜號真人。所輯《相鶴經(jīng)》又以其書法名世，惜北宋末年亡佚。
　　元明之際陶宗儀仿宋曾慥《類說》例，采摭漢魏至宋元之作，編《說郛》百卷，其中有晉黃義仲《十三州記》《太康地記》、唐李吉甫《十道志》等。此為輯佚漢唐地志之嚆矢。清代為輯佚之鼎盛期，其中輯漢唐地理總志者有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孫星衍《括地志》、畢沅《晉太康三年地志》《晉書地道記》、張澍《十三州志》等。前賢之功不可沒。但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諸如秘藏館閣的宋元秘籍、《永樂大典》以及一些傳抄本圖書等無從獲見，致使不少志書尚未挖掘出來。諸家輯佚也有缺失。有的不加�？�，以訛傳訛。有的出處不詳明。甚至還有誤收、漏收者。
　　有鑒于此，筆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即開始在業(yè)余時間對古地志進行輯佚，１９９７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拙著《漢唐方志輯佚》。盡管所收是殘編斷簡，還有部分缺陷差錯，但仍被方志學(xué)家傅振倫認為“麟光片羽，彌足珍貴”。此后筆者開始對宋元地志和漢唐總志進行鉤沉。２０１１年《宋遼金元方志輯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筆者即邀請鄭梅玲、劉鷹二人參與本書輯校具體工作。外甥劉宏、侄兒劉鐵也分別在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查閱、收集資料�，F(xiàn)在終于如期脫稿。
　　本書輯錄69種亡佚的漢唐地理總志。其中包括存世殘卷《元和郡縣志》和《貞元十道錄》的佚文。另五代十國時南唐徐鍇《方輿記》附在卷末。這樣加上《宋遼金元方志輯佚》中的總志，亡佚的元代以前地理總志就全部展現(xiàn)出來了。
　　本書所收佚文有大量各地的建置沿革、城邑變遷、村落興衰、名人蹤影、文化遺跡以及山脈、河流、湖泊、關(guān)隘、道路、宮觀、寺廟、物產(chǎn)、風(fēng)景名勝等內(nèi)容。其中許多記載為最早、最詳或唯一者，具有權(quán)威性，因而為后世史書、地志屢屢征引。如酈道元注《水經(jīng)》、裴松之注《三國志》、裴骃《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胡三省注《資治通鑒》，及眾多宋元方志等近百種經(jīng)典古籍，均引錄漢唐地理總志，以表明其時間、空間，闡述其原委、要旨。直至當今，凡研究歷史地理、地方史和編纂新方志，莫不溯本求源，引用漢唐古志，以提高其學(xué)術(shù)性和可信度。
　　書中也有些迷信、荒誕的文字，這是由于古代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科技不發(fā)達，人們對大自然和某些社會現(xiàn)象不能科學(xué)理解，以致借助虛幻的神靈鬼怪予以回答，或?qū)θ松�信仰尋找的精神寄托。這些只能表明歷史過程上的愚昧落后，人們自然不會信以為真。
　　限于水平，本書定有缺陷，甚至有舛誤不當，祈望讀者指正。
　　劉緯毅
　　2013年12月于山陽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