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隱秘”的地方

                                     一 

     所謂 “隱秘角落”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于皇帝來說，紫禁城不存在隱秘角落，因為這座皇宮，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對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權，何況一座宮殿？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猶如“上帝”，對天下萬物——當然包括宮廷的每一個細節(jié)——擁有“全知視角”。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視角都是“限制性視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假若看到了自己不應該看見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禍臨頭。 

    所謂的 “隱秘角落”，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的。自這座宮殿在公元1420 年竣工，到1925 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對于天下百姓來說，在這五個世紀里，整個紫禁城都是隱秘角落，閑人免進。所以，故宮今天的英文譯名，仍然是“the Forbidden City ”。 

   1924 年，遜帝溥儀年滿十八周歲。光緒皇帝，就是在這個年齡親政的，而溥儀卻在這個年紀被掃地出門。最后一位皇帝離開之后，清室善后委員會進行了將近一年的文物清點工作，1925 年 10 月10  日成立了故宮博物院—— “故宮”的意思是 “從前的宮殿”，而 “博物院”則標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質，宮殿的主語，從此發(fā)生了逆轉。20 11 年，我把宮殿第一次開放的場面，寫進了長篇小說《血朝廷》的結尾，但那只是小說，作為故宮博物院開放的見證者，沈從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才是更真切的事實： 

    故宮開放，我大約可說是較早一批觀眾。且可能是對于故宮一切最感興趣的觀眾之一。猶記得那時的御花園里，小圍墻里那個小廟靠西圍墻邊，還有一枝高高的桅桿，上端有個方桌清朝對于年幼皇帝親政的年齡沒有明確規(guī)定，順治和康熙都是十四歲親政，同治十七歲親政，光緒十八歲親政。全書注釋為筆者注，特殊標明處除外。 

    大覆斗形木框架，上邊一點，還拉斜掛了一面可以升降的黃布斿帶大旗，在微風中翻飛。御花園西邊假山后，那所風尺形小樓房，還注明是宣統(tǒng)皇帝學英文的地方。英文教師莊士敦，原本就住在那個樓上。假山前一株老松樹上，還懸有一付為皇后娘娘備用的秋千索，坐板還朱漆燦然。西路宣統(tǒng)的寢殿，廊下也同樣有付秋千索。隔窗向里張望，臥房中一切陳設可看得清清楚楚。靠北一端有個民初形式的普通鋼絲床，床上衣被零亂。正中紅木方桌上果盤里，還有個未吃完的北京蘋果……可知當時是在十分匆促情形下離開的。  

   那時的故宮博物院，開放區(qū)域僅限于乾清門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 “后寢”部分，博物院的正門，則是紫禁城的北門——神武門。而乾清門以南，則早在 19 14 年就成立了古物陳列所，是一個主要保管陳列清廷遼寧、熱河兩行宮文物的機構，前面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了古物陳列所的一部分。這個機構一直存在到1948 年3 月，與故宮博物院合并，故宮博物院才真正擁有了一個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幾十年中，出于文物保護和辦公的需要，故宮博物院的開放面積，始終沒有超過一半。那些“未開放區(qū)”，就顯得愈發(fā)神秘。每次有朋友來故宮，都希望我陪他們到“未開放區(qū)”走走，我也萌生了寫“未開放區(qū)”的念頭。然而，“未開放區(qū)”是在不斷變化的，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20 15 年，故宮博物院迎來90 周年的生日，在這一年，故宮博物院的開放面積從52 ％增加到65 ％，未來的日子里，會有更多的“未開放區(qū)”成為開放區(qū)。或許有一天，對于這座古老的宮殿，每個人都將擁有一個“全知視角”。這使我最終放棄了寫“故宮的未開放區(qū)”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向“故宮的隱秘角落”。 

                                  二 

   相比之下，“故宮的隱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為它不只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不只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未開放區(qū)”，如慈寧花園、壽安宮，也可能在“開放區(qū)”，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宮的東邊，中軸線的一側，雖曾決定帝國的命運，卻極少為人關注。 

   “故宮的隱秘角落”，是故宮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說，沒有了“隱秘”，就沒有真正的故宮。在我心里，故宮就是生長“隱秘”的地方，一個“隱秘”消失了，就會有更多的“隱秘”浮現出來，就像日升月落，草長鶯飛，生生不息，永不停歇。所以，即使故宮在空間里的“隱秘”消失了，它在時間里的“隱秘”卻仍然健在，完好無損。冬日的黃昏，天黑得早，我離開研究院時，鎖上古舊木門，然后沿著紅墻，從英華殿、壽安宮、壽康宮、慈寧花園的西墻外，一路北走，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在慈寧花園和武英殿之間、原來屬于內務府的那片空場上，向東望去，會看見夕陽的余暉正從三大殿金色的戧脊上退去，然后，莊  嚴的三大殿就如一個縱向排列的艦隊，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接下來，整座宮殿，就成了夜的一部分。望著黑寂中的宮殿，我就像是看見了它的“隱秘”，莊重、浩大、迷離。那時我知道，在這座宮殿里，永遠會有一些讓我們無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時間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損的時間。它就像維納斯的斷臂，只存在于古代的時間里，今人永遠無法修補。但正是這樣的破損，成就了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筑、文物都可以修復，讓它們歷盡滄桑之后恢復原初的美，但時間不能。我試圖用史料去填補那些破損的時間，將宮殿深處的“隱秘”一一破解，這本書就是這樣誕生的。但我知道這純屬徒勞，因為真實的“隱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剛剛說過的，“隱秘”不會因破解而消失，而只能隨著“破解”而愈發(fā)顯現和擴大。歷史就像一樁懸案，無論遇上多么高明的偵探，也永遠不可能結案。 

    這是歷史吸引我們的一種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儲存在故宮的內部，如神龍首尾縹緲，似七巧玲瓏不定，卻又那么的，讓我們魂不守舍。 

                                   三 

    有一次，陪臺灣INK 印刻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初安民、深圳《晶報》總編輯胡洪俠、《晶報》深港書評版編輯劉憶斯等友人參觀故宮，就是從西華門進，先看武英殿，然后沿著還沒有開放的外西路，參觀了慈寧宮、慈寧花園、壽安宮、雨花閣（那時皆屬“未開放區(qū)”），然后順著三大殿外的紅墻，走到太和門前，飽覽太和殿的雄渾壯麗，再穿過協和門到達東路，拜謁文華殿里的文淵閣，然后沿紅墻走到箭亭，穿過箭亭廣場，向東進入寧壽宮區(qū)，抵達東北角的乾隆花園和景陽宮……漸漸，我發(fā)現，在我心里，這居然成了一條約定俗成的線路。它或許不是一條正確的路線，但絕對是一條有效的路線，足以向遠來的友人們展現故宮的神秘魅力。我相信它穿越了一個朝代最“隱秘”的部位，直指它秘而不宣的核心。 

   當我寫完這部書稿，檢視目錄時，心里不覺一凜，因為書中的線索居然與上述路線完全相合。我保證這并不是刻意而為的，但下意識里，那條路或許早就潛伏在我的心里，等待著我去辨識、認領。宮殿內部道路無數，那條幽深婉轉的路卻像一條彎曲的扁擔，挑起一個王朝的得意與失意、生離與死別，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迷上了它，它引誘了我，完成了這本書。我用這本書引誘更多的人，讓他們即使在千里萬里之外，也能感覺到這條道路的存在。 

                                四 

   本書談故宮建筑，卻不止于建筑，因為建筑也不過是歷史的容器，在它的里面，有過多少命定、多少無常、多少國運起伏、多少人事滄桑。在寫法上，本書依舊算不上歷史學術著作，充其量是談人論世的歷史散文而已。只不過這種歷史散文，是建立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的，也借鑒了他人的諸多成果，否則，這樣的歷史散文就成了沙上建塔，再美也是靠不住的。 

    文學與學術，各有分工，各有所長。我從不輕視學術，但寫了這么多年，如今我越來越偏愛散文，歸根結底，是那文字里透著生命的溫度。夜讀董橋，有一段話深合我意。董先生說：“今日學術多病，病在溫情不足。溫情藏在兩處：一在胸中，一在筆底；胸中溫情涵攝于良知之教養(yǎng)里面，筆底溫情則孕育在文章的神韻之中。 

    短了這兩道血脈，學問再博大，終究跳不出  蕩蕩的虛境，合了王陽明所說：‘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漢。’”  

    我沉浸在散文的世界里，千載歷史釀作一壺濁酒，萬里江山畫作一尺丹青，在歷史與現實、理智與情感之間，回旋往返，穿來梭去，不失為一種大自由，與古人對話，又實在是一種大榮幸。這文字里，不只有袖手觀棋、低眉閱世的輕松，往昔的繁華與幻滅里，無不包含著對現世的幾番警醒與憂患意識。 

    大約2009 年，我與攝影家李少白先生合作，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雙城記》前后，就萌生了寫作本書的念頭，與紫禁城出版社王冠良等朋友探討過寫作的思路，并開始嘗試著動筆。雖然步履艱難，但畢竟有了開始。沒有想到，兩年后，我調入故宮，成為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對故宮的建筑，尤其是“隱秘角落”，更多了幾分認識，寫作終于變得順暢起來。20 12 年初，我完成本書初稿，中文繁體字版交給牛津大學出版社，但當時對書稿并不滿意，后來，由于研究工作的便利，資料越查越多，就不肯輕易付梓了，而是對校樣一遍遍地修改，加入了一些內容，直至今日，才得以付印。剛好趕上故宮博物院成立90 周年，也算是一種機緣。對于牛津大學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發(fā)表上述作品的寧肯、海帆、賈永莉諸位編輯，以及長期給予我支持與鼓勵的故宮博物院領導與同事，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20 12年4 月2 日于故宮西北角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