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獲獎作家

　　[法國]蘇利-普呂多姆

　　Rene Sully-Prudhomme（1839一1907）

　�。ü�(jié)選）

　　詩是翻騰的內(nèi)心之嘆息。

　　詩是被心譜成音樂的宇宙。

　　天生是詩人兼哲學(xué)家的人非常不幸；他最甜蜜的幻想變成了痛苦的沉思；他審視所有事物的兩面，并因此為他所欣賞的東西的死亡而悲泣。那些只是哲學(xué)家的人也很值得同情，因為他們往往費盡心血—那是快樂之源，才成其為哲學(xué)家�？稍娙耸切腋５�，假如幻想不是最大的痛苦的話。最后剩下這些令人難解的生靈，其冷漠使人討厭。“上帝”、“死亡”、“廣闊”、“永恒的時間”，這些是他們的常用詞。他們無疑是幸福的，可與畜生無異，這種幸福令人憐憫：我寧愿要別人高貴的不幸而不要他們的無憂無慮。

　　當一個人無緣無故地問你“你寫詩嗎？”的時候，如果你反問他是否也寫詩，他會很高興的。

　　相信一個焚毀其作品的詩人所說的話。

　　在沉思過程中，我有時會突然忘記所思的主題，我覺得自己剛剛打了一次真正的敗仗，因此而感到十分痛苦。我從中得出結(jié)論：思想是一種持續(xù)的快感，它是那么甜蜜，以至于終止時比活動時更明顯。

　　詩人為詩人而寫，正像地質(zhì)學(xué)家為地質(zhì)學(xué)家而寫一樣；寫詩和科學(xué)研究都需要經(jīng)過訓(xùn)練；那些沒有在興趣的培養(yǎng)中得到任何訓(xùn)練的人是不夠格的，其批評是沒有影響的。

　　拉封丹①是個真正的哲學(xué)家，其一切目的和努力都致力于教諭人類嗎？我不這樣看。我把他當作一個十分敏感的詩人，熱愛詩歌本身，既無惡意也無善念，他采用了一種適合其思想的體裁，并依照他心中繆斯的啟示隨意發(fā)展這種體裁。我覺得他在每首寓言的最后寫了兩行寓意詩，因為不存在沒有寓意的寓言，他沒有不經(jīng)過深思熟慮而寫作過，我覺得他關(guān)心人的行為和怪癖甚于關(guān)心人們從中吸取的教訓(xùn)，為什么在這寓意中高貴的東西那么少？為什么熱衷于日常生活庸俗的可以說是異教徒的箴言？因為我們未曾見過人們像引用大思想家的箴言那樣引用他的格言。我不在蹩腳的精神本質(zhì)中尋找其答案，因為他既不是懷疑論者，也不是瀆神者，正如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所證明的那樣。可我認為，兩個原因可能造成了這種疏忽。也許他沒有覺得自己身上的詩人細胞比道德細胞多，他沒能同時追求兩種榮譽，或者他明白寓言這種體裁為保持簡單樸實的形式而摒棄哲學(xué)家們有點學(xué)究氣的嚴肅？不管他的寓意如何，沒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把詩歌所有的弦都集中在豎琴上。你想激動嗎？讀讀《兩只鴿子》②和他有關(guān)友情之魅力的別的所有詩句，你會認出《山谷美女》③和《費萊芒和博西絲》④的作者。你想感受勇敢激烈的雄辯所引起的激情嗎？讀讀《多瑙河農(nóng)民》⑤。假如你樂意在他身上找到迷人的故事、作者的影子，請隨便翻開他的書。最后，要是什么都不使你感興趣，哪怕他所有的這些優(yōu)點，第一百遍地讀他的《橡樹與蘆葦》⑥吧！

　　完美的詩藝在于根據(jù)節(jié)奏的需要使用詞匯，以表達人們心中所想的東西。蹩腳的詩人在詞匯上構(gòu)筑思想，真正的詩人使詞匯服從于思想。

　　詩往往不過是使思想與詞匯相配合的藝術(shù)。

　　可疑的東西是不好的，至少在詩中是這樣，因為可疑與魅力是水火不容的，當陶醉靈魂時，它提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覺得可疑的東西別人也會覺得可疑。

　　論愛情。

　　談?wù)搻矍榈奶摌s和弱點是沒有意思的。

　　男人只須保證把愛藏在心中，不應(yīng)該在劃分其本質(zhì)時破壞它。愛情是感覺，同時也是思想，正如美本身是形式也是表現(xiàn)一樣。沒有接吻的愛是不完全的，沒有柔情和尊重的愛也是不完全的。學(xué)會混合這兩種幸福的源泉，按相當?shù)谋壤�混合，決不使它枯竭，這就是愛的藝術(shù)。當人們想一口喝掉幸福之水時，他覺得這算不了什么。愛情總的來說在其樂趣方面是可分的，只有細細品嘗才覺得味好，其理由十分簡單：肉體的快感不管如何強烈都是有限定有邊界的，可人們用此創(chuàng)造出來的形象不會比想象本身有更多的限制，從中產(chǎn)生了某種失望。另一方面，道德、愛情、感情，在心中沒有價值，它總是戰(zhàn)勝強烈的身體危機，由此產(chǎn)生了心中的愛情和表達它的感官愛情之間不協(xié)調(diào)的痛苦之情，滿足把這些愛互相聯(lián)系起來，因為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沒有比淫蕩更容易使人致命的東西了。誰想達到幸福的盡頭誰很快就可以達到。相反，聰明人對快樂精打細算，很有保留。他不是一次用完他的寶藏，他知道如何使肉體之愛像道德之愛一樣無窮無盡，永不枯竭。

　　假如人們只知道該用什么方法去死，那還僅僅是想到死。懷疑在這一點上使我們平靜，而在所有別的方面折磨著我們，這很令人費解。人們也可能不怕死亡，因為時間是用一系列短暫而無窮的時刻組成的，在這當中，人們確信自己活著。

　　人們無須去思考死亡，因為人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最深刻的哲學(xué)家不會去探究自己的映像，映像強烈得使哲學(xué)家不會有更多的虛榮心去談?wù)撍��?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為什么知道這一點會很令人欣慰？

　　如果一種痛苦是普遍性的，這種痛苦會好受些嗎？是的，普遍性的東西是本質(zhì)的東西，因而不會是一種痛苦。

　　假如說所有的人都會死，那是符合死亡的自然規(guī)律的；因此，死亡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好處，好處就在于我們的命運和本質(zhì)保持一致。瑪克·奧雷爾①感覺到了這一點。

　　哲學(xué)家和布道者徒勞無功，他們最精彩的演出也不能真正使人害怕死亡；人們只害怕目前和可見的死亡；只有死亡本身的威脅使人們恐懼。

　　生活，就是死亡；神圣的安眠來自這個吻。

　　只要我們還活著，死亡就是哲學(xué)家的思辨�，F(xiàn)在，洞挖好了，應(yīng)該下去了：底下有些什么東西？

　�。ê�小躍　譯）

　　1902年獲獎作家

　　[德國]特奧多爾·蒙森

　　Theodor Mommsen（1817一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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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連串的重大勝利以帖普撒斯之戰(zhàn)將決定世界未來之權(quán)交予蓋阿斯·朱利阿斯·愷撒的時候，他行年五十六歲（他可能生于公元前102年7月12日）；現(xiàn)在，他是羅馬的新君主，也是整個希臘—羅馬文明的第一個統(tǒng)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徹底考驗的，歷史上少見。他乃是羅馬的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個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設(shè)計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愷撒出生于拉提阿姆最古老的貴族家庭，其血緣可以上溯至伊利亞特時代的英雄；他幼年與青年的歲月像當時的貴族典型一般度過；他嘗過了當時時尚生活的苦杯與甜汁，遭受過喝彩與詆毀，閑來無事也賦過新詞，在種種女人的懷里打過滾，學(xué)過種種紈绔子弟梳理頭發(fā)的花樣，更精于永遠借錢而永不還錢的妙法。

　　但這種堅韌如鋼的天性是連這類的放誕生活也不能損壞的；愷撒身體既未耗損，心靈的彈性也保持著良好的狀態(tài)。在劍術(shù)與騎術(shù)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戰(zhàn)士相比，而他的游泳術(shù)更在亞歷山大利亞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軍速度之快—為了爭取時間，常常夜間行動，這跟龐培游行式的緩慢正好形成對比—令當代人非常吃驚，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體一樣靈活而強韌。他對一切事務(wù)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見到的處境，都既準確又落實。他的記憶力是無可匹比的，他又可以同時處理好幾件事而能同樣鎮(zhèn)定。雖然他是紳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終其一生，他對他母親奧莉麗亞都懷著最純的敬愛（其父早逝）。對他的妻子們，尤其對女兒朱莉亞，他懷著令人生敬的摯愛，這種情感甚至對政治都不無影響。對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論是地位高低，他都維持著溫切而忠誠的關(guān)系，各隨其類。對他的黨徒，他從不會像龐培那樣可以無情地棄置不顧。不論際遇好壞，對朋友都堅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證言他們對他的深厚情感。

　　在這樣一個和諧的性情中人若說尚有某種成分特別突出，那便是他鄙棄一切理論和空想。愷撒當然是熱情的人，因為沒有熱情便沒有天才，但他的熱情從沒有強到他不能控制的程度。歌、愛情、酒，在他年輕的歲月曾經(jīng)占據(jù)他的心靈，但這些沒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長一段時期他熱切地投身于文學(xué)，但他又和亞歷山大不同，亞歷山大因想到荷馬筆下的阿契里斯而夜不成眠，愷撒無眠的時辰則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詞與動詞。他像當時的每個人一樣寫詩，但他的詩不佳。另一方面，他卻感興趣于天文與自然科學(xué)。酒是亞歷山大終身不能擺脫的毀滅者，但那有節(jié)制的羅馬人卻在狂歡的年輕歲月過去之后就完全避開了它。

　　像所有年輕時感受過女人之愛炫目燦爛的人一樣，愛情的暈光一直在他周圍搖曳。即使在他四五十歲以后，他仍有過若干戀情，仍然保持著若干浮華的外觀—或正確些說，他的男性美的一種討人喜歡的意識。他非常在乎他的禿頭，在公共場合出現(xiàn)時，小心地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發(fā)卷可以用勝利換取，無疑他會用他的若干勝利交換。但他同女子的交往無論給他何等甜美的感覺，他都不允許她們有左右他的影響。即使他與克莉奧佩特拉甚遭指責的關(guān)系，也不過是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個弱點。

　　愷撒是一個徹底的現(xiàn)實主義者，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不論他做什么，都充盈了他的明智，也被他具有的明智所引導(dǎo)，而這種明智則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熱烈地生活于此時此刻，不被回憶與期望所擾；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任何時刻他都可以以全副活力投入行動，可以將他的天才投注于最細小的工作；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夠領(lǐng)會人的領(lǐng)會力所能領(lǐng)會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才有那種鎮(zhèn)定從容，用這種從容，他口述他的著作，計劃他的戰(zhàn)役；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才有那“驚人的明靜”，不論順逆；就是由于這個特點，他才有那完全的獨立，不受寵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響。

　　由于這種明澈的判斷，對于命運與人力，愷撒從未產(chǎn)生過幻象，朋友工作的失當，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計劃都制定得明確，一切的可能性都經(jīng)考慮，但他卻從未忘記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話。有時他會玩起那種冒險的游戲，理由在此，他曾再三冒性命之險，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會做最任性的事一樣，愷撒的理性主義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義相通。

　　這些稟賦必然會締造出政治家。因此，愷撒從早年開始從最真實的意義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懷抱著人所能懷抱的最高目標—使自己那深深腐敗了的國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國家相關(guān)的那更為腐敗的希臘民族，在政治上、軍事上與道德上獲得新生。三十年戰(zhàn)爭的艱苦經(jīng)驗使他對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變，但在目的上，卻不論處于無望時候，或權(quán)力無限之際，都未曾改變，作為煽動家、陰謀家時如此，走在黑暗小徑時如此，在聯(lián)合執(zhí)政時以及君主專制時，仍然如此。

　　愷撒所推動的長期計劃，即使在極為不同的時期零碎實施的，都是他那偉大建筑的一部分。他沒有什么單項的成就，因為他的成就沒有單項的。作為一個作者，他文體的單純優(yōu)美是無法模仿的；作為一個將軍，他不把常規(guī)與傳統(tǒng)放在眼里，他總是以他特殊的鑒別力鑒別出得以征服敵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此是正確的。他能夠以先知的確定性找到每件事情達到目的的正確方法。在戰(zhàn)敗之后，他仍像奧倫治的威廉屹立不動，而不變地以勝利結(jié)束戰(zhàn)役。他以無可匹比的完美迅速調(diào)動大軍—正是這個因素使軍事天才有別于普通能力—而他的勝利不是來自軍隊的龐大，而是來自行動的神速；不是來自長久的準備，而是來自快速與大膽的行動，即使在配備不足的情況下亦然。

　　但就愷撒而言，所有這些都僅屬次要。無疑他是個大演說家、大作家、大將軍，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為他是絕頂?shù)恼�治家。他的軍人身份完全是附屬的，而他跟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拿破侖的主要不同，便在于他不是以軍人，而是以政治家作為他事業(yè)的開始。起初他本想象培利克利斯和蓋阿斯葛拉丘一樣，不用武力而達目的，十八年的時間，他身為人民派的領(lǐng)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計劃與謀略�？墒窃谒氖畾q的時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認，軍事的支持是必需的，于是他成為軍隊的首領(lǐng)。

　　因此，此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軍人，也是自然之事。這一點，克倫威爾有些與之相近，后者由反對派領(lǐng)袖變?yōu)檐娛率最I(lǐng)與民主王。一般說來，這個清教徒雖然跟那放蕩的羅馬人極少有相似之處，但在其發(fā)展過程、其目標、其成就上來說，卻是近代政治家中與愷撒最為接近的。即使在愷撒的戰(zhàn)爭中，這種即興式的將軍作風也是明顯的。正如拿破侖的埃及與英格蘭戰(zhàn)爭展示著炮兵中尉的氣質(zhì)，愷撒的戰(zhàn)爭則展示著煽動家的特點。有好幾次—最顯然的是艾庇拉斯的登陸—愷撒都疏于軍事的考慮，而一個徹底的將軍本是不應(yīng)有這種疏忽的。因此，他的幾次行動從軍事觀點而言當受責備，但將軍所失者，卻由政治家獲得。

　　政治家的任務(wù)正像愷撒的天才一樣廣泛。他從事種種事務(wù)，但沒有一樣不跟他那偉大的目標合為一體的；這個目標他始終堅守如一，而從未對這偉大行動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廢。他是一個戰(zhàn)術(shù)大師，但他卻竭盡一切力量以阻止內(nèi)戰(zhàn)，當他無法阻止時，則盡量避免流血。雖然他是軍事君主國的創(chuàng)建者，他卻有效地阻止了元帥的繼承體制或軍事政府。若說他對國家的服務(wù)業(yè)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學(xué)與和平的藝術(shù)，而非有助于戰(zhàn)爭者。

　　作為政治家，他行動最特殊的一點是他完美的和諧。事實上，政治家（這人類行為中最困難的一種）的一切條件都結(jié)合于愷撒一身。對他來說，除了生活于現(xiàn)實，并合于理性法則以外，在政治上沒有有價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顧及歷史的與考據(jù)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語及對稱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他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統(tǒng)治者，他統(tǒng)治人心，像風驅(qū)使云彩一樣，他可以驅(qū)使種種不同的人為他服務(wù)—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級軍官，溫柔的羅馬主婦，埃及與毛里塔尼亞的美麗公主，意氣風發(fā)的騎兵軍官與錙銖必較的銀行家。

　　他的組織才能十分驚人。沒有一個政治家、一個將軍能像他這樣，把如此紛紜、如此本不相容的分子聚合在一起，成為盟邦，成為軍隊，并這般牢固地結(jié)合在一起。沒有一個攝政者像他這樣，對他的追隨者做如此明確的判斷，并各自給予適得其所的職位。

　　他是一個君主，但從沒有裝作國王。即使當他身為羅馬絕對主人的時期，他的舉止也只不過如黨派領(lǐng)袖，謙遜平易，和藹近人，除了在同儕中居于首位外，似乎沒有其他愿望。許多人都曾把軍事指揮官的調(diào)調(diào)帶到政治上，愷撒卻從未犯過這樣的錯誤。不論他同元老院的關(guān)系變得何等不如意，他從沒有蠻橫逞兇過。愷撒是君主，卻從未被暴君的眩暈攫住。在世界的偉人中，他或許是唯一一個在大事小事上從不以沖動與任性行事的人。他總是依照他身為統(tǒng)治者的義務(wù)而行事，回顧一生事跡，他固然可因一些錯誤的判斷而悲傷，卻從未因沖動而失足。愷撒一生從未做過那近乎精神錯亂下所行的過度之事，如亞歷山大殺克里塔斯、焚毀波斯波利斯之舉。

　　總而言之，他可能是偉人中唯一一個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分辨出何者是可能，何者是不可能，在成功的極峰上，仍能識別出這成功的自然界限的人。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絕不為雖然最好卻不可能的事而忽視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藥的惡事，他從不拒絕提供減輕之法。當他識別出命運在說話時，他又總是服從。亞歷山大在海法西斯、拿破侖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們憤怒于命運，因命運對其寵兒只給予有限的成功；但愷撒在泰晤士河與萊茵河卻自動撤退，甚至在多瑙河與幼發(fā)拉底河，他想做的并不是征服世界，而只是可行的邊界整頓。

　　這便是這個出眾的人，這樣容易又這樣難于形容的人。他整個天性明澈，而關(guān)于他的傳說多過古代任何類似人物。我們對這樣一個人物的看法固然可有深淺之別，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無論有無識人能力的人都會感到這個偉大的人物展示著一種特質(zhì)，但這種特質(zhì)卻又沒有一個人能在生活中展現(xiàn)。其秘密在于它的完美。不論就一個人或歷史人物而言，愷撒都是許多相對的特質(zhì)匯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同時又有至為透徹的判斷力；不再年輕，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執(zhí)行能力；充滿了共和的理想，同時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處就是羅馬人，但在他自身之內(nèi)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迎合時代的潮流而將羅馬與希臘文化融合為一—愷撒是個完美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他歷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謂特點，而特點事實上則是人的自然發(fā)展之離差。初看之下的愷撒特點，細察之下不是他個人的，而是他那個時代的。譬如，他年輕時的浪漫行為，乃是他那個時代地位相似而較有稟賦的人所共有的行為；他缺乏詩才而具有強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羅馬人的通性。愷撒另一個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時地的考慮所控制，因為人性是沒有抽象的，而活著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據(jù)一個位置。愷撒之所以為完人，正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于時間之流中，也因為他比任何人更是羅馬民族諸基本特性的縮影—作為一個公民，非常講求實際。他的希臘文化教養(yǎng)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為一的希臘文化教養(yǎng)。

　　要把愷撒活生生地描繪出來，困難或許正在這里。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畫家可以畫出任何東西。史學(xué)家也是一樣，當他在千年之中遇見了一個完人之際，他只能沉默。因為“正�！惫倘豢梢悦枥L，卻只能述作沒有缺點。大自然的秘密—將正常與個性結(jié)合于至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無法表述的。我們只能說，親見這種完人的，是有幸者，因為從中可以見出自然的偉大。

　　不錯，這跟時間也有關(guān)系。這位羅馬英雄站在年輕的希臘英雄亞歷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于，但同時，世界卻已衰老。愷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無限遙遠的目標前進的歡欣過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廢墟上的，用的是廢墟的材料，他滿足于歷史為他所設(shè)的豐富而又有限的界限，盡量安全地在此范圍站穩(wěn)腳跟。因此，后代的夢想者越過了那沒有詩意的羅馬英雄，而將詩的金光與傳說的彩虹佩在亞歷山大身上。但兩千年來列國的政治生活卻莫不追蹤愷撒所畫下的路線，許多民族仍以愷撒之名稱他們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義而又深以為恥的事。

　　（孟祥森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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