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史哪得清如許

王鼎鈞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有人問一位史家，能不能用簡單幾句話說明人類全部的歷史。結(jié)果他拈出了四句話：

上帝教誰滅亡，先要教誰瘋狂；

上帝的磨子轉(zhuǎn)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細；

蜜蜂采了花粉，卻使花更鮮美；

當你看見星星時，太陽就快出來了。

這四句諺語，第三句是中國的，其他三句是西方的。第二句尤其讓我心動，許多的失望，許多難以釋懷、憤憤不平的歷史，都可以在這句話中得到安息，慢慢地平靜下來，重新獲得耐心和信心，重新找回久遠的根本的盼望。我們不過處在歷史的過程中，磨還在轉(zhuǎn)動，雖然轉(zhuǎn)得很慢，但著急不來，畢竟我們能看見的常常只是現(xiàn)實的表象，我們并不明白歷史何以如此。王鼎鈞就這句話也有很好的點評：“歷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有遠因、近因、內(nèi)因、外因，歷史永遠在進行，只是你不覺得。這也正是中國人常常說的天道在冥冥之中。歷史上重大的改變雖然來得慢，但是常常變得很徹底，冥冥之中進行的，是一件一件慢工細活。”[1]難怪德國大詩人歌德充滿敬畏地將歷史稱為“上帝的神秘作坊”。1967年9月的一個夜晚，在臺灣陽明山官邸，蔣介石對來訪的美國眾議員的周以德吟誦的就是這四句諺語，只是將第三句放在了最前面。周以德曾在中國傳教和行醫(yī)，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2]

一

看看近世以來中國的轉(zhuǎn)型，帝制瓦解，共和誕生，袁世凱這個新權威看上去已穩(wěn)如磐石，就連解散國民黨、取消民選國會，都無人可以質(zhì)疑。因此，他一轉(zhuǎn)念就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也正是這一轉(zhuǎn)念，他的權威就如同紙糊一般被戳穿了。這一切的發(fā)生都在短短幾年之間，讓人眼花繚亂。

袁氏當國，遇上了開創(chuàng)新局的大好機會，不幸他只有舊手段、舊眼光、舊見識，要他往共和的新路上走，真是難為他了。他與留美博士顧維鈞關于共和要多久的問答，確乎生動、真實。袁氏是中國的官場里歷練出來，見過世面、經(jīng)過風浪的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與古老帝國的糾纏極深，也是古老帝國一步步造就出來的，典型的中國史中人。

張東蓀在盛年思考中國的過去與將來，苦思冥想，為中國求出路。在那個階級論思潮勃興的時代，他也以階級來分析兩千年來之中國，認為中國有三個階級：官是一個階級（商也好，士也好，都可歸在這個階級），農(nóng)民是一個階級，軍和匪是一個階級。士和官之間并不能劃等號，兩者之間關系復雜，有矛盾。農(nóng)民通過讀書考試可以成為士，也可以成為軍或匪。他很看重士這個階級，長遠地看，這算是承擔責任的一個階級，也是造就中國的制度、文化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的支撐力。

清末廢科舉，改學校，學生中的一部分成為革命黨，保留了一些士的氣味。辛亥革命卻主要由新軍起事造成，如果沒有新軍，光憑革命黨，清帝國不可能被撼動。袁世凱何許人？他是官，他更是新軍的主要締造者，在新軍打造的新局勢中他登上權力舞臺的中心，乃是順理成章的。他是兵的代表，也是官的代表，幾乎無人可以替代他。曾幾何時，“非袁莫屬”不是一句空話。

帝國的落日中，士的光榮畢竟還沒有完全過去，在晚清咨議局選舉中勝出的各省議員們，或在民初國會選舉中勝出的參議員、眾議員，多數(shù)可以算是舊式的士或新式的士，他們或是有舊的科舉功名，乃至狀元（如張謇），或是留學歸來，或是出身國內(nèi)新式學堂（如京師大學堂）。他們的政治傾向雖各不相同，或是立憲派，或是革命黨，但他們中的不少人是有責任感的，那是古老文化賦予他們的士的底氣。可惜，短暫的議會問政歲月，尚來不及淘洗出一批擁有民主精神的士來支撐新生的共和制度。在長期的帝制生活下，國民性格中不可能養(yǎng)成民主精神，來適應和支撐新的共和制度。這樣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時間中商量培養(yǎng)的，在適當?shù)耐寥乐胁拍苈�慢成長起來的。清帝國開設的咨議局、資政院，民初的國會原本是最好的練習場。但是，他們需要時間。就連維系了二千年帝制循環(huán)的士和他們所代表的以儒家為主體的價值觀，也是在長久的時間中轉(zhuǎn)化為民族的政治文化，以至于游牧民族的統(tǒng)治者也難以改變。

像年輕的“八〇后”宋教仁這樣對共和、民主有明晰見解、并有著付諸實行的熱忱與能力的新人，畢竟只是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還不足以與袁氏這樣的舊人競爭。袁氏不愿走一條前途不明朗的新路，而要回到熟悉的老路，背后卻不乏強大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推力，這不僅僅是私人的具體的因素。整個中國還在新舊交替或新陳代謝的路上，上帝的磨還在慢慢地轉(zhuǎn)，莊稼不會一夜就熟了。

袁氏之后，北洋軍人主導北方政局十多年，最后被黃埔軍人代表的力量取代，骨子里還是軍階級代替了軍階級。

二十幾年過去后，到1946年，親歷過辛亥以來中國波瀾起伏的變化，以哲學為業(yè)的“八〇后”張東蓀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其時他的《道德哲學》《科學與哲學》《思想與社會》《知識與文化》等著作已陸續(xù)問世。大半生對國事的奔走和思索使他明白，“如果中國仍走歷史上的老路，則不僅中國永遠不能變?yōu)楝F(xiàn)代國家，并且中國人亦永久得不著人生幸福。中國要變?yōu)槊裰鲄s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為這樣的文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十分可靠的根基。……所以中國今后要實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個政治上的制度之問題，乃確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個問題。亦不僅是在歷史上另劃一個新紀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國從歷史的舊軌道中搬出而另外擺在一個新的軌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聲民主以為就可了事；我則以為民主二字愈成濫調(diào)，則必致離真正的民主愈遠。于是我們的問題便為：要實現(xiàn)民主必須先有一班人而足為這樣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國沒有這樣的人們，則縱有數(shù)千百萬的高呼民主者亦必無濟于事。非圖無益，反而有害。”[3]

[1] 王鼎鈞：《一方陽光》，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頁。

[2] [美]陶涵：《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的奮斗》（下），林添貴譯，時報文化，2010年版，第664—665頁。

[3] 張東蓀：《中國之過去與將來》，《觀察》194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