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后記
　　最早接觸阿斯曼夫婦的記憶理論是在2000年左右，當時我正在德國讀博士，論文題目是德國戰(zhàn)后文學中的歷史反思與中國“文革”后文學反思的比較，主要考察君特·格拉斯和莫言的作品。格拉斯的研究文獻已經(jīng)汗牛充棟，如何提出新的角度真是讓人頗費心思。后來我讀到阿萊達·阿斯曼的一部著作，深受啟發(fā)，進而順藤摸瓜，研讀了莫里斯·哈布瓦赫、揚·阿斯曼和哈拉爾德·韋爾策等人關于記憶理論的著述，茅塞頓開，論文也就水到渠成。2006年我回國不久就結識了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岳秀坤編輯，他當時正負責耶爾恩·呂森和張文杰先生（已故）主編的“歷史的觀念譯叢”，其中收入了記憶理論的幾本重要著作，已經(jīng)翻譯出版韋爾策的《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當時出版社原擬節(jié)選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和阿萊達·阿斯曼的《回憶空間》中若干重要章節(jié)，合并為一本書出版。我力勸秀坤編輯，阿斯曼夫婦的這兩本著作是德國記憶理論的基石，值得全文引進，并自薦翻譯《回憶空間》。后來由于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的雜事繁冗，小兒懷德又橫空出世，所以翻譯工作一拖再拖，直到2014年才脫稿，而這時秀坤編輯已經(jīng)在首都師范大學獲得教職，離開了出版社，編輯工作轉交陳甜女士。2015年11月，阿斯曼夫婦受北京大學和歌德學院北京分院之邀，來華講學，《文化記憶》和《回憶空間》兩書能以此機緣次第出版，堪為幸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的記憶研究如火如荼。德國的記憶研究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碩果累累。記憶研究之所以在德國頗受重視，與記憶這一主題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著密切的關系。十三年的納粹統(tǒng)治給人類社會造成的累累創(chuàng)傷是德國人無法忘卻也不可以忘卻的歷史經(jīng)歷。如何對待這段歷史？能否像德國前總統(tǒng)里夏德·馮·魏茨澤克所言“誠實與純凈地紀念”這段往事，“使它成為自己內(nèi)心的一部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到如今70年的時間里，德國人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從戰(zhàn)爭剛剛結束時的心理防御機制，到后來阿登納政府提出的“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口號，這些以遺忘過去為目標的做法雖然讓人在短時間內(nèi)規(guī)避了揭開傷疤的痛苦，但在社會和家庭領域卻留下了很多長期潛伏的后患。1968年學生運動后，人們對待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態(tài)度才漸漸積極起來，直到1970/80年代，“整理過去”(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才開始在阿多諾所言的意義上成為人們新的行動方針。在德國乃至在歐洲，一種“回憶文化”漸漸生成，針對納粹歷史的回憶工作(Erinnerungsarbeit)已經(jīng)成為德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日常部分，正是這樣的基礎才使記憶理論研究獲得了在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推動力。
　　在德國的記憶研究中，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夫婦的成果可謂是記憶理論的柱石。揚·阿斯曼是古埃及學家，他對地中海周邊的古代高級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面對這些古代文化的深厚積淀及其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揚·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記憶這個概念，第一次把記憶這個原本只用于個人的、生理學上的現(xiàn)象，拓展到了文化現(xiàn)象之上。文化記憶這個概念既避免了“傳統(tǒng)”“傳承”等概念的褊狹，又去除了“集體記憶”概念中的模糊性，甫一出現(xiàn)就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認可。揚·阿斯曼還進一步把文化記憶分為“熱回憶”和“冷回憶”兩種類型，以描述不同的記憶內(nèi)容對社會變遷造成的或推動或阻礙的影響。
　　在阿萊達·阿斯曼這里，文化記憶的研究對象的范圍又獲得了極大的拓展，其內(nèi)容不僅是“神話傳說，發(fā)生在絕對的過去的事件”，而是“具有象征形式的傳承的全部內(nèi)容”，其中不但包括流傳有序的文本正典，還有后現(xiàn)代的小說；不僅有古羅馬的殘垣斷壁，還有剛剛完成、甚至尚在進行的裝置藝術。文化記憶的時間結構也不再是“神話性史前時代中絕對的過去”，而是這些傳承的全部內(nèi)容在歷史的嬗變中“要仰仗不斷的闡釋、討論和更新”。如此龐大駁雜的內(nèi)容，哪些在建構身份認同、證明合法性、作為行為指南或價值標準上發(fā)揮著功用？哪些又沉睡在歷史的黑暗之中？阿萊達·阿斯曼又區(qū)分了回憶的兩種模式——功能記憶和存儲記憶。功能記憶是有人棲居的記憶，是經(jīng)過選擇、連綴、編排，使其具備結構和關聯(lián)，并從這一建構行為中獲得意義的記憶；而存儲記憶則存放著暫時無用的、變得冗余的知識，沒有利用的機會，也沒有其他可能性，它不是任何身份認同的基礎，它的作用在于包容比功能記憶所允許的更多或不一樣的東西，作為當前功能記憶的校正參照。存儲記憶被放置在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等存儲器中，它們所具備的動能是潛在的，“存儲記憶可以看作是未來的功能記憶的保留地。它不僅僅是我們稱之為‘復興’的文化現(xiàn)象的前提條件，而且是文化知識更新的基本資源，并為文化轉變的可能性提供條件”。對文化的未來來說，兩種模式能夠同時并存、并保持相互之間的高度滲透性至關重要，只有這樣文化才能保持其更新的能力。
　　功能記憶和存儲記憶這一對概念的厘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它們消除了尼采、哈布瓦赫、皮埃爾·諾拉等堅稱的歷史與記憶之間的二元對立，使歷史研究和記憶研究有了融會貫通的可能；其次，它們揭示了歷史或者過去如何對當下發(fā)揮功用的機制：一個主體通過激活來自過去的一部分信息建立起一個功能記憶，自己則成為功能記憶的載體或承擔主體，在這個功能記憶中它為自己架設一個特定的過去的建構，并以此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另外，這一對概念還解釋了回憶與遺忘的關系問題：此刻被回憶的東西會因為失去了重要性而沉入遺忘的深淵，而此刻被遺忘的東西也可能因為獲得了新的重要性而被重新記起�；貞浥c遺忘兩者并不是對立的現(xiàn)象，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
　　如果讀者想要在本書中尋找某套完整的記憶理論的話，恐怕是徒勞的。此書成書之時，記憶理論正在創(chuàng)建之中，很多思想仍在經(jīng)受磨礪。書中的基本理論框架在阿萊達·阿斯曼后來的著述中又有所補充和修正。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書“寫作的興趣點在于盡可能多地展現(xiàn)對于復雜的回憶現(xiàn)象的不同觀點，同時展現(xiàn)較長的發(fā)展脈絡和問題的持續(xù)性”。也正是由于書中內(nèi)容的豐富性，才使不同學科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啟發(fā)，這也是這本書得到廣泛接受的原因。
　　阿斯曼夫婦的研究雖說分別以古代文明及文化史的內(nèi)容為基礎，但是對現(xiàn)實也富有積極的指導意義，揚·阿斯曼的研究挖掘了中東地區(qū)尤其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之間沖突的根源，給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能的方案。阿萊達·阿斯曼的研究更是對于當下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給予大量的關注。她對于德國的記憶工作、兩德合并所遺留的問題都運用記憶理論進行了闡釋，給人很大的啟發(fā)。隨著時間跨入21世紀的門檻，經(jīng)歷了中國跌宕起伏的20世紀的一代人漸漸離開歷史舞臺，很多第一手的、鮮活的歷史記憶就這樣隨之而去，許多學者、藝術家甚至普通人都意識到了這一點，紛紛以口述史、老照片、私人博物館、自傳等形式試圖挽回和留住這些記憶。希望從古代地中海文明和近現(xiàn)代歐美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的記憶理論能給中國的記憶研究以啟發(fā)和推動，實乃譯者初衷。
　　對書中引用較多的莎士比亞、華茲華斯、海涅等名家作品，譯者參考了朱生豪譯本（譯林出版社，《莎士比亞全集》8卷本）、丁宏為譯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序曲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錢春綺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羅曼采羅》），在此一并表示感謝�？紤]到所引譯文在本書中是作為論據(jù)出現(xiàn)，譯者對部分文字做了稍許改動，主要是將某些關鍵詞改為直譯。其他文學作品引文的翻譯也以準確性為首要原則，有時難免累及其文學性，在此特別加以說明。
　　譯者還要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岳秀坤老師對本書的選題立項、北京大學出版社陳甜編輯認真縝密的審校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本書的翻譯工作得到了歌德學院翻譯計劃的資助，謹致謝忱。最早負責此項目的歌德學院北京分院郭玲女士在項目進行期間韶齡早逝，令人唏噓。現(xiàn)此書完成，芳魂有知，當以為慰。
　　潘璐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