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民族學院學術叢書：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甲骨學》將視角集中于甲骨學草創(chuàng)期（1899-1928）和發(fā)展初期（1928-1939）活躍于中華大地的西方傳教士身上，研究其甲骨購藏、流布、保存、著錄等甲骨學活動及代表著作、學術觀點、主要貢獻與深遠影響等，進而勾勒其甲骨學活動軌跡。同時，從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等相關學科與海內(nèi)加固學研究土壤等維度，審視西方傳教士在甲骨學研究領域的學術貢獻與影響，進而考察其在中國甲骨學這一世界性顯學構建中的歷史地位。通過研究，即可為學界提供一幅體現(xiàn)甲骨學早期歷史面貌的畫卷及一種觀察中國甲骨學國際化進程的視角，又可為進一步推進甲骨學這一國際性顯學的中外學術交流與縱深發(fā)展提供歷史借鑒。
更多科學出版社服務，請掃碼獲取。
序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jié) 甲骨學是一門國際性顯學 2
第二節(jié) 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甲骨學的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 6
第三節(jié) 本書的研究范圍及宗旨13
第二章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購藏15
第一節(jié) 西方人購藏甲骨始年鉤沉17
第二節(jié) 中外甲骨購藏第一人——明義士與甲骨購藏32
第三節(jié) 其他傳教士的甲骨購藏38
第四節(jié) 西方傳教士甲骨購藏的階段特征與客觀歷史作用41
第三章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流布48
第一節(jié) 流布海外的西方傳教士舊藏甲骨49
第二節(jié) 留于國內(nèi)的西方傳教士舊藏甲骨52
第三節(jié) 西方傳教士舊藏甲骨流布始末 57
第四節(jié) 特定歷史坐標下對西方傳教士甲骨流布的價值評判65
第四章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著錄69
第一節(jié) 甲骨學初期的甲骨著錄70
第二節(jié) 方法斂與甲骨著錄72
第三節(jié) 明義士與甲骨著錄85
第四節(jié) 傳教士甲骨著錄的意義 104
第五章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學論著 107
第一節(jié) 方法斂《中國原始文字考》 107
第二節(jié) 庫壽齡《河南出土之卜骨》 117
第三節(jié) 明義士《甲骨研究》 121
第六章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研究 127
第一節(jié) 早期甲骨學研究概述 127
第二節(jié)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辨?zhèn)?129
第三節(jié) 西方傳教士與著錄校重、甲骨綴合 152
第四節(jié) 西方傳教士與殷商史研究 163
第五節(jié) 西方傳教士的甲骨學研究與甲骨學研究的諸個方面 172
第七章 西方傳教士的甲骨學貢獻 176
第一節(jié) 保存甲骨文字材料 177
第二節(jié) 探訪甲骨出土地 179
第三節(jié) 記錄甲骨發(fā)現(xiàn)史 182
第四節(jié) 創(chuàng)新甲骨著錄法 184
第五節(jié) 奠基國際甲骨學 190
第八章 海內(nèi)外學術界對西方傳教士舊藏甲骨的著錄 196
第一節(jié) 庫方二氏舊藏甲骨的再整理 197
第二節(jié) 明義士舊藏甲骨的再整理 209
第三節(jié) 懷履光、福開森舊藏甲骨著錄情況 214
第九章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學國際化 222
第十章 西方傳教士相關甲骨學活動與甲骨著錄片號對照表 226
第一節(jié) 傳教士相關甲骨學活動大事記 226
第二節(jié) 西方傳教士甲骨學論著目錄 235
第三節(jié) 西方傳教士舊藏甲骨著錄片號對照表 236
參考文獻 302
附錄 312
附錄1 甲骨書籍簡稱表 312
附錄2 西方傳教士與甲骨學研究主要研究論著目錄 314
附錄3 《庫方》、《英藏》所收部分甲骨圖片 318
后記 324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民族學院學術叢書：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甲骨學》：
第一章 導 論
由于流沙墜簡、敦煌寫經(jīng)、內(nèi)閣大庫檔案，“四裔”碑銘以及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蔚然形成了幾種舉世矚目的新學問。特別是一八九九年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其后的科學發(fā)掘，形成了甲骨學和殷商考古學這兩門全新的學問。從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窮水盡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轉(zhuǎn)，柳暗花明，別開了新生面。甲骨學成為與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古代科學技術史研究等學科有著密切關系的當今“顯學”和“世界性”學問。①
談到甲骨學，無人不知“甲骨四堂”。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曾言：
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qū)其時代，鼎堂發(fā)其辭例，固已極盛一時。②
蔣逸雪亦贊曰：
近世治甲文而著聲稱者有四人焉，亦統(tǒng)名曰四堂。四堂者，上虞羅振玉雪堂，一也；海寧王國維觀堂，二也；峨嵋郭沫若鼎堂，三也；南陽董作賓彥堂，四也。羅、王繼其鄉(xiāng)人孫詒讓之《契文舉例》而有作，咸具開拓之功，世無間言。郭氏雜治，披沙揀金，時亦有獲。董氏晚起，親履殷墟，所見益廣，而務為條貫。其《殷歷譜》一書，號稱合作。③
但鮮有人知，甲骨學草創(chuàng)之初，非獨有羅王“有作”、“考史”，董郭“親履殷墟”、“雜治”甲骨。中國甲骨學有今日之成就，實出于“各國多數(shù)學者的共同努力”。這一點，“四堂”之一的董作賓早在20 世紀50 年代就曾明確提出過：
唐蘭氏所稱，“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qū)其時代，鼎堂發(fā)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自然是切實持平之論，非夸張阿好之談。不過甲骨學得有今日，實出于各國多數(shù)學者的共同努力，集千狐之腋以成裘，決不是少數(shù)人所應該自己矜伐的。①
這“各國多數(shù)學者”中就包含有一個特殊的群體——20 世紀初活躍于中華大地的西方傳教士，他們不僅在甲骨學草創(chuàng)之初就積極參與甲骨購藏、流布、著錄和研究，而且對甲骨學在國際范圍的傳播、甲骨學“世界性”顯學地位的建立均有著不可磨滅之功。
書單推薦
