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chǎn)研究（第3輯）》：
　�。�六）蒙古民族形成的兩種推動手段
　　變成這樣以后，它在蘇維埃（社會主義）時期有一個民族形成過程。這個形成過程不是自然的，是需要后人用一種手段去推動的新的過程。最后要實現(xiàn)的是一個社會主義蒙古民族。關于怎么形成、用什么樣的形式成立有兩點說明。第一，成立時要放棄自己的方言。就如四川人放棄四川話而去學北京話，就能成為中國人的道理。因為北京話是中國人說的，不說北京話就不是中國人。第二，要通婚。一個部落如果形成內婚制的話，就被認為是愚昧落后。若要想進步，就必須和主體民族通婚。然后，作為人類學者的蒙古學家們經(jīng)過每天的調研，得出一個數(shù)據(jù)：今年通婚的人數(shù)是多少？按比例看，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蒙古民族”快形成了。這是類似于蘇聯(lián)的做法，和中國有差異。用一個大膽的說法，叫作蘇維埃學說。在蘇維埃學說里面還有其他的東西，很遺憾，沒有機會跟李紹明先生探討這個問題。這個東西在蒙古國實踐的后果，是像我這樣自認為很蒙古的人卻被拒之門外。所以，這不只是一個學術的問題，而是涉及我整個人生的重要事件。
　�。ㄆ撸┟褡宓摹凹儩崱迸c“不潔”
　　再者，這個民族因為具有內向的性格，所以很強調自己的純潔性。這種純潔性的強調導致對“污染”非常敏感。這出現(xiàn)了一個比較有趣的邏輯關系。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民族主義里的主要內涵是反對同化，反對文化的同化以及各個方面的同化。也即是說，如果同化，就是漢族“污染”了我們，漢族文化的血液在“污染”著我們這個文化的機體。民族主義的取向就是去一個更純潔的地方清洗“污染”，使自己清潔化。這是蒙古民族主義的一個內涵。但是，內蒙古的民族主義到了那個地方以后，反過來就變成了一個“污染”源。對于外蒙古來說，不是一個漢族人直接跑到那里去“污染”了他們，而是由我們這些帶有漢族“污染”的人到那兒，無形中在“污染”著他們。
　　像我們這些人，既會說漢語，也能說蒙語。所以像我，漢語與蒙古語的水平都不夠高。如果我一直在說蒙古語，肯定和蒙古人一樣。問題就出現(xiàn)在這里，我對中國人說中國話，對蒙古人說蒙古話，好似一個精通雙語的人才。我的思維在用漢語思維時跟大家是一樣的，沒有什么差別；用蒙古語思維的話，和蒙古人是一樣的，沒有任何障礙。但是我們有這樣一個“污染”源，帶著各位的細菌到了那個地方，所以就出現(xiàn)一個“純潔”與“不潔”之間的斗爭。
　�。ò耍┱壑信c雜糅
　　這里面我找出一個折中的辦法——雜糅。我用的是維多克·特納（Vic-torTurner）的概念。他研究儀式的三個步驟，中間的一段叫閾限（liminalstage）。它指的是中間的、沒有結構的過程。在其中，所有的社會事物和結構都不存在。你必須放棄，你必須把衣服等什么東西都脫了，把頭發(fā)剃了，你才能做這樣的儀式。但你出來以后，你還必須加入這個社會，必須扮演社會的角色，要變成社會的人。在這個過程當中，處于閾限里面的人很危險，很可能自己會死掉，或者會被很多人收拾掉。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態(tài)。所以我把內蒙古定義為這么一群人——正好處于中國與蒙古之間的“危險人群”，怎么“危險”呢？它很脆弱，中國看它不順眼，疑惑蒙古人心懷不軌。從內蒙古看外蒙古，也質疑他們是真的蒙古人還是假的蒙古人。見了中國人說中國話，見了蒙古人說蒙古話。為什么他們的情感會是這樣的？所以，產(chǎn)生了對他們不信任——就如對我的不信任一樣。蒙古人也不信任。這就是慣習（habit）。我變成了這樣一個人。我從這里面提煉出這么一個東西，再把它擴展到內蒙古，于是整個內蒙古也變成了habit，里面包含的內容有很多。
　�。ň牛┟晒艊�的文化多元
　　最終，我提出一個觀點：蒙古國必須要走向一個多元的未來。這個多元必須是文化的多元，不一定是政治的多元，因為政治的多元是泛蒙古主義。這是任何的現(xiàn)代帝國或者政治體系都不允許做的，因為它要打破世界格局。如果這樣做的話，對蒙古國自己的主權很可能有沖擊。所以我去除了這個政治的可能性。那么，政治上我們不能來往，文化上我們可以來往嗎？文化上是怎么樣一個來往法？沒有。這就要沖破社會結構。這里面必須弄清楚的一點是什么是蒙古？一個部落就能夠代表蒙古嗎？就如一個四川就能代表中國嗎？答案是不能。中國是由什么組成？是由中國的這么多省與地區(qū)共同組成的。一個地方，一個角落，一個地區(qū)，不可能代表也沒有能力代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