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先生把中國上下三千年當做一個“長時段”,用結構觀念——針對特定范圍的一種共時性設定——來研究中國歷史和這種歷史延續(xù)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良知系統(tǒng)”“身體化”“和合性”等概念來總結中國文化中對“人”的設計和“二人”關系,并進一步延伸至對個體與社會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國家對世界態(tài)度的分析與概括。其匠心獨運之處在于,不是泛泛地羅列出這個民族的國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萬剮的切割,給人以深處其間而欲全力掙脫的濃烈感覺,從而達到文化批判的深遠訴求。
◎80年代的傳奇暢銷書,匠心獨運的文化批判,風靡一時,影響一代知識分子。 ◎研究針對長時段的文化深層結構,運用結構主義方法,是理性、經典的文化研究成果,結論長期有效,不會過時! 颉坝残哪c”的民族“劣根性”反思。結論是:中國人“心”發(fā)達于“腦”,但“心”并沒有表現為個人的熱情,反而化為鎮(zhèn)止個人熱情的社會化“人情”。所以,在中國人之間理性精神和個人熱情雙雙不發(fā)達! 蛑T多對中國人文化特征的總結性金句,一針見血,直指人心。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慶,在香港長大,在臺灣受大學教育,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后赴美國深造,于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期間并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歷史心理文集》《未斷奶的民族》《美國的弒母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tài)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金句摘錄
1.傳統(tǒng)中國那種必須由“家”去定義個人的情形,在新中國成立后,就擴充為由“國家”去定義個人。
2.中國式的烹調術是用“合二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中國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樣的原理產生的,亦即是時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國人對“人”的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亦即必須用“二人”才能去定義任何一“人”。
3.中國人自我壓縮的人格,既然認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權益是不合法的,因此對讓別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較大,對受別人利用、擺布與控制的敏感度就會比較低。而且,還往往會縱容與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讓他們繼續(xù)存下。
4.中國人避免對抗的心理看,使統(tǒng)治者對任何敢于起來反抗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冠以“破壞安定”的罪名。中國人向往“在一起”的傾向,也使統(tǒng)治者容易對任何持不同意見者搬用“破壞團結”這頂大帽子。
5.在中國人政教混同的權力結構底下,是不能有“公”與“私”之分的,因為它除了在國法的范圍內管理老百姓外,還要越出這個范圍去管理他們的“良知”。在具有政教之爭背景的西方,就很難出現這種情形。
6.政府當局盡量不讓老百姓去知道、去接觸、去理解干部們才有資格去知道的事物。這種措施背后的邏輯似乎是:干部是“成人”,因此自然可以去做一些“成人”之事;老百姓是被“教養(yǎng)”的對象,因此自然不該去接觸“兒童不宜”之事。將民眾“兒童化”,是中國統(tǒng)治者“弱民之術”的一個主要內容。
7.兩千多年來,中國在大一統(tǒng)帝國的巨傘底下,其實也存在著支離破碎的所謂“封建”勢力。然而,中央政府卻設計出一套文官的選拔制度,把地方的鄉(xiāng)紳勢力“干部化”。地方勢力一旦被中央文官體制“干部化”了之后,遂不期然地產生了一種“天下觀”,是他們以治理整個帝國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