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找一個根據

　　將“魯郭茅巴老曹”樹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心作家的做法，最早可能出自1951年9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一書，但直到1979年唐弢、嚴家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學者們對現代文學史的辛苦布局才被落實并傳布開去。按照一般常識，作家獲得正宗地位總是說明他與一定的歷史有密切的聯系，也許還是多方面因素合作促成的結果。處在20世紀中國文學政治化的大過程中，其中的頭緒就顯得駁亂復雜。不過，“魯迅之死”應是諸多線索中的一個值得梳理的起點，是我們討論問題的第一個落腳處。

　　1936年10月19日，曾以小說參加“五四”文學革命，后經廈門和廣州逃亡到上海并在該城寓居十年的作家魯迅病逝。他與蘇聯作家高爾基和老師章太炎死在同一年。躲在家中不敢出門的左翼作家馮雪峰打電話向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求助，宋委托沈鈞儒律師事務所在虹橋公墓買了一塊墓地。魯的遺體當日下午3時移至萬國殯儀館，21日下午入殮。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本是極普通的事，魯迅生前也從未視自己為偉大。這些表面雖似末端細節(jié)的人生故事，不想卻被不少人的想象力放大，在以后半個多世紀里經常與一些大事勾織連結。其因果關系，直至許多年后才漸看明白。

　　這些類似古代悼文的文字，略帶夸張地記錄下作家們眼中的魯迅之死：“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得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這消息像悶雷似的，當頭打了下來，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動�！�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旁邊花圈上一條白綢帶寫著‘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卻是永不能夠被填補的了�！�

　　報人曹聚仁的回憶，又把這一切拉回到日�；�的情景中。他說，我們趕去吊唁時，看見他安詳地躺在臥室靠左的一張床上，身上是一條粉紅色的棉質夾被，臉上蒙著潔白的紗巾。他的口眼緊閉，頭發(fā)里夾著幾根白絲，面容雖消瘦了些，卻并不怎么難看。我一眼看去，一張半舊半新的書桌，上面雜亂地放著書籍、原稿、兩枝金不換毛筆，旁邊有一只有蓋的瓷茶盅。房中顯得比較凌亂，桌子盡頭是他在文章里經常提到的藤躺椅。壁上掛著些木刻和油畫。海嬰是魯迅唯一的兒子，那時才七歲，這天真的孩子，還不懂得人生的憂患，在那里蹦來蹦去的。這庸常生活的氣息與普通人家的舉喪沒有什么不同。

　　他還用近于詼諧的筆觸寫道：有人建議國民政府把紹興縣改為魯迅縣，但沒有下文。為了魯迅縣的擱淺，連改績溪縣為胡適縣也作罷論。倒是那位官方發(fā)言人王平陵，在他的溧陽縣，首先有了平陵路了。為了紀念魯迅，中共在延安設立了魯迅藝術學院，訓練了抗戰(zhàn)時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傳的。他們中間值得紀念的并非無人，而獨紀念了魯迅，這種聰明做法超過了當局。

　　曹氏臨末還不忘添上一筆。他知道魯迅和郭沫若之間是不怎么和諧的，他們生前從未見過面。魯迅死后，郭沫若開始說他的好話(和《革命春秋》中所說的話大不相同)意思是：“考慮到在歷史上的地位，和那簡練有力，極盡了曲折變化之能事的文體，我感覺著魯迅有點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但魯迅的革命精神，他對于民族的榮譽貢獻和今后的影響，似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惫�也是當代的能文之人，這些話，卻使我們看不明白，既非違心之論，必是敷衍了事的紀念文字。曹聚仁知道魯迅平生是最討厭韓愈的，兩人風格相去甚遠。

　　如果從“文人圈子”的角度讀這些文字，沒有人覺得奇怪。即使有一些文學修辭的成分也是能夠理解的。一，魯迅畢竟是“五四”一代離世的重要作家。二是追述者都是與魯迅親近的人，這種“劇烈”反應在情理之中。三是與五四時代相比，上海時期的魯迅已經有了某種象征的意味，盡管各方面的看法莫衷一是。

　　在歷史長河中看，1930年代當是中國的“多事之秋”。洋務運動之后的第二次“現代化”進程正在全國城鄉(xiāng)上下全面鋪開(茅盾的小說《子夜》、《春蠶》描述的就是現代化所引起的社會矛盾及各階層利益沖突)，日本人借助“9·18事件”開始對中國虎視眈眈，國內各種矛盾也在持續(xù)激化。這個民族的歷史時運并非絲毫未見。各種歷史可能性會隨時發(fā)生。不管魯迅的擁戴者有意還是無意，他們的舉動都與這個“大歷史”做了聯系。透過魯迅之死這個現象，人們還可以將眼光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外發(fā)生的這些“社會故事”上稍作停留：1927年大革命失敗，在國民黨政權的血腥鎮(zhèn)壓和瘋狂迫害下，中國革命遭受了很大損失。1931年底，臨時中央成員被迫分批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qū)。1934年10月，在獲得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一年后，歷經坎坷的紅軍抵達陜北，但又陷入國民黨中央軍和張學良東北軍的重重合圍之中。1931年2月，革命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被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此后幾年，應修人、洪靈菲、潘謨華等相繼遇害。1933年，丁玲被綁架，傳言“已由某機關判處無期徒刑。”上述情形，使得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有充分理由不把“文學”與“政治”看作兩個沒有聯系的因素：“在我們?yōu)橹袊�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戰(zhàn)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zhàn)線，這就是文化戰(zhàn)線和軍事戰(zhàn)線……而且前者“是團結自己、戰(zhàn)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睂嶋H情形也與這著名的“后設”大致相符，國民黨從文化和軍事兩個方面剝奪了左翼文化存在的合法性，這就使一向反感、抵制思想文化專制的魯迅，在無形之中與中國反主流文化思想的斗爭結成了盟友。有事實表明，魯迅與被捕殺共產黨員作家中的一些人曾過往甚密。柔石被捕時口袋里還藏著魯迅在北新書局印書的合同。魯迅這時有些緊張，也在情理之中。他不得不燒掉一些朋友的書信，匆忙離開自己的寓所。他在友人內山完造的幫助下，隱匿在日本人開設的花園莊旅館避難。在副樓樓梯底下一間小屋里，兒子海嬰和女傭使用一張大床，魯迅和許廣平在靠門口的小床上暫住。這里的過道上擺著火盆，魯迅常常坐在火盆邊的椅子上取暖。這樣的情形，當然十分危險而狼狽。他未必以為自己這是在從事“革命”事業(yè)，但他這樣做卻能夠使人們在“革命”的范疇中來思考魯迅命名的問題。另有消息傳出，剛剛得知魯迅辭世的消息，毛澤東就通過馮雪峰把自己列入治喪委員會名單，延安等地還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魯迅周年忌日，延安又發(fā)起隆重的紀念大會，毛澤東親自到場講話，這個講話，后來以《毛澤東論魯迅》為題發(fā)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雜志上。不知如果警省的魯迅活著，對這種文學之外的宣傳該做何感想，自然無法猜度。顯然，“魯迅之死”已超出上海灘一個孤立文學事件的范圍，而變成了大歷史的一個部分。與此同時，這個事件也提出了如何評價魯迅——即對魯迅做歷史命名的要求，它不光是文學史的命名，同時也包括著對政治文化的命名，雖然它比最終的文學史命名早發(fā)生了將近20年的時間。

　　我這樣說，不是有意把研究對象串連到大歷史的線索當中來構建我這本書的邏輯基礎，意在表明，所謂文學史命名與這些大大小小的線索并非毫無牽涉。當然，“魯郭茅巴老曹”的經典化除此主要線索之外，還存在著許多別的次要的線索，我將會它們另作討論。這正如我正想借此聲明，魯迅在“當代”的經典化除大歷史層面外，還存在著若干大大小小的層面，這些問題不可能在一本書中全部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