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當下好看的書不少，這本書翻開來，卻是三十年前的事，實在令人猶豫要不要翻一本舊賬。于是來作個自序，免得別人礙于情面說些好話，轉過來讀者鄙薄的是我。
“遍地風流”、“彼時正年輕”，及“雜色”里的一些，是我在鄉(xiāng)下時無事所寫。當時正年輕，真的是年輕，日間再累，一覺睡過來，又是一條好漢。還記得當年隊上有小倆口結婚，大家鬧就鬧到半夜，第二天天還沒亮，新媳婦就跑到場上獨自大聲控訴新郎倌一夜搞了她八回，不知道是得意呢還是憤恨。隊上的人都在屋里笑，新郎倌還不是天亮后扛個鋤頭上山，有說有笑地挖了一天的地。這就叫年輕。
年輕氣盛，年輕自然氣盛，元氣足。元氣足，不免就狂。年輕的時候狂起來還算好看，二十五歲以后再狂，沒人理了。孔子晚年有狂的時候，但他處的時代年輕。
文章是狀態(tài)的流露，年輕的時候當然就流露出年輕的狀態(tài)。狀態(tài)一過，就再也寫不到了。所以現(xiàn)在來改那時的文章，難下筆，越描越枯，不如不改。狀態(tài)原來是不可以欺負的，它任性之極，就是丑，也丑得有志氣，不得不敬它。
年輕有一個自覺處，就是學生腔，文藝腔。學生和文藝，都不討厭，討厭在套進腔里，以為有了腔就有了文藝。我是中學時從“學生范文選”里覺到這一套的，當時氣盛，認為文章不該這樣寫。那文章應該怎樣寫呢？不知道。教的又不愿學，學校好像白上了。
我永遠要感謝的是舊書店。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便宜，但還是沒有一本買得起，就站著看。我想我的啟蒙，是在舊書店完成的，后來與人聊天，逐漸意識到我與我的同齡人的文化構成不一樣了。有了這個構成啟蒙，心里才有點底。必里有底就會癢，上手一寫，又泄氣了。我就是帶著這種又癢又泄氣的狀態(tài)去插隊的。
先是去山西雁北，同去者有黃其煦、龔繼遂等五六個人。黃其煦是我的小學同學，又是鄰居，龔繼遂則是一起去時認識的，這兩個朋友現(xiàn)在都在美國而有成就。在桑干河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村里先來的是北京男四中和師大女附中的知青，算得是北京中學里的菁英吧。不過讓我受益的是一個叫來運的高三學生，面容很像關云長，少言。離開山西前請教于他，他說：“像你這種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瓏，要六面玲瓏還有兩面是刺”。這個意思我受用到現(xiàn)在。
繼之去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阿榮旗，同去的還是黃、龔等人，不過這次還有章立凡、邢紅遠、李恒久等十來個人。章立凡身長高大，面如脂玉，觀之正是所謂玉樹臨風，在那個講究窮講究橫的年代真是令人一愣。我父親有一次從干�；丶遗龅搅⒎�，將我叫到另外的屋里問“哪里冒出來的”，一臉的又懼又喜。
再去的就是云南了。這次朋友中只有黃其煦，其他則是新朋友關乃、孫良華、楊鐵剛、張剛。關乃好書畫金
石，好相機，好音響，現(xiàn)在他手工制的“關氏”電子管擴大機，在香港頗有名氣。其實關乃的“關”，是滿清皇族姓瓜爾加的漢轉，擴大機的牌子不妨用原音字，好聽。我見過“皇家牛肉面”的招牌，皇家人吃牛肉面嗎？看來越是皇家越不貼皇家的金。孫良華好音樂，好電工手里有一把音色奇好的捷克提琴。楊鐵剛希望將來作曲。張剛則是職業(yè)革命家的坯子。
我在這里寫到昔日的青春同路人，想想當時都才十多歲，額頭都是透明放光的。
在云南一待就是十年，北京來的朋友們陸續(xù)回去北京。我因為父親的問題，連個昆明藝校都考不進去，大學恢復高考，亦不動心，閑時寫寫畫畫。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過世，四月，我在外國電臺里聽到“四五”的消息。每日還是上山干活，風雨如故，地老天荒。六月，唐山大地震，我探親回北京，火車進站，一個工人一路搖著一柄錘敲打車輪，忽聽得他不知為何大罵“我他姥姥的”，很多年沒有聽到如此純正的鄉(xiāng)音了。九月，毛澤東過世，當天街巷皆有肅殺之氣，我替父親送點東西到前中央美院院長江豐先生家去，在巷口見他坐在矮凳上如老僧入定，說是居委會命他在此觀察階級敵人的活動，我說您自己不就是階級敵人嗎？老人不出聲音地笑到眼淚流出來。
回云南到昆明的時候，正遇上王張江姚所謂“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傳來，市面激動。我在朋友家借宿，坐下來寫
《寵物》，寫好了看看，再一次明確文學這件事情真不是隨政治的變化而變化。
我習慣寫短東西，剛開始的時候，是怕忘，反而現(xiàn)在不怕忘了。忘了的東西一定是記不住的東西，這是廢話，不過廢話若由經驗得來，就有廢話的用處。
看消息說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三十周年，有要紀念的意思。不過依我的經驗，青春這件事，多的是惡。這種惡，來源于青春是盲目的。盲目的惡，即本能的發(fā)散，好像老鼠的啃東西，好像貓發(fā)情時的攪擾，受擾者皆會有怒氣。如果有所謂“知青文學”，應該是青春文學的一類，若是這樣，知青這個類也只有芒克的《野事》一部寫得恰當吧。我們現(xiàn)在回頭去看所謂“知青文學”，多是無奈，無奈是中年以后的事，與青春不搭邊。再往回看到一九四九年，一路來竟無一篇與青春有關，只是些年輕時與政治意義的關系，與政治意義無關的青春，是不能入小說的，“知青小說”的致命傷，也在于此。而青春小說在中國，恕我直言，大概只有王朔的一篇《動物兇猛》，光是題目就已經夠了。
青春難寫，還在于寫者要成熟到能感覺感覺。理會到感覺，寫出來的不是感覺，而是理會。感覺到感覺，寫出來才會是感覺。這個意思不玄，只是難理會得。
編集舊東西，頭皮要硬一些，硬著頭皮才能將一些現(xiàn)在看來臉紅的東西集在一起送去出版。

一九九八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